那年盛夏後的五年
流亡、掙扎着重塑生活的她和他

四個香港流亡者，遙望他們深愛的土地，被北京步步扼殺。

June 9, 2024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Jim Snyder、Amelia Loi 、Gemunu Amarasinghe

佇立在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對面的街道，許穎婷拋開壓在頭上的懸紅通緝令，忍俊不禁。

“這棟大樓的背後，是一個仍在全力追捕政治活躍人士的政權。其中一個就是我。”

香港長大、現居美國華府，24 歲的許穎婷閒暇時會去教堂、嘴邊哼唱着粵語情歌，窩在堆滿毛絨娃娃的牀上製作油管影片，全然不是“頑固罪犯”的典型形象。

她批評北京日復一日地牢牢管控香港，包括強推國家安全法律。該法對叛國、顛覆和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爲的定義，廣泛而模糊。這成爲香港國安警察指控她的罪名。去年12月，香港警方把許穎婷列入通緝名單，並懸紅100萬港元（摺合約128,074美元）緝拿她歸案。

許穎婷總是笑容滿臉，和她在通緝照片上的笑容一致，反襯當下現實的荒謬。 （在世界新聞自由日之際，她在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外抗議，希望呼籲大衆關注對香港言論自由的鉗制。“我想說，那裏就有一個攝像頭。”她停下來，轉身道。）

她也是以一貫的笑容，應對突然被徹底改變的人生。

五年前的6月，超過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可把港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英國政府在1997年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北京曾作出“一國兩制”承諾。然而批評者認爲，這項修法將進一步模糊中、港界線。

6 月 12 日，港府無視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和表達自由，開始鎮壓示威。

此後，成千上萬名示威者被捕、新聞媒體和外媒辦事處被迫關閉（包括自由亞洲電臺香港辦事處）、公民團體被迫解散。今年3月，北京更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港府強推俗稱《基本法》“第 23 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爲香港再添一套新的國家安全法律。

過去五年，大批香港人逃離香港，流散到全球不同角落。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四位身在美國的香港流亡者，回溯他們昔日在香港的生活，瞭解他們在美國的近況。他們當日在反抗什麼？身在異邦，他們最牽掛什麼？ （美味的叉燒嗎？）。他們又在憂慮什麼？

他們當中，目前只有許穎婷獲批政治庇護，其他三人的個案仍在審覈中。不過，得益於總統拜登針對2019 年的香港抗爭運動而啓動的“延遲強制離境”（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 DED）計劃，他們目前不用擔心會被驅逐出境，直到 2025 年 2 月。

他們共同的忌諱，是仍在香港的親友，只肯略略講述他們如何面對沒有親人在旁的日子。在香港的國安法律底下，任何人若被當局認爲資助政治活躍人士（比如，贈以 50 美元作爲生日禮物），都可能會被香港當局騷擾，甚至被監禁。

正如現居華府近郊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梁頌恆所說，“我們很難知道紅線在哪裏。”

也因爲如此，他選擇和家人斷絕關係。

“突然之間，昔日的自由都變成犯法”

許穎婷

許穎婷一直都想到美國。她想在美國讀新聞、在華府工作幾年，然後回到香港，在這個新聞行業自由蓬勃發展的城市擔任外媒駐港記者。

2019 年4 月，當時仍是波士頓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學生的她，在校園報紙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題爲“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 ）。她在文中批評當時港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解釋在她眼中，香港人和中國大陸人有何不同。

這篇文章立即被廣傳，並引來迅速、甚至帶有威脅性的迴響。《華盛頓郵報》專訪了她，她其後全力協助組織在世界各地的聲援活動。

2019年11月，許穎婷回港，並義務爲網媒TMHK（Truth Media Hong Kong）採訪示威。 2020年3月，她再次回港幾個月，當時北京正蘊釀《港區國安法》。友人警告她，如果她繼續留在香港，將成爲首批被捕者之一。

於是 21 歲的她做了一個改變她一生的決定─離開香港。

從那時開始，香港倡議工作成爲她的志業。身體力行在美國倡導香港議題，也使她成爲美國國會聽證會的常客。今年5月，她向美國衆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作證時，炮轟香港經貿辦是間諜活動的“前哨基地”，呼籲美國政府關閉。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則否認有關指控。

