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北明非常識:蘇聯解體的精神現象(4):知識界民間尋靠基督教

2021-10-26
Share
專欄 | 北明非常識:蘇聯解體的精神現象(4):知識界民間尋靠基督教 1991年11月7日,蘇聯民衆手執蠟燭,在墓碑基座擺放鮮花,在神父戴領下,在胸前划着十字,爲斯大林暴政下數以千萬記的受害者舉行祈禱和祭奠儀式。
來源:Krasnogorsk的俄羅斯國家電影和照片檔案館(2000)

蘇聯真的需要基督教嗎?美國各界精英組成的代表團成員抱疑而往,篤信而歸。他們其中一位楊腓力(Philip Yancey)歸來後寫道:“當我回顧俄國之行時,在所有的事情中,一個總是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象就是:我一生從來沒有在任何人身上見過像這些俄國人那樣,對上帝如飢似渴的追求。”自由亞洲,北明非常識,蘇聯解體的精神現象。

在上一次我們近距離觀察了蘇聯當局對基督教的訴求和戈爾巴喬夫的道德立場之後,這一次,我們看看蘇聯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背叛,對基督教信仰的呼籲和蘇聯民間百姓價值取向的重大變化。

知識精英尋求基督教

研究了21種文明興衰歷史的湯因比確信,面對文明危機,人們在少數知識精英領導下做出開拓性的反應,構成了塑造歷史的精神力量。他認爲,歷史是由精神力量而不是經濟力量改變的。

蘇共紅色帝國74年的統治後,知識分子們眼看俄羅斯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的雙重深淵中掙扎,最終做出了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從世俗社會伸腳下海,改善經濟狀況,而是向頭頂星空伸出雙手, 建立道德價值。我們來看看這的方面的幾個例子。

首先是蘇聯最高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社會科學院。1991年秋季,政府突然停止了它的所有津貼,研究人員們連下個月的工資都沒了着落。爲了從困境中謀生存,他們求助於基督徒,“因爲基督徒在躁動的人心中,仍然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就在這個代表團到來之前,一個由美國其他知名人士組成的美國基督教代表團(American Christendom)已經訪問過社科院,社科院正在與他們商議成立研究基督教的科系。

其次是蘇聯權威宣傳機構《真理報》。其一千一百萬份的定閱量陡然降至七十萬,駐外記者裁剪了五分之四,報社僱員縮減到三分之一 。但“這個完全失去信譽的宣傳工具,迫不急待地向他的對立面——福音派基督教——示好,試圖挽回信譽,或者至少是增加銷量。”真理報的主編對美國代表團說:“也許,唯一能夠讓我們國家避免徹底解體的力量,就是基督教的價值觀。”——沒有比這更明確的證據說明御用記者們內心對道德價值的看重了。

還有蘇聯著名的《文學雜誌》Literary Gazette。在亂像橫生的時候,這個蘇聯享譽全國的雜誌社的編輯是這樣解讀他們面臨的問題的:“最大的問題不是我們沒有足夠的香腸,糟糕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理念,我們不知道要想些什麼,我們的立足點被撤走了。” 如果我們瞭解俄羅斯黃金時代、白銀時代文學的神性特徵、人性之批判角度和人道主義風格,哪怕想想那些偉大的名字:普希金、果戈裏、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瑪託娃、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布羅茨基、布爾加科夫、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甚至肖洛霍夫,甚至高爾基……就會了解,蘇聯文學丟失了道德和人性價值之後的空虛。就會知道,這個雜誌的編輯所言真實不虛。

顯然,在俄羅斯的生死關頭,知識界沒有繼續在無神論領域折騰,也沒有轉業改行、下海經商,而是直接轉向了另一種資源——基督教,以求建立道德價值。

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俄羅斯研究主任萊昂·阿倫對蘇聯解體的解讀中,描述了一個罕見的現象:在蘇聯的報亭前,有時清晨六點就排起了長隊,報紙兩小時內就銷售一空。這些是已經解放了思想的報刊雜誌,他們的印刷物訂閱量空前,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撰稿人均是蘇聯有影響力的學者、記者、作家、藝術家、評論家,用英國十八世紀着名的作家、編輯和聖公會教徒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的話說,這些人是“真理的導師“,也就是社會的知識精英。他們是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 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yov;政治哲學家伊戈爾·克里亞姆金Igor Klyamkin、亞歷山大· 齊普科Alexander Tsypko;專欄作家瓦西里·謝廖寧Vasily Selyunin、尤里·切爾年尼琴科Yuri Chernichenko、伊戈爾·維諾格拉多夫Igor Vinogradov、阿萊克斯·阿達莫維奇Ales Adamovich、記者葉戈爾·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倫 ·卡賓斯基Len Karpinsky、費多爾-布拉茨基Fedor Burlatsky等等,有數十人之多。

這個知識精英羣體在蘇聯官方媒體上發聲,其觀點旗幟鮮明,直指人的道德精神、高貴人格的內部拯救:

“當前蘇聯的首要任務是道德復興,其意義不啻於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徹底檢修。不僅僅要顛覆社會道德觀念,還要徹底喚醒個人意識——俄羅斯民族個性的變化。米哈伊爾·安東諾夫(Mikhail Antonov) 1987年在《十月》(Oktyabr)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爲‘我們身上發生了什麼?’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呼籲:人們必須要得到‘拯救’,不是被拯救於外部危機,而是‘首先被拯救於他們自身,從讓高貴的人性品格逐漸消亡的過程中獲得拯救。’怎樣拯救呢?我們必須要讓自由主義火焰永遠燃燒下去,讓它變得不可抗拒——不是赫魯曉夫轉瞬即逝的‘暖春’,而是氣候的徹底變化。那麼,怎樣讓自由主義不受侵蝕呢?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對精神奴役免疫的’、自由的人。”

