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報導者時間:那年之後,做彼此的家:香港學生、鏡粉、“暴徒家庭”在臺灣的自白(文/劉雅婷)

202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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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報導者時間:那年之後,做彼此的家:香港學生、鏡粉、“暴徒家庭”在臺灣的自白(文/劉雅婷) 紀錄片《時代革命》拍攝的“暴徒家庭”中,成員“阿爸”與Nick(化名)陸續流亡來臺,互相依靠。
(攝影/楊子磊)

2019年後,離散和失去成爲香港的主題。這個月,45歲的香港媽媽慧怡在臺北家中和一對兒女一起看了“香港叱吒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直播,曾旅居臺灣的香港歌手岑寧兒以一首《風的形狀》奪得專業推薦十大歌曲。她給創作人的靈感是“離家”二字,歌詞唱着:

“記不記得 你將證件 與機票 連着一份渴望

放入這背囊

紮根也好 旅居也好 也許你 還未知道答案

爲了找人生 不同形狀

未知的 放手去擁抱一趟”

2019年後來到臺灣的港人,是否失去了自己的家呢?是誰在廢墟中打撈他們呢?對慧怡來說,家也許是過年一家四口一起喫着煎年糕的小小時刻。對20歲的香港學生阿Lam來說,也許女友買的鯊鯊抱枕,可以讓她不那麼想家。獲得2021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獎的《時代革命》中曾拍攝一個“暴徒家庭”,其中兩人在香港街頭相識,Nick與他後來稱呼爲“阿爸”的人成爲家人,又陸續流亡來臺。《報導者》訪問4位離家的香港人,聽他們講述,那年之後,他們家的變化,以及他們如何做彼此的家。

當一條寂寞的路展向兩頭,我想所有的鯊鯊都是朋友


(阿Lam,20歲,中文系學生,2019年來臺)

(攝影/楊子磊)
(攝影/楊子磊)

我來臺灣讀書那一年,剛好是香港街頭狀況最激烈的時候。我修20幾個學分,有很多迎新活動,好像大家都要開心,但我卻開心不起來。從大一到大三,我搬了四次家,每次跟別人說“我回家啦”,但那個地方只是一個住處,其實不是家。

我在學校最常去的地方是圖書館,很喜歡三樓的文學書區,有很多詩集。有一天在這裏翻到鄭愁予的一本詩集,裏面有首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這首詩叫《賦別》。對香港人來說,也滿應景的。

直到2020年12月我認識了女友,纔開始在臺灣有家的感覺。有段時間我很想家,就哭,女友就帶我回她家喫飯。她家人很好客,阿嬤會煮飯給所有人喫,兄弟姊妹叔叔姑姐大伯,全部都住得很近。我自己家完全不是這種感覺,親戚很少,所以我第一次去她家喫飯,看到這麼多人同時在說話,覺得好熱鬧,好像有一點點家的溫暖。

我偶爾會住在她家,她爸媽應該都知道我們的關係,只是好像有時裝作不知。最近有一次,我喫飯的時候嗆到,一直咳,她媽媽就在我旁邊幫我拍背。我覺得開心又驚訝,如果是普通的關心,可能最多叫你喝水,但她是親自用她的手幫你拍背,是不是代表又接受了我多一點點呢?

只要創造更多的經歷、回憶和情感


去年(2021)聖誕節的時候,女友送了我一隻IKEA的鯊鯊。鯊鯊對我很重要,我在香港的時候就有一隻,是第一代,顏色比較淺。電影《海底總動員》裏有一隻想喫素的好鯊魚叫“大舊”(粵語,意爲“大隻”,即電影裏的鯊魚Bruce),我覺得我的鯊鯊好乖,也不會喫別的魚,就叫它“細舊”(粵語,意爲“小隻”)。中學有段時間我情緒低潮,覺得所有人都會離我而去,而玩偶很簡單,不像人那麼複雜。跟“大舊”一起生活了很長時間,我覺得它是我家的一分子。來臺灣的時候,本來也想帶它來,但是太大了很難帶。所以我時不時會跟女友去新北的IKEA看鯊鯊,抱着它走一段路,到結賬的地方又放回去,因爲捨不得買。之後,女友就給我買了鯊鯊,我現在叫它“細細舊”(粵語,意爲“小小隻”),會抱着睡覺。“大舊”、“細舊”、“細細舊”,我想所有的鯊鯊都是朋友。