許穎婷總是笑着、泰然自若地面對一切，然而背後，卻是潛藏內心深處的傷痛。她說，她在美國常感孤獨，也變得更內向，總是小心翼翼，不敢向別人透露太多個人感受，擔心對方未必認同她的觀點。

她也因而錯過和一起長大的朋友共同成長、成熟的機會。而她未來的每個人生重要時刻，婚禮、生孩子等，她的家人也將無可避免地缺席。

“不能和他們一起生活，真的很困擾我。”

儘管偶爾也會質疑自己當日的決定，她同時明白，當香港的言論自由被嚴加限制，她在香港也不會過得舒坦。

“我覺得很多當下身在獄中的人，都是偶然的自由鬥士。他們只是想行使他們被應許、且自出孃胎以來一直都在行使的權利。然而突然之間，昔日的自由都變成了犯法行爲。”

“那就是想家的感覺吧”

林芷萱

在她原本的世界裏，25 歲的林芷萱此刻可能正在見病人。

她在香港求學時的志願，是成爲心理學家。 2020年，她大學畢業後，在維多利亞港附近的一家診所找到一份助理工作。

她說，當她完成面試回家時，第一次注意到身後有人跟着。之後的幾個月，她一直髮現到有人跟蹤她，雖不是同一個人，卻總是一樣的短髮、穿深色西裝，引人注目。

“一開始我以爲是變態跟蹤者，但這樣的事情越來越頻密後，我意識到身邊應不會有這麼多變態。”林芷萱說。

這些跟蹤滋擾讓她感到疲憊不堪，她很快就認定那是國安。擔心自己最終會被捕，林芷萱於是去了美國，她的母親和弟弟也離開了香港。她們目前沒有和她一起在美國生活，但她不願透露家人身在何方。

林芷萱成長於示威抗議都是家常便飯的香港。她隱約記得2002年的“反23條”遊行，當時港府第一次想推動涉及國安、限制言論的《基本法》23條立法，50萬港人走上街頭，迫使政府撤回草案，也是港人一次成功的抗爭。

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中，林芷萱通過大學的講座瞭解不同觀點。

到了2014年，當“雨傘運動”爆發，爭取全民普選時，林芷萱已經可以參與討論。她的中學允許學生停課，並開放禮堂讓學生辯論。

到了2019年，林芷萱加入“反送中”示威。雖然她從未被捕，卻曾爲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參加者做義工。她認爲，這使她被國安盯上。

她在 2021 年7月抵達美國，卻無法擺脫創傷。由於沒有就業許可，她無法在美國工作。初到美國時，她大部分時間都窩在華府郊區一個公寓裏。她一邊爲自己的未來擔憂，一邊擔心着一位被拘捕的朋友。

“我當時同時要面對對未來的焦慮，以及離港的愧疚。我有些朋友在監獄裏，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她說。

因着DED政策，她得以在美國工作和居留，目前正擔任倡議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發言人，並同時經營攝影業務。她已申請政治庇護，正等待審批，或需經年。

她想念香港的美食，想念運行時間更長，也更頻密的公共交通，而且沒有人會一直問她“你從哪裏來？”

雖然前景並不明朗，但她正考慮重返校園進修心理學。在香港，持碩士學位就可執業，但在美國就必須持有博士學位。不過她仍想幫助和她一樣、揹負着創傷的流亡者。作爲親歷者，她深有體會。

“香港社羣中有巨大的需求。”她說。 “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是我的家，但唯有當你離開以後，這種感覺才真正刺痛着你。”

“那就是想家的感覺吧。”

“好吧，我還活着”

梁頌恆

隨着 2019 年香港衝突升級，梁頌恆協助組織地下醫療小隊，以臨時救護車把受傷的示威者送到酒店房間、辦公室等空間改裝的臨時急症室診治。

“很多示威者即使受傷，也不敢去醫院接受治療，因爲那裏有警察駐守。”他說。

他還建立“家長車隊”，接載因公共交通被當局切斷，而被圍困在示威現場的人。

2019年，當示威者佔領香港機場抗議時，警方截斷連接機場的公車和列車，大批香港人自發駕私家車到機場義載、營救被困者，被喻爲”港版鄧寇克大行動” 。

“我們香港人爲着同一個目標團結一致，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時刻。”梁頌恆說。

38 歲的梁頌恆戴眼鏡、身型瘦削，並非“煽動者”的典型形象。在2015年，憂慮香港進一步被北京控制，他和友人創立政黨“青年新政”，主張香港民族自決。 2016年，他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第一件事就是抗爭。

