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綠色情報員:洪災過後(下)農村飲用水脫貧還是脫鉤?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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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綠色情報員:洪災過後(下)農村飲用水脫貧還是脫鉤? 河南洪災過後,習近平喊話要防止“大災之後有大疫”,其實水污染早已埋下病竈。
(路透社)

洪災重創河南,大疫跟着大水來,成了口耳相傳的警語。其實,水污染與中國癌症高發率和高死亡率脫不了關係,老大哥沒抓出水污染的病竈,大疫終究難以根除。

暴雨水澇肆虐鄭州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喊話要防止“因災返貧”和“大災之後有大疫”,當下農村人民捱了一記悶棍,回頭看今年3月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強調的“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羣衆不愁喫、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飲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習近平纔剛說農村貧困人口的飲用水安全有了保障,4月中央電視臺就播放陝西洛南地區農村飲用水很有問題。”旅居德國的水利工程博士王維洛注意到這一則意外打臉的新聞,“農民家裏裝的水龍頭是假的,他們要跑大概一個半小時去拉水,每一立方米的水要50、60塊錢,取水點的水質很差,他們就在抽水的水管裝點紗布,就算過濾了。”

洛南農民心知肚明,習近平沒說的是,農村飲用水不是“脫貧”,而是被“脫鉤”。

誰爲農村水動手腳?

農村飲用水不斷“被降級”,水質安全堪慮。(路透社)
農村飲用水不斷“被降級”,水質安全堪慮。(路透社)

“中共政府開始注意到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最早是20世紀80年代初,1983年國務院批轉了第一部關於農村飲水問題的文件,從1983年到2020年,國家報告裏面所解決的農村人口飲用水問題,累計人數是7.6億。”王維洛拆穿亮眼數字的假象,“背後藏的是用所謂的標準、科學,來欺騙大家。”

王維洛指出,1984年農村已經有飲用水標準,雖然標準比城市要差,當時城市的飲用水指標有35項,農村是20項,到了2006年版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城市增加至106項指標,農村沒有相應的增加,從20項減少爲14項,2018年中國又批准新的《農村飲水安全評價準則》,其中水質指標只剩下2項,第一個是用眼睛看水沒有雜質,第二聞起來沒有特殊味道,這就是中國農村水質標準的現狀。

“1969年我到黑龍江、北大荒去插隊,村子靠的是井水,沒有雜質、特殊味道,那個時候就已經達到標準了。”王維洛說,農村飲水標準成了“障眼法”,“在解決貧困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上,中共的辦法是不斷降低標準,習近平提出的脫貧任務就完成了。”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歐陽新宜認爲,農村的水質劣於城市的水質,大概是世界普遍的現象,不過喝了水要不生病,那纔是世界普遍的標準,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測量飲用水的標準,有大腸桿菌、總落菌數、臭度、濁度、色度,以及砷、 鉛、 鎘、鎳、汞各種影響健康物質等等,大陸的幅員廣大,地質不同,土壤的污染程度不同,要保持全國一致的飲用水等級,可能不容易,但是水管是可以改善的,從遠端拉好的水到偏鄉,也是世界普遍的標準。

中國的農村和城市被分割成二元社會,“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讓部分的來人先富起來”這個說法,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誤區,總認爲先富起來的人,特別是城市裏的人,就可以享有生活上的特權,就可以凌駕那些還沒有富起來的農村的人。“歐陽新宜犀利指出,“譬如說教育、醫療,別的國家都說No one left behind,可是大陸在教育、醫療和喝水上面,卻都還有先富、後富的差別,這是很不對的。”

農村飲用水不斷“被降級”,也折射出污染問題愈來愈嚴重。王維洛表示,80年代以前,中國的工業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因爲農村沒有工業,後來到了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成了世界加工廠,這些污染工業從城裏大量向農村搬遷,譬如說中央電視臺、燕郊的住房區原先都是北京的化工廠所在地,現在化工廠都分散到農村去了,由原來的“點污染”變成大量的“面污染”。

水污染和癌症劃上等號

隨着工業污染大量流入農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風險大增。(路透社)
隨着工業污染大量流入農村,居民生病或罹癌的風險大增。(路透社)

拿浙江紹興來說,紹興是作家魯迅筆下村民在河邊淘米、剝豆子的悠然水鄉,“現在紹興地區集中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紡織印染產業,所有的河流都被印染的化學物質污染了,那真的是一片黑河。”王維洛嘆了口氣,“錢塘江水域被污染了,所以杭州自來水裏面的全氟物質是超標的,農村地區生病的、特別是得癌症的人也特別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全球癌症數據,2020年全球新發癌症病例爲1929萬人、癌症死亡病例爲996萬人,其中中國新發癌症爲457萬人、癌症死亡人數爲300萬人。“今年元月《人民日報》報導中國癌症發病率世界第一、死亡率世界第一,當中列出十個原因,其中環境污染是第一個原因,最重要的有水污染、空氣污染和土壤污染。”王維洛說,“這應該說是中國官方媒體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來承認癌症高發、癌症死亡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係。”

歐陽新宜表示,如果拿大陸人的健康跟同文、同種、同文化的臺灣人做比較,就可以看出像水這種“軟建設”對國民健康的影響了,2020年臺灣人的平均總體預期壽命是80.96歲,而大陸整體是76.1歲,再以省市來看,北京市是82.2歲,比臺北市的83.9歲,低了1.7歲,上海市是全大陸最高的,達到83.63歲,這跟臺北、日本差不多,而以淮河流域的合肥市爲例,只有76.56歲,那就跟墨西哥差不多了。