女友現在也算是我的家人了。臺灣不會取代香港的位置,因爲很多感情和經歷無法取代,但我要當臺灣是家,就要在這裏創造更多的經歷、回憶和情感,那臺灣就自然會是我認同的地方。我覺得有關心我、愛我的人,給我安心的感覺,那個地方就是家。

做年糕、聽Mirror,然後去社子島看夕陽


(慧怡,45歲,兩個孩子的媽媽,2020年來臺)

(圖片提供/受訪者)
(圖片提供/受訪者)

來了臺灣,我發現有幾樣東西很難買,例如衝奶茶用的錫蘭紅茶,做年糕用的片糖。之前在網上買的茶葉,味道總是差那麼一點。快要過年,我們家阿妹說想喫年糕,我想試試自己做,買了糯米粉、粘米粉、椰汁,但買不到片糖,去南門市場問,描述了很久,市場的阿姨才從桌底下拿出一種“板糖”,樣子有點像,不知味道是否一樣。

阿妹今年13歲,阿哥15歲,兩年前跟我們移民搬來臺灣。離開香港之後,我有點後悔從前沒有好好訓練廚藝,不然至少可以把一部分家鄉味道帶過來。有朋友移民去英國,他太太做了整桌的蝦餃、燒賣,我見到照片,覺得自己好像對不住小朋友,也對不住自己。

來了之後,覺得節日食物變重要了,節日變得難過了,如果喫不到那種食物,好像就沒了個節日,沒了個身分。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新年好方便,樓下街市、餅店隨處都賣年糕,圓碌碌的一盒,裏面是一片片切好的年糕。通常上面會有紅棗,年糕也是棗紅色,甜甜的,因爲加了片糖。買回家,沾蛋汁來煎。煎年糕要很有耐性,煎很久纔可以翻面,不然就會粘鍋,或者焦了。

我媽媽以前每年都自己做年糕,所以新年前都很忙。大年初一,我們早上7點就要到阿嬤家拜年,阿嬤一定已經煎好年糕在等我們,還有蘿蔔糕和一小碗湯圓。8點我們就出發去第二家拜年,每個人家都會有衝好的茶和年糕。你看過《麥兜故事》嗎?麥兜的媽媽麥太聖誕節烤了火雞,之後麥兜吃了一個多月才喫完。我們也是那樣,新年的年糕放在家裏,早餐也喫,要很久才喫完。

來這裏之後,我們新年過得很安靜,因爲沒有親戚在這裏,就沒有所謂拜年。但如果有幾片年糕,可以加個蛋去煎,也是開心的。

最近阿哥有件事很感動我,他的高中有自主學習,可以自己選一個題目,如果報告做得好,就可以在全校面前發表。他的題目是“藝術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擔當什麼角色”。那個報告他寫了幾萬字,我從來沒見他寫過這麼多字的文章。他是一個很宅的高中男生,但在這麼多人面前發表,是他願意爲他的家做的一件事。

阿妹最近也有件事很開心,爸爸短暫回香港,帶回好多朋友給她的Mirror應援物,有日曆、閃卡、鑰匙串、貼紙、筆記本、海報等等,她拿到的時候超級興奮,在家裏到處貼。(Mirror是香港過去兩年走紅的粵語流行樂團,由12位造星唱跳節目的勝出者組成,當紅成員包括姜濤、Anson Lo、Jer等,粉絲自稱“鏡粉”)

