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忆者(王丹)

201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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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罗马尼亚裔美国作家魏瑟尔(Elie Wiesel)。(AFP)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罗马尼亚裔美国作家魏瑟尔(Elie Wiesel)。(AFP)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罗马尼亚裔美国作家魏瑟尔(Elie Wiesel,1928-2016)7月2日在纽约去世,世界各大媒体都予以显着位置的报导,不少国家元首表达哀悼,可谓哀荣备至。几乎所有的相关报导,都会提到,魏瑟尔是「历史的记忆者」或者「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这样的讚誉当然是基于魏瑟尔做为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一生致力于揭示和保留战争和苦难的记忆,不希望世人遗忘曾经有过的历史教训。正如他在代表作《夜》裡所说的:「遗忘死者,就像第二次杀害他们一样。」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永远记住暴力的历史,才有可能保障未来的和平。这,正是历史记忆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所在,而魏瑟尔,在这方面为世人做出了榜样,对他的来自四面八方的讚誉,当然是实至名归。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怎样进行历史记忆?魏瑟尔的回忆录《夜》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这本书基本上是他本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生活的回忆。在集中营中,年少的作者亲眼目睹了人间的悲剧,他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在奥斯维辛死亡,他的父亲随后也在另一个集中营去世,失去双亲的魏瑟尔获得自由的时候才十六岁,手臂上带着被烙铁烙印出的识别码「A-7713」。痛苦的经历曾经使得他有足足十年的时间不愿意回顾集中营的生活,甚至一度想自杀。但是十年后,他改变了心意,决定把自己个人的经历写出来。这裡,「个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历史记忆,尤其是苦难的记忆,不要说施暴者,就是受害人中,也有很多人主张「宜粗不宜细」,因为那样细緻的回忆令人痛苦。而宏大的历史叙事,对大历史的分析,听起来就不那麽憷目惊心裡了。按照这样的思路,历史和记忆就成了两件事情。在法国年鑑学派的学术传统中,历史和记忆向来泾渭分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说:「在传统终结的地方,在社会记忆消亡或解体的地方,历史学才开始。」年鑑史学家总是主张要和人们的亲身经历或鲜活记忆保持适当的距离,认为这是从事科学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着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之里程碑式的《记忆的场所》出版以来,历史和记忆之间这样的区别开始被重新思考,记忆史研究开始成为新领地。最近几十年来,历史记忆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对于个人经验的记录。魏瑟尔的《夜》就是典型。

在我看来,历史记忆不是「宜粗不宜细」,而是「宜细不宜粗」。因为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不仅仅有宏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可以进行分析,更有很多是人性的部分:我们怎麽面对和承受苦难,人在苦难中是如何扭曲内心或者维持尊严,这些,才是记忆的重点。政治是各自相异的,也是一时的,而人性才是我们这个世界得以维繫的基础。正如以色列总理内唐尼亚胡在悼念魏瑟尔的时候所指出的:「他是一盏明灯,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典范,他了不起的人格与让人难忘的着作,彰显了人类精神能够战胜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恶魔。」的确,这正式魏瑟尔的个人记忆的力量所在。

因此,当我们记忆的时候,愈是个人性质的回忆,愈能触及人性的问题,愈能让我们从这样的记忆中得到更深刻的经验教训。这就需要更多的具体的桉例分析,需要更多的细緻的观察,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像魏瑟尔那样,说出自己的故事。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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