淮河流域是中國癌症村的大本營,水污染吞噬沿岸居民的健康。王維洛說,前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楊功煥在2013年完成一個科學報告,她用數據來說明淮河流域裏面8個縣的癌症村和水污染在物質、空間和時間上有直接的關係,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用官方發表的論文,證實了水污染和居民罹癌之間直接的關聯性,但是到目前爲止,中國科學家也只敢提供宏觀層面的研究,不敢深入具體的案例,唯恐觸犯某根紅線。

“水質的好壞和健康的關係是毋庸置疑的,WHO制定測量飲用水標準的指標包括細菌數、化學物質、味道、酸鹼值等,任何一項違規,都會影響人體健康,甚至致死。”歐陽新宜說,“當年臺灣嘉義、臺南發生的烏腳病就是飲水中含砷造成的問題,至於淮河流域的癌症是不是某一種水污染或微金屬造成的,學界可以進一步考察研究。”

王維洛的中國朋友圈不斷傳出罹癌的噩耗,“從2019年開始,我老是收到不好的消息,當初下鄉到北大荒時關係密切的9位杭州知青,其中4位得了癌症,在富錦插隊時的3個朋友,有2人因癌症去世。”他露出不捨的口吻,“農村的醫療保險條件比城市差很多,農村只是大保、沒有小保,哪怕是習近平說脫貧了,只要有一個人得癌症,連帶所有的親屬都會重新進入貧困。”

農村飲用水始終是中國難解的習題。王維洛指出,中國水污染的最大禍端是工業,因爲污染強度很大,而且釋放大量的致癌物質,礦產資源開採和農藥化肥也嚴重污染土地和水體,生活垃圾也是污染源之一,中國河流、地表水裏面的抗生素、避孕藥含量超高;此外,中國河流的自淨能力還受到嚴重破壞,而水電站交換的、犧牲的就是河流自身淨化污染的功能。

不意外,瓶裝水企業順勢搭上造富列車,2020年9月農夫山泉在香港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你能夠想像嗎?中國現在最富的不是阿里巴巴的馬雲、不是騰訊的馬化騰,而是賣農夫山泉瓶裝水的商人鍾睒睒。”王維洛說,“中國能夠把瓶裝水做到這個規模,你看飲用水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使不上力的水治理行動

專家認爲,中國的環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衆參與和監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專家認爲,中國的環境立法和水治理缺乏民衆參與和監督,成效大打折扣。(路透社)

事實上,中國早在 1984 年就通過了《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治理卻是愈治越嚴重。歐陽新宜分析,這裏面存在科學認知和明知故犯兩個問題,大陸常有“有法不依”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治文化,官員只做看得見的建設,只做有業績、會被獎賞的事情,而那些看不見的“城市良心工程”就沒人關心了,這牽涉到大陸的行政體系和監督機制,另外還有法律會不會保護人民來對抗政府?還是會跟過去一樣,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甚至以黨領法,也就是法律的判決結果也是黨說了算,如果水質量出了問題,人民健康出了問題,到底是誰要負責?這些就是大陸政治改革的議題了。

王維洛指出,中國的環境立法起步並不晚,甚至早於德國,不過《水十條》、《空氣十條》都是大話的多、空話的多,因爲環境保護是一個民衆運動、草根運動,要依靠民衆的參與和監督才能完成,而中國的環境法在不斷的修正過程中,把民衆的參與和監督排除在外,民衆沒有權利告、環保組織不敢告,所以現在中國的環境立法等於是空立。

中國生態環境部今年將展開新一輪的水污染治理行動,印發實施《十四五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歐陽新宜認爲,如果大陸的水治理不改變“治標不治本”的態度,那麼無論過去的《水十條》或《十四五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或者未來出臺的其他方案,就會跟“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以後可能還會“返貧”一樣,那些已完成治理的2313條黑臭水體河流,還有可能“返黑”或者“返臭”。

歐陽新宜提醒,大陸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有所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摩擦的問題”,那個摩擦花了將近20年,在大陸加入WTO之後才逐漸消除,現在中國的GDP總量佔世界的19%,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產生了一個新的運行機制的摩擦,那就是“看得見的工程和看不見的過程的摩擦”,譬如軍事武器、太空探險、5G區塊鏈、人工智慧大數據等都很先進,不過,這些硬體發展的過程、人員的素質,還有使用這些硬體的道德良心卻都不配套,跟不上一個文明大國應有的水準。

“這種新摩擦,距離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但很大,還可能相反、會越走越遠。”歐陽新宜語重心長說,“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目標是顧富不顧窮、顧硬不顧軟,顧戎不顧祀,也就是隻顧霸道不顧王道,只顧GDP不顧人民喝的水,那樣的復興不但不偉大,還是對中華文明莫大的侮辱和對祖宗遺產最大的糟蹋。”

王維洛也同感說,在世界老二的亮麗表象下,背後的陰暗面是對民族的破壞、山河的破壞,我們的子孫後代肯定會把這一代罵得狗血淋頭,因爲我們破壞了他們生存的環境。

撰文:麥小田 責編:許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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