他在宣誓時身披一面寫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旗幟，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格。他後來再因試圖進入立法會被捕。

2020年，他因衝擊立法會會議室，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囚4個星期。和林芷萱一樣，梁頌恆獲釋後發現自己被疑似國安跟蹤。他有感若再次被捕，將面臨漫長的監禁，消失於公共空間。他於是決定逃往華盛頓，抵埗後立即宣佈與家人斷絕一切關係，並辭去青年新政一切職務。

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英國政府在2021年啓動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計劃，爲300萬持BNO資格的港人提供“救生艇”，以回應對香港的歷史責任。1997 年前出生、持BNO資格的港人可申請到英國定居5年，以取得永久居留權。英國政府其後再擴大計劃至 1997 年後出生、父母持BNO資格的港人。

持有BNO護照的梁頌恆本可到英國生活，他卻選擇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走一條更崎嶇的路，某程度上是爲了緩解他內心的“倖存者愧疚”。他認爲，美國是全球政治中心，具有更大影響力，更適合他繼續做倡議及遊說工作。

他目前已申請政治庇護，並得到工作資格，但由於長期居留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他表示，自己很難重操舊業，在美國找回行銷領域的工作。他現在一邊透過商品交易賺錢，一方面繼續與白宮、國務院及國會接觸，試圖營救想到美國的抗爭者。

在他製作的油管影片中，他少談政治觀點，反而多分享投資心得。他認爲，這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傳達了一個不言而喻的訊息。

“我知道他們正在受苦，但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幫助他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拍一些油管影片……讓他們知道，‘好吧，我還活着，不用擔心。’”

“你想死嗎？”

Amity Chan

2019年，當香港爆發大規模示威時，身在美國的Amity Chan只能隔空關注。她當時是巴爾的摩馬里蘭藝術學院的學生。她說，自己從小都對政治冷感，但港警毆打示威者的畫面使她悲憤交加。於是她在自己的工作室外設置“連儂牆”，讓自己和其他學生有渠道聲援在香港的抗爭運動。

“我無法親身參與，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支持。”她說。

不過發聲，也有代價。最嚴重的一次，是她在校園派發傳單、宣傳華盛頓一場集會時，一羣中國學生包圍她。 “他們推我，說‘你想死嗎？’我立即跑去找校園保安。雖然我沒有被他們打，但那次經歷讓我覺得非常不安全。”

從2017年起，她就在美國讀書。 7年過去，對她而言，美國和香港一樣，都是她的家。不過，她能否留下來，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受惠於DED 政策的延長，她至少在 2025 年之前都是安全的，可以留在美國。不過她自行填寫的政治庇護申請被轉介到移民法庭，意味着她的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在沒有律師陪同下，她孤身出席移民法庭的首次聆訊，現場情況使她震驚─不同國家的人坐在法庭上、有老有嫩，有焦急的母親試圖讓懷中嬰兒停止哭泣，怕激怒法官；不少人都不會說英語，大家都因着不同原因申請政治庇護，對接下來的一切感到茫然。她形容，整個申請政治庇護的過程，讓她感到非常煎熬。

“如果我被驅逐出境，那就等於把我趕出家門。”她說。

Amity現在聘請了一位律師幫她處理申請，然而整個申請下來，總費用或高達一萬美元。她不能向父母求助，怕會讓他們置身險境。而爲了省錢，她和兩個年輕女室友在華盛頓郊區合租一間兩房公寓，她睡客廳。爲了保護隱私，她掛起一幅簾子，以作區隔。

她目前在當地一家畫廊工作，財政情況逐步得到改善，還可以用畫廊的工作室，繼續創作傳達政治訊息的藝術品。在2019年香港的示威浪潮期間，她創作了作品《手銬》，鮮紅色的背景上，印上了黃色的手銬，這兩種顏色，代表了中國政府。

“我希望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更瞭解香港的情況。現在香港已不再是主流媒體頭版的題材，但仍有港人被政府壓迫，仍有許多人被囚禁，或正經歷審訊。”

“我希望以我的藝術創作，讓人們更好地瞭解香港人的處境，也關心移民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