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華盛頓手記: 嚴家祺流亡回憶:逃亡

202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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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華盛頓手記: 嚴家祺流亡回憶:逃亡 中國政治學學者,首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
獨立中文筆會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首任所長嚴家祺信而有徵的流亡回憶,和他有驚無險的八九六四逃亡故事。

 

本次華盛頓手記開始,不定期地爲您介紹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流亡生活回憶,通過他的眼睛和筆觸,看中國八九後的流亡者。自由亞洲,華盛頓手記。我是主持人北明。

 

嚴家祺是中國政治學者,1986年出版政治權利學專著《首腦論》,以及與其夫人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2009年出版《普遍進化論》。2019年出版《國家首腦終身制》,2020年出版《全球財富論——全球無國界貨幣和全球總賬本理論》。嚴家祺先先生文革前曾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論物理專業學習,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早在1979年2月,在時任中共宣傳部部長鬍耀邦主持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他就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不言而喻,這個主張在當時意義非凡,至今其緊迫性幾乎成爲防止中國政治倒退的關鍵。嚴家祺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1986至1987年曾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流亡法國,同年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1994年移居紐約後,一度在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目前在家中專心從事寫作工作。

 

本系列內容全部選自嚴家祺先生2013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的一本半自傳體著述:《在人生的列車上》。此書大部篇章是他八九六四後流亡生活的見聞,其中不少描寫他流亡途中所認識和交往的同道。這些人幾乎都參與過中國重要歷史事件、影響過中國歷史進程,是八九前中國各界精英,他們流亡後即被大陸當局屏蔽而淡出公衆視野以致被社會遺忘。中國近代與當代歷史的斷代,就是這樣形成的。嚴家祺筆下人物雖然限於他的個人交往而人數有限,鑑於他的特殊身份、流亡經歷和人選特徵,他的這一寫作,對於中國當代流亡精英羣體這一課題而言,不乏填補空白之功。

 

嚴家祺先生展現人物,起筆溫潤,視角平實,信實有據;呈現相關事務則落筆審慎,疏漏有致,評說嚴謹,爲讀者方家留下思索空間。而他通篇字裏行間滲透着善解人意的心曲濃墨,顯然是作者的人格使然,與他爲之流亡的文明與價值相默契。

 

填補流亡精英羣體歷史空白、人與事的信而有徵,是本系列向聽衆介紹和推介嚴家祺先生此書筆下人物的原因。

 

中國政治學學者,首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右)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二十四年後出版著述(封面,左),記錄流亡生活與過往人物,爲中國當代士林留下珍貴資料。(網絡圖片)
中國政治學學者,首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祺(右)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二十四年後出版著述(封面,左),記錄流亡生活與過往人物,爲中國當代士林留下珍貴資料。(網絡圖片)

 

這一集我先要介紹嚴家祺先生本人逃離中國的經歷,選自此書的第二部分第一個篇章,標題是《在大亞灣荒島上》。嚴先生開篇先借助歷史總覽人生長河,他寫道:

 

人生象一條江、一條河。有的人如同長江、黃河、雅魯藏布江,奔騰不息流入大海,也有的人如新疆的塔里木河,靜靜地消失在沙漠中。也有的人如同一條小溪,永遠安安靜靜地流動着。

 人生也象江河那樣有轉折。一九四九年,許多人從大陸逃到了臺灣,親人分離、家庭破碎,四十年後,輪到我的人生髮生大轉折了。這一轉折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這個難忘的日子,就像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大峽谷那樣,把我從青藏高原帶進了印度、孟加拉國的平坦原野。在這之前,我到過歐美許多國家,當時到國外絲毫沒有感到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與那些有意識、有準備到國外留學或移民的人不同,“偷渡”香港成了我人生的巨大轉折,前後對比是如此強烈,恍如經歷了前後不連接的兩個世紀。……

 

接下來他開始敘述他人生在一九八九年如大江大河那樣的轉折:

  