另一份主要的公開化運動的刊物《奧格尼克》(Ogoniok)在1989年2月發表文章稱:只有“不會淪爲警察告密者,拒絕變節而沒有謊言的人,無論他以誰的名義,才能把我們從極權主義復興的漩渦中拯救出來。”

民間:要十字架不要鐮刀斧頭

對基督教的呼喚不僅是蘇聯官方整合社會的國策,也不僅是知識界提升精神道德的訴求,蘇聯民間社會的信靠上帝的情懷噴湧而出。就在1991年10月30日盧比安卡的首次禱告之後的第七天,11月7日,在這個克格勃總部大樓之外的廣場上,出現了更大祈禱活動,蘇聯民衆手執蠟燭,在墓碑基座擺放鮮花,在神父戴領下,在胸前划着十字,爲斯大林暴政下數以千萬記的受害者舉行祈禱和祭奠儀式。
來源:Krasnogorsk的俄羅斯國家電影和照片檔案館(2000)

人們在自發地祭奠死難者的同時,就聚集在了十字架下而不是鐮刀斧頭之下。

要聖彼得聖保羅不要列寧

同一天,1991年11月7日,人們將“列寧格勒”市(Leningrad),還原爲其早前的名字:“聖彼得堡”(Sankt-Peterburg)。這一修正非同小可,不僅僅是一個城市名字的問題,它具有精神象徵意義。——該城市始建於1703年,是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下令造的,得名於扼守涅瓦河口的“聖彼得堡羅要塞”。當時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也在這裏興建了一座教堂,叫做“彼得保羅大教堂”,該教堂也因聖經中的兩位使徒,彼得和保羅得名,他們被定位爲教堂的守護聖人,而彼得則更被定位該城市的守護聖人。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精神的象徵和歷史文化的見證,從建立之初的1712年到布爾什維克1917革命的兩百年間,是俄羅斯帝國的首都。這座古老城市是俄羅斯歷史上四次重要革命的中心,依次是1825年俄羅斯貴族十二月黨人起義、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這座古城也是俄羅斯十八世紀以來歷史變遷的見證:彼得二世除外的彼得一世到亞歷山大三世,所有羅曼諾夫王朝的十數位俄國沙皇都葬在彼得保羅大教堂,被列寧殘忍殺害的尼古拉二世及其全體家人和隨行人員,在被害八十年之際的1998年,也安葬在側旁的聖凱瑟琳小堂。聖彼得堡還是俄羅斯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思想文化貴族精英的關押地,坐落在那裏的於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建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重修的特魯別茨科伊(Trubetskoy)堡壘,歷來是關押高級政治犯的監獄,有“俄國的巴士底獄”之稱。那裏關押過俄羅斯百科全書式的跨學科大學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關押過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美國的民族英雄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還有(18世紀)俄羅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人道主義者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hchev)、起義失敗的十二月黨人、最具盛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俄羅斯思想家和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和文學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蘇聯時期文學家高爾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革命家、政治家約瑟夫 ·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等。

如果說俄羅斯由於其百分之百的信仰人口被稱爲神聖帝國,那麼聖彼得堡就是這個神聖帝國的靈魂。1917年10月,以俄羅斯人民的名義要毀滅這個靈魂的那一聲炮響,從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上發出,就是朝向聖彼得堡的心臟——冬宮發射的。

十月革命成功,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後的1924年,列寧逝世,爲紀念這位在該城市發動、領導暴動的革命家,其繼承人們將該城市改名爲“列寧格勒”,意爲“列寧之城”。67年之後的1991年,經這座城城市全體市民投票,恢復了該城市的聖彼得堡的原名。名正言順,正名正言,人們要基督耶穌的使徒聖彼得、聖保羅,不要無神論、敵基督的革命者列寧。

美國代表團“宗教與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所長希爾(Kent Hill)在訪問期間瞭解到,“蘇聯存在着普遍的排斥現象,更具體地說,是對無神論者的排斥。”“在一個社團的聚會中,他們允許基督徒發言,卻把一位無神論者哄下了臺。”

而根據美國基督教“國際監獄團契”(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會長尼克(Ronals Nikkle)的調查:1991年的蘇聯,“神父已經得到百姓的尊重。”“民意調查顯示,蘇聯人民願意相信宗教領袖的程度,比相信政治領袖的程度高出八倍”。

這是道德的拯救,直指精神和信仰。綜前所述,蘇聯從最高行政當局到新聞媒體,從知識階層到軍隊國安,從民間百姓,在關鍵時刻,從世俗化社會轉頭向上,仰望星空;從黨國教條轉身向內,觸摸良心;從唯物主義無神論轉軌縱深,進入超越性的精神與心靈,這顯示了與中華民族同等危機時全然不同的抉擇。

美國使團的代表寫道:“我們一羣北美基督徒被邀請來做政府的顧問,探討靈性問題,這件事本身就是新時代開始的標誌。”

這確是新時代的標誌。不過這個所謂“新時代的標誌”只是相對於74年的蘇共無神論歷史而言。從長程歷史着眼、以千年時段爲單位,發生在八、九十年代俄羅斯這片歐亞大地上的朝野內外社會各階層尋靠基督教的潮流,與其說是新時代的標誌,不若說是一種精神復興現象。下週同一時間,我們就來討論爲什麼蘇聯自上而下,全民全地對基督教的追尋,不是一種外來的新生事物,還是一種精神復興現象。自由亞洲,我是北明,這是北明非常識。我們下週再會。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