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民主转型有什么对比性(下)?(王丹)

201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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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网民翻墙围观台湾朝野领导人辩论(心语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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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RFA

各位听众:

延续上週内容,今天我想谈谈两岸民主化进程的不可比性:

不可比性之一,是台湾的民主化历程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民主化与本土化的同时并进。在台湾始终有一个统独和族群的问题,作为社会关注焦点,不断凝聚反对派阵营。这一诉求比简单的民主、自由口号更具有凝聚力,所以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但却打赢了一场又一场选战。但是在大陆,不仅民间,即使知识界内部,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以及国家未来面貌,都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力量也缺乏一个更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贴近社会现实的诉求。

第二,台湾自五十年代就有地方选举,这使台湾的反对运动很早就得以开始在选战中积累实力、宣传诉求、锻炼能力。整个台湾反对运动的成长就是围绕选举这一主轴展开的。而大陆的反对运动则缺少这样一个练兵的场所。

第三,两岸面临的国际压力大为不同。台湾在安全与经济上依赖美国,因此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台湾更有效;而大陆对国际社会的依赖程度比台湾低,抗压能力就会强一些。现在因为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危机,能够在民主发展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的空间更小。

第四.进入70年代,台湾出现了所谓“经济起飞”,工农业、出口加工业及外贸均有大幅度发展,已由原来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演变成为以加工出口经济为主体的工商社会。在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蜕变过程中,大量中小型企业随之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台湾的教育也相应有所发展,知识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上述社会经济背景下,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即中产阶级迅速壮大, 作为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利益、以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家为主体的新兴党外势力,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崛起,并逐步由过去的地区性势力发展为全岛性的政治力量。

但是在中国大陆,所谓“中产阶级”的力量并未健康成长。新富阶层本身出身统治阶层,同时也是体制转轨过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大陆的中产阶级反倒是政治改革的反对者。

第五,作为统治当局,面对来自民间的民主呼声,台湾的国民党和今天的共产党採取的是不同的对应策略。

一九八五年底,党外人士的“公共政策研究会”在各地成立分部。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指示推进民主宪政以及国家现代化。其后又于四月九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由中央委员构成的“十二人小组”,负责检讨戒严令、民意机构改革、地方首长民选、开放党禁四个问题。五月,针对党外人士的活动,蒋经国指示以“沟通”代替“规制”。九月,“民进党”成立,对这种挑战戒严令的行动,十一月十一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不承认,也不予解散”,没有对组党行为采取镇压行动。这一年的六月,国民党正式提出六点改革的建议,包括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关、地方自治法治化、制定国家安全法、民间团体组织许可制度,强化社会治安及党务革新等。

经过一年的酝酿,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蒋经国宣布解除在台湾地区实施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随后解除了报禁和党禁,正式启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解严”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也是和平演变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决定,台湾政治学者萧新煌解释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反对势力的壮大以及对解严诉求的升级;二