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政改真相探祕 越共與中共有何不同？（三）
胡志明畫像與越南國旗（美聯社）
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失責已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疫情初期中國政府隱瞞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民衆難以向政府追責。於是，近來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着越南進行政治改革的消息，體現出中國人對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嚮往。同樣是共產黨主政的國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國的前面？以下是本臺記者王允的分析報道。今天請聽第三集：能否衝出歷史的三峽？
越共持續改革的原因
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國際安全專家伍文（Alexander Vuving）認爲，越共一方面鞏固威權統治，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展現出開放的姿態，是在尋找一種平衡，其背後的動因是越共察覺出了壓力。“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對來自社會的壓力作出回應，他們就會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上，環境對他們也就更加危險。”
這些壓力來自不同的方向。在民間，由於越南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越南人口的13%進入了中等收入階層，這個比例和中國相當。
“他們（中產階級）佔據了全國一半的消費，這個羣體的消費能力讓他們在越南社會佔據了中心位置。他們掌握了技術，能使用社媒，並且到處旅行，他們的孩子也在海外讀書，他們是一股政治的影響力，” 越南裔美國人社團董事範仲光認爲，這個數目龐大的中產階級必然要求政治參與，對執政者形成壓力。
與此同時，隨着外資企業的進入，以及越南與西方世界國際關係的發展，也對越南體制改革提出了要求。外界一般認爲，越南去年底在《勞動法》中批准工人自行設立工會，重要原因是越南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越南-歐盟自貿協定》都硬性規定了，成員國必須有可以代表勞工的獨立工會。
在另一方面，越南改革特殊的歷程也對今日構成了影響。越南自1986年啓動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一直到1991年期間，這一改革受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新思維”影響甚深，政治上的自由化傾向比較明顯。1991年蘇東鉅變之後，越南轉而仿效中國的道路，經濟上仍然逐步開放，同時在政治上收緊。但阮雄教授認爲，改革初期的自由化思路樹立了一種標杆：“1986-1991年的改革對此後三十年有深刻的影響。它對此後的改革者是一種啓發，也推動着今天的改革繼續進行。”
自由化的傳統在越南政治格局中得到了某種延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潘金娥認爲，在2016年越共十二大召開前的十年，越南政治氣氛空前活躍。在越南新憲法於2014年開始實施之前，越南共產黨作爲國家領導力量的這一基本原則在越南國會經歷了四年的激烈辯論。最後頒佈的憲法條文中，除了“黨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之外，還規定了“黨與人民密切聯繫、爲人民服務，在人民的監督下，對人民負責並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被認爲是保守派的越共現任總書記阮富仲在2016年十二大上成功連任，而被譽爲改革派的時任總理阮晉勇出局。有輿論認爲，越南政治自那以來出現了保守的傾向。但越南問題專家伍文指出，這種看法可能存在誤解，“他（阮富仲）是有保守的特質，但他在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上都比較靈活。”
與中共的不同之處
伍文觀察到，自2016年換屆以來，越南的改革仍在繼續；並且越南正緩慢地擺脫中國的影響，而倒向美國。比較顯著的例子是越南在2019年初廢除了仿效中國建立的戶籍制度，還民衆以自由的遷徙權。另據阮雄教授的消息，越南國會內部已經在討論土地私有化的可能，並認爲這顯示了越共的進步性。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越共的領導體制並非個人獨裁，不是類似中國的“核心”體制。越南問題專家伍文分析說，“雖然他（阮富仲）手中集中了不少‘正式’權力，但他行使權力的方式不是習近平那樣的獨裁者。有時他顯得比較專制，但他仍然必須服從越共已經實行幾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
這種集體領導的主要載體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阮富仲2016年獲得連任後，曾意味深長地對外表示，“越南共產黨堅持集體領導、個人負責並問責的原則，這就確保了不會出現專制。有些國家，點它們的名不太合適，打着民主的旗號，但所有決定都由一個人說了算。那麼誰更民主呢？”
與此同時，越南政局中長期有“南北黨”的派系分野。來自北方的幹部深受蘇聯和中國的影響，偏於保守，而南方的幹部受法國、美國的影響較大，思想更自由化。俗稱爲“四駕馬車”的越南高層權位最重的四個職位，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國會主席由來自北部、南部和中部的人分別擔任。
伍文認爲，高層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會影響到國家政策，不是單一地倒向保守或自由的方向。“在‘四駕馬車’的體制內，越南有兩個權力極點，就是總書記和總理，他們代表了精英階層兩個權力的標準，他們常常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執政方向。”
另外，越南的政改還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在精神內核上存在着差別。阮雄教授認爲，越南沒有國父效應：“越南不存在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比如中國的毛澤東主義，沒有這種思想作爲越共的政治基礎，越南的政改就不會受到這種思想的束縛。”
被稱爲“越南國父”的越共前領導人胡志明仍被越共供在很高的位置，他的遺體被放置在水晶棺中，半個世紀以來保存完好，並接受民衆的瞻仰。
但胡志明在長期受法國、美國影響的越南南部民衆的心目中，卻並沒有那麼崇高。1979年從越南南部出走美國的範仲光在今年胡志明誕辰130週年紀念日當天接受本臺採訪時說，不少越南民衆都知道胡志明政權的腐敗內幕。
能否衝出“歷史的三峽”？
歷史學家唐德剛把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轉型期比喻爲“歷史的三峽”，以形容其艱辛和漫長。越南多年來的政治改革，保守與自由化重疊交錯，也足見其困難和險阻。
越南明年將舉行兩大選舉，越共十三大將選出新的總書記，而政府選舉將決出“四駕馬車”的其他三個職位，總理、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對這些選舉，阮雄教授並不太樂觀：“無論是什麼樣的結果，越南仍將遵循社會主義導向的市場經濟。”
在越南的生意已經比較穩定的中國商人阿雄則更加消極。他告訴本臺，他並不打算移民越南，“我對共產國家從骨子裏害怕。他們是同一種貨色。目前爲了發展經濟，可能做一些文章，親民或者請外國人來投資；一旦達到一定的程度，像中國，他就會反動，會步入大倒退。”
而尚處在命運十字路口的中國教師劉向東則說，越南有很大概率將走向民主化。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