我們現在會全家一起聽香港的廣東歌,比如阿妹喜歡的Mirror在叱吒頒獎典禮上得獎,我們一起在電腦開直播,然後接到電視屏幕,跟香港的大家一起緊張頒獎結果。我已經不聽廣東歌好多年了,但這幾年,覺得只有來自香港的歌纔可以回應到當下的處境,是我情緒的避風港,給我很多安慰,在這種情感上,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離開過香港。

我有時候也會被問,我是香港人還是臺灣人?來臺前的幾年中,那種城市的共同經驗,上街、互相支持,同路人的感覺好強烈,那可能是我40幾年在香港,覺得自己香港人身分最強烈的時候。如果要在另一個城市找到類似的感覺,我想應該是一個目標,不會這麼容易發生。

但我又有一個想法,也許我可以先喜歡自己身處的小社區和大自然,從這些東西中去找到家。

我去了臺北周邊的許多古道,陽明山也去過兩次,天氣好的時候,就會騎腳踏車去社子島看夕陽。有時我和先生在社區散步,在一些舊的小巷走來走去,發現那些巷子好像是有機的,會自己長出來。有的房子很奇怪,是三角形,鄰居在大門口擺花,原來是爲了防止別人亂停車,你會看到人是怎樣運用空間,很有趣。巷口有一間甘蔗汁的店,老闆很早就聽口音發現我們是香港人,有時他騎腳踏車遇到我們,還會特地按鈴鐺,笑我們兩個又約會。我相信我們有能力喜歡上自己住的小社區,看到身處當下的美和好。

我們一家人整整齊齊在這裏,其實是很blessing的事。剛來的那年,香港的家人生病,我和先生輪流飛回香港,每次我們都跟孩子說,爸爸回香港了,回臺灣了,媽媽回香港了,回臺灣了。阿妹就說,爲什麼妳都說“回”?我說因爲兩邊都有疼愛的人,有家人,所以就是“回”。

我和我的暴徒家庭


(阿爸,34歲,流亡抗爭者,“暴徒家庭”的“家長”,紀錄片《時代革命》受訪者,2020年來臺)

(攝影/楊子磊)
(攝影/楊子磊)

2019年,開始有人叫我“阿爸”,例如Nick。其實我只大他10年左右,那時還有好多別的“小朋友”,最小的18歲,其實我是生不出他們的。我們都是萍水相逢,在場上認識。那時我跟一些車手和借宿的Telegram channel比較熟,接了很多“小朋友”,所以好多人叫我“阿爸”。

試過凌晨兩、三點收到救命call,有15歲的小妹妹因爲和家人政見不同,被反鎖在外,家人換了鎖,她一個人在商場麥當勞。麥當勞快關門,她要出去公園坐,手機只剩10%的電力。我們就三、四個人出去找,接到人、安頓好已經四、五點,我睡幾個小時,早上8點再去上班。

還有一個男生,他爸爸在家裏發現他的gear,他媽的瘋子,拿着這些東西就去樓下警署舉報。男生的媽媽知道以後打給兒子:“你的BNO和3萬元在信箱,你拿了立刻就走。”他就在我們那裏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去英國了。

這就是家?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距離很遠,以前上班的時候,回家會在樓下兜個圈,看樓上的窗戶熄燈了再上去。父母在外面受了氣,就回來發泄。跟他們在同一個空間,我只有一種感覺,就是空虛。我做“阿爸”接小朋友,見到愈多這種個案就愈覺得,原來不是隻有我一個人的家是這樣,我也不是最慘那個,對傳統“家”的概念有好大沖擊。

後來我有了自己的“暴徒家庭”,有我這位“阿爸”,還有“阿媽”和很多“小朋友”。《時代革命》裏有一幕,是我們給一個“小朋友”過生日,那是2019年的中秋節。剛好是831之前,我們約在安全屋(反送中運動期間,抗爭者爲避免被警方追蹤,會在不同旅館或aribnb租借日租、月租的房間,作短暫借宿、開會之用)喫飯聊天,討論之後的行動。