從六·三到六·一八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張伯笠主持“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我在開幕式上作了半小時演說,作爲“第一講”。天安門廣場有逾十萬人。遠處的戒嚴部隊已經開槍殺人,但天安門廣場聽不到槍聲。我在演講後,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廣場待到天明。我說明天有事,還是回去吧。因爲“民主大學”周圍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十時半左右,我和高皋通過拆開大帳篷的縫隙,從帳篷後面離開了人羣。有幾個人送我們到歷史博物館附近,沒有任何危險,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建國門內東總布衚衕家中。六月四日凌晨,我們被持續、密集的槍聲警醒。我家住在十四層樓,在陽臺上可以看到長安街,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開動着坦克和軍車,到處是機槍的閃光。望長安街天安門方向看,也是不停的閃光,機槍聲愈來愈密集,後來又傳來了坦克的隆隆聲。我悲憤交加,心痛欲裂。天還矇矇亮,有幾位整晚在長安街的朋友來到我家,講述了他們親見的屠城場面。他們滿懷驚恐,含着熱淚。最後商量說,希望我離開北京,以免被亂槍射殺。在他們陪同下,我趕往北京站。這時,乘火車沒有目的地,我熟悉江蘇,就買了去江蘇的火車票。我想,半個月或一個月後再回北京,大概會被開除黨籍,受到批判,不至於被捕。

在江蘇,大概六月八日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了通緝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李錄、熊焱等二十一名學生的消息和畫面。第二天,又看到通緝“工自聯”頭頭韓東方等人的畫面。

六月八日後,我每天注意收看電視新聞。六月十一日,公安機關發出通緝方勵之、李淑嫺的通告。六月十二日傍晚,我在收聽“美國之音”時,偶而聽到臺北中央廣播電臺消息,消息說,楊尚昆提出要把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捉拿歸案,並把這三人處死。❶當時,我並不太相信臺北廣播,但從這時起,意識到自己有危險。第二天早晨七時,北京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十四號通告,宣佈“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等爲“非法組織”。通告說:“上述非法組織,參與了在首都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對拒不登記、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❷

我在聽到“戒嚴部隊指揮部十四號通告”後,決定逃亡。

爲了躲避追捕,我沒有想到香港。我準備到人煙稀少的山區暫住。當我妻子高皋準備到江蘇看我、離開東總布衚衕時,她聽到了電話鈴聲,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這個電話。原來,是從香港來的電話,香港這位朋友希望我到香港躲避一下。

 

嚴家祺先生從此踏上人生逃亡之路,他先從上海到廣州:

 

從上海到廣州

我的舅父龔浩成當時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在一九八九年時,我與他沒有任何聯繫,到上海也沒有找他。就像在北京時,我沒有與鮑彤有任何聯繫,也沒有通過電話。我在上海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旅館中,用高價買了去廣州的火車票。我知道當時已開始通緝我了,出廣州站時,我讓高皋一人先出站,我等到最後,一手端着一大茶杯水,另一手搖着一把破舊的芭蕉扇,一條褲管捲到膝蓋上,一條褲管垂到膝蓋下,搖搖晃晃走出檢票口,居然沒有發生任何問題,順利出了車站,在約定點地方,見到了來自香港的林道羣。

林道羣和他的朋友李志華是冒着生命危險來廣州接我和高皋的。珠海一家珠寶公司總經理懷德,是當年越南戰爭中打到諒山市的兩個坦克團其中一個團的團長,因營救吾爾開希,被國安部盯上,他的外甥李儂被捕、自己不得不流亡法國。香港羅海星參與了“六四”後救助大陸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在營救王軍濤時失手被捕,被判五年監禁。林道羣、李志華在廣州時受到跟蹤,險象叢生。幸而他們一次一次換乘Taxi,機智地躲過了危險。                        

在廣州,我聽林道羣、李志華兩位朋友說, 我們本來要在六月十七日偷渡去香港的,這一天,廣州黃埔港突然出現十六條封鎖線。第二天,也是六月十八日,他們再替我們安排好,至於他們怎麼安排的, 我至今一點也不知道。我與妻子高皋、社科院一位年輕同事,一行三人,從廣州出發,前往海邊,準備偷渡香港。我們同行的是兩輛車,前一輛是“探路車”,我們坐後一輛。經過東莞、樟木頭,在一家旅館門前停下,我抬頭一看,門上寫着“閱港旅館”四個大字。我們下車後,進入了另一輛新開來的車,更換了司機。一個多小時後,在澳頭海邊停下。  

 

人生這個轉折非同小可,接下來嚴家祺夫婦從學術殿堂的學者變成了真正的偷渡客,他回憶道:

 

