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總理2020年4月14日在首都河內參加東盟網上峯會（美聯社）

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失責已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疫情初期中國政府隱瞞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民衆難以向政府追責。於是，近來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着越南進行政治改革的消息，體現出中國人對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嚮往。同樣是共產黨主政的國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國的前面？以下是本臺記者王允的分析報道。今天請聽第一集：揭開越南政改的面紗

46歲的武漢人劉亞東原在深圳一家教育機構打工，新冠疫情期間，公司歇業，他趁機去了趟越南。

劉亞東告訴本臺他此行的原因：“我在網上看了很多帖子，是關於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這個對我來說吸引力特別大，因爲我生活在一個相對來說，管制特別嚴的一個國家，我對這個特別看重。”

劉亞東在越南只待了一週，就已決定要在越南從商、定居。“最重要的，對我來說，是逃離一個壞的地方，只要另外一個地方相對來說比較好，我就選擇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這個在劉亞東看來相對較好的國家，近年來在國際輿論界的曝光度不斷提升。隨着美中全方位交惡，不斷有消息傳出，世界產業鏈的一部分正從中國轉移到越南。

最近越南政治改革的傳聞又在中文社媒上火了一把。在推特、微博上，乃至微信羣中，不斷有人以豔羨的口吻提到了越南的幾大體制改革：黨內和國會採取差額選舉、官員財產公示、公務員打破終身制和建立西方式的工會組織等等。甚至有人驚呼，這些改革措施表明，越南的改革直追日本的明治維新。

雖然這些論調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部分中國民衆渴望變革的心態，但與越南的實際情況對比，卻並沒有那麼讓人樂觀。

 

 

差額選舉進行得並不順利

越南共產黨多年來逐步在黨內開展差額選舉。但在越共最高領導人的選舉上，差額選舉實行得並不順利。

2006年，在越共十大對中央總書記進行表決前，政治局對阮明哲和農德孟兩個候選人進行了內部測評，結果農德孟險勝。在最後投票階段，候選人只有農德孟一人，並且最終全票當選。而這種近似於差額選舉的做法，並沒有在此後的越共最高領導人選舉中持續。這表明，競爭性選舉的機制已經進入了越共體系，但實行的範圍還比較有限。

越南國會代表從1992年開始實行直選，從2001年開始實行差額選舉，但這並不是真實的自由選舉。根據選舉法的規定，所有的候選人，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推薦的，都需要由越共所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越南祖國陣線審議通過。

澳大利亞國防學院（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越南問題專家、榮休教授卡萊爾·塞耶 (Carlyle Thayer)告訴本臺，“在國會，每個人都要宣誓效忠於越南共產黨，忠於憲法，忠於社會主義，所以，從政權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安全的人選。”

目前，越南國會代表92%是越共黨員。雖然國會選舉從2007年開始就增設了獨立候選人，但這些候選人有不少是與越共有緊密關係的企業家或知識分子，而且他們大部分在選舉過程中因爲各種因素遭到淘汰。

財產公示制度驗證機制不完善

官員財產公示的做法也吸引了很多的眼光。越南政府早在2005年通過的《防止和反對貪污腐敗法》中就規定了公職人員必須公開申報財產和收入。自那以來，財產公示制度經過多次修改；直至2018年《反腐敗法》修訂，對財產公示做了更嚴格的規定。

長期研究越南公務員制度的泰國學者塔韋邦（Thaveeporn Vasavakul）告訴本臺，這些法律規定還有不少漏洞，公示制度的實施情況並不理想。

“（財產公示）規定的驗證範圍非常有限。而且即使人們申報了財產，卻沒有相應的力量去驗證每一項申報。我們感覺某些公示的信息可能是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但我們沒有辦法去證實。”

與此同時，所謂財產公示，並不向社會公開，而只是內部公開，這就很難讓媒體和輿論起到對公職人員的監督作用。

塔韋邦還指出，即使是官員都公佈了財產，這些數據是否直接用於腐敗案件的調查，也還是一個疑問。

越南官員的腐敗問題，不但是國內政治的頑疾，也對外商在越南的投資造成困擾。在越南已經定居5年的中國商人阿雄告訴本臺，在越南的中國商人中公認的潛規則是，外商在越南投資還是要靠送禮給官員，作爲敲門磚。據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公佈的2019年全球清廉指數，越南在186個國家中僅排名第96。

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自2016年在越共十二大上獲得連任後，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石油、金融和公安等敏感領域先後有六十名高層官員因腐敗問題鋃鐺入獄。

外界普遍認爲，這些反腐敗有派系鬥爭的痕跡。中國商人阿雄感覺，越南政壇的派系鬥爭與中國不遑多讓。“（越南）更明顯，喫相更難看，也更直接，不像中國還隱晦一點。” 這種看法接近於西方媒體的觀察。

 

 

打破公務員鐵飯碗 - 不包括官員

外界也對越南政府改革公務員終身制抱着濃厚的興趣，認爲這可能也是抑制腐敗的措施。但這種興趣卻搞錯了方向。越南國會的確在2019年底修訂了《公務員法》（Law On Public Employee），打碎了部分公務員的鐵飯碗，讓他們從2020年7月1日起實行合同制，受到聘用才能上崗。但這裏針對的公務員，只是教師、醫生和圖書館員等公用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法律上稱爲Service Delivery Professionals）。

泰國學者塔韋邦指出，這種做法和反腐敗沒有直接的關係，“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爲了使這部分的服務更加現代化，有更多的競爭，並進一步提高效率，同時也減少公務人員的數量。”

允許成立獨立工會

在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於2019年11月修訂了《勞動法》，規定從2021年開始，越南工人可以自行組織工會。這是在越共控制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之外的組織。雖然這一改革在越南國內贏得了激進的讚譽，但外界的反映並不積極。

這部法律通過後，澳大利亞商會（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發表聲明說，如果相關部門不頒佈實施細則，工人的這一集會權利就難以實現。

而近年來，隨着工人運動的加劇，越南政府並沒有放鬆對工人維權的打壓。2018年，勞工活動人士張明德（Truong Minh Duc）被越南政府以“企圖推翻人民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至今仍在獄中。

 

（在下一集中，我們將介紹越南政改內部蘊含的張力。）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