我買了一個很大的月亮燈,還有奶黃月餅,整班“小朋友”都很開心。但我就說,這不是現在喫的,中秋節要團圓,我只希望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平安回來,我們中秋的時候喫。結果831當天,其中一個“小朋友”就出了事,被捕了,那一刻我知道這個“暴徒家庭”缺了一角,很揪心。所以那個中秋,纔有紀錄片裏面的吹蠟燭、合照,因爲他的被捕,令我更加覺得團圓真的很重要。回想起來仍然很心痛和遺憾,因爲最想喫奶黃月餅的就是他,偏偏就是他。

我們有個不成文規定,如果我和“阿媽”出了什麼事,我們會立刻刪掉Telegram,斷絕聯絡,不連累“小朋友”。但如果“小朋友”出事,我們會千方百計找到你,去幫你。但他不想牽連到我們,選擇了跟我們分開。之後我們又在街頭遇到他,我們是full gear,他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的衣着,因爲保釋期間不能再有什麼行動,所以大家只是隔着一條街,遠遠地點個頭,就沒了。

人生好像一座座山,你走到某一步,翻不過去的時候,會有天使來扶你,但你知道那個天使是會走的。這個“家”不是失去了,但是會過期的。我對他來說曾經重要,但有個空間和時間的期限。在我生命中的那個位置,我是那個天使,他也是天使。

做了很久的“阿爸”,來到臺灣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原來很脆弱。看《時代革命》,看到兩年前的事,那種創傷,真的讓人很崩潰。重要的朋友在香港生病,我也沒辦法回去,只能騙對方說是因爲疫情。2021年的中秋我和Nick是一起過的,去飲茶,真的很像一家人。那晚他有一個工讀的工作在跟對方討論,整餐飯吃了兩小時,他有一個小時都在傳訊息、打電話,我就真的很像阿爸一樣,說不如這樣,時間也晚了,走啦,喫也沒意思,反正你都只是講電話,叫什麼過節呢?他就好乖了,真的就不看手機,專心跟我們喫飯。2021年冬至,Nick又問我去不去他家一起做冬,我就說好,然後人才比較平靜。

在香港的時候,我是不會承認自己脆弱的。因爲守着他們一大班“小朋友”,阿爸是不會崩潰的。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阿爸的時刻,是在香港理工大學裏面。那時候前線打完到清晨,我跟他們去一間房休息,然後自己出去探探路,那時我說:“放心,我一定會回來,而且我會成功帶到一個方法給大家安全回到家。”但其實傻子都知道這是空頭支票,誰能保證找到逃走的方法呢?走了一陣子,我遇到周冠威(《時代革命》導演),我告訴他真的頂不住了,其實我沒有信心成功帶大家出去,我好對不住大家,因爲我答應了他們要做到。他摸摸我的後腦,說:“不要這樣講,你做得好好了,你已經很厲害了。”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是生不出一個18歲、23歲、27歲的“小朋友”,我不是一個真的阿爸啊。我是一個掛名阿爸,假的阿爸,冒牌阿爸。爲什麼一直以來我都讓自己揹負着這種阿爸的責任呢?其實我只不過是個普通人,“小朋友”選擇信我,選擇去建立這個“暴徒家庭”,但我應該怎樣照顧大家呢?那是我在整場運動中第一次哭。

我希望的家是,當我很氣餒、很辛苦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讓我安樂自在。這幾年我已經沒有固定的空間,可以給我這種感覺。Nick反而開解我,說要找到自己在臺灣的價值。其實我做過多年電臺節目,現在應該用自己本身的技能,讓在臺灣的香港人更瞭解臺港文化,繼續推動香港政治理念的輸出。Nick養了貓之後,比我更適合做一個阿爸,會照顧人了,所以現在可能要換個叫法,換我叫他阿爸。

我們現在的這種“家”會不會過期呢?如果有人簽證出問題,必須要走,那就沒辦法。我們的故事從2019年到現在,還連在一起,後面的故事是如何呢?我們不知道。我也想在臺灣落地生根,安身立命,有個目標。經過這幾年,我知道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家是要自己去建立的。

有貓咪,有香港人,露宿也是家


(Nick,22歲,流亡抗爭者,“暴徒家庭”的“小朋友”,紀錄片《時代革命》受訪者,2021年來臺)

(攝影/楊子磊)
(攝影/楊子磊)

我來臺灣之後養了一隻貓,叫Morning,因爲想告訴自己,每天早上都要講“Morning,早晨”,就好像我要迎接人生下一階段的時候,不可以像以往那麼傷心,希望有個新的開始。我以前很不懂愛人,不知道什麼是愛,也不會照顧人,基本上是一個屁孩;有了貓之後,就要照顧她,去愛她,在她身上學習了很多事。現在她6個月大了,每天早上會叫我起牀,喵喵喵。

我希望臺灣就是我的最後目的地,不要再搬了,打定心思好好在臺灣生活。那要怎麼做到這件事呢?首先有自己的家。我跟原生家庭的家人好疏遠,從小到大父母都不常在家,所以我一直沒有家的概念,什麼是家,我不知道。但我想要一個家,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但好像是一個好的東西,會想要。現在Morning就是我的家人。

“阿爸”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讀社會科學,所以也想過,爲什麼香港人會跟沒有血緣關係的人還更親近,卻跟家人不親近?上一輩一直用所謂血濃於水來綁住我們,但其實當我出事的時候,第一時間消失的就是他們。他們之間的相處也並不像他們講的那麼和諧,其實我們年輕人看這個家,一早已經破碎了,你只是用謊言把它拼湊起來。香港也是這樣,大家都知道一早已經破碎了,只是不講。

社會運動讓原有的家庭矛盾浮出水面。明明是家人,可是家裏的爸爸媽媽,卻不會給你支持、體諒和理解。所以我會傾向在外面找一些願意聽我說話,能理解我感受的人,跟他建立關係,這種關係更加真實。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跟“阿爸”不是最多交集,有很多更熟的人,在我流亡之後就斷了聯絡。我第一站先去了英國一年,身邊的朋友已經不見了95%,剩下的就是一些“死淨種”(粵語,意爲僅剩下來的人),例如“阿爸”,但因爲時差,我們也很少打電話。剛到臺灣的時候,我會打給在英國的朋友,雖然知道那只是過渡的地方,但我也會定義他們是我的家人,過期的家人。這意思不是我不再當你是家人,而是大家分開了,情愫就會下降,會有自己的新圈子。由擁有的一刻開始,我們就知道那不是永遠的家,是有最佳賞味期限的。

來臺灣以後,我沒有任何朋友,只認識“阿爸”和幾個流亡來的人,想熱鬧一點,中秋和冬至就找他們一起過。“阿爸”有陣子情緒不好,我就開解他,互相扶持。就算真正的家庭,爸爸都可能會病倒,這時候就要家裏的另一個人出來補位,這纔是真正的家。我不會讓你一個人承受所有的痛苦,我會幫你分擔。

當我一個人的時候,家是不存在的,但當我遇到他,就成爲一個家。這個家就算是在臺北車站外面的紙箱,我們兩個人在那裏露宿,也可以是一個家。

現在我在臺灣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學設計,融入香港抗爭元素,希望影響身邊的人。從前我是一個抗爭者,現在也仍然是,只是方式不同了。我想成爲一個臺灣人,同時,我也是一個香港人,只要有香港人的地方,就會有我的家。

※本報導爲《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臺(RFA)中文部共同製作。爲保護受訪者,文中慧怡、阿爸、Nick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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