在大亞灣荒島上

從廣州到澳頭海邊,大概開了四個小時左右。有一位穿着黃色雨衣的人,手裏拿着一條煙,帶我們三個“偷渡客”步行到海灘,上了一條快艇,當他把那條煙丟向岸上時,沒有人說話,快艇就乘風破浪飛速前進,我們的衣服從外到裏全部溼透,海水非常鹹,矇住了眼鏡。一個小時左右,穿黃衣的人與我們三人登上了一個海島。我這時才注意到,黃衣人並沒有駕駛快艇,還有另一名船工是駕駛員。

到荒島上後,黃衣人告訴我荒島上沒有野獸,我就開始四處察看。在沙灘後面,是四、五十公尺高的山丘,陡直而不能攀登。島上樹木茂盛、雜草叢生,有一處有一個山洞,附近有水坑,裏面是淡水。往遠處看去,可以見到幾個小島、燈塔。黃衣人告訴我,荒島叫“簕格仔島”,遠處的燈光就是大亞灣核電站工地。

下午七時半,黃衣人與船工開快艇回澳頭,說是拿晚飯給我們。這樣,在大亞灣荒島上,只剩下我們三個“偷渡客”。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正是農曆五月十五日,在寂靜荒島上看月亮,分外明亮。晚上十二時左右,黃衣人和船工又來到荒島上,帶來了盒飯。荒島上十分安靜,突然,一艘船向荒島駛來,我們下意識中感到是警察來了。黃衣人向前跑去,用命令口氣大聲叫對方立即上岸,結果,那艘船掉轉頭來迅速離去。當一切沉寂下來後,漲潮聲愈來愈響,我們就在月光下,坐在沙灘上,面對大海聊天。天色微明,我們三位“偷渡客”登上了一艘大馬力船。前面還有幾艘船探路,我們不時聽到幾艘船之間的電話聯繫的呼叫聲。

在大陸與香港水域分界處,我們所乘的大馬力船與香港方面失去了聯繫,無法接通電話。船停在水面上顛簸不已。當一艘船從遠處駛過時,船工耽心香港水兵會看到我們,要我們平臥在甲板下。甲板下面非常潮溼,而且還有一薄層水。我們遵命平臥着,透過甲板一條很長、很寬的“缺口”,可以看到天空,隨着船隻的晃動,我覺得胃在翻動。後來我從報道中知道,曾經有一艘偷渡船把甲板釘死,沒有那條“缺口”與外界相通,因爲“偷渡客”很多,非常擁擠地聚在一起,時間過長,大部分人就會就在甲板下悶死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就在我們偷渡進入香港的當天,海關總署和公安部發布了《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規定》。規定海關工作人員執行緝拿任務時,非開槍不能制止某些走私行爲時,可以開槍射擊。規定自發布日起執行。我們偷渡香港,船上沒有武器,也沒有走私貨物,但在海面停留時,船工要求我們三人把隨身帶的全部行李沉到海中,衣服口袋裏不留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紙張和電話號碼。如果我們被捕,就說是隨同朋友到海上玩的。我與高皋迫於無奈,把我們的全部行李沉下海底,另一人則不然,他說他帶着到美國一大學讀學位的文件,絕不能沉下海底,由於他堅持,他的行李沒有沉下海底,平安地帶到香港。

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船工那裏瞭解到甚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全不理睬我們,不關心我們是誰,只是把我們看作“偷渡客”而已。

六月十九日上午八時船在香港靠岸,社科院文學所的蘇煒前來迎接,由法國駐香港副領事開車,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住了下來。但蘇煒和我們不知道住宅的主人是誰,是在香港的什麼地方。我想與高皋一同到香港街道上看看,住處的人說,你們是“偷渡”來香港的,上街就會被警察查問,就可能被押回大陸。

 

這次節目時間到了,下次我們繼續嚴家祺先生的自述,看他和他的妻子高皋逃抵香港之後的經歷。中國流亡者紀事,嚴家祺先生的逃亡回憶。這是自由亞洲,華盛頓手記。我是主持人北明。我們下次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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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❶香港《明報》1989611日刊出類似消息,說楊尚昆領導一個“六一     小組”制定了一份“黑名單”,要把方勵之、嚴家其、包遵信“用一切手段捉拿歸案。”

❷見《人民日報》1989613日第1版。

❸劉達文:《黃雀行動》,第37頁,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本系列選自嚴家祺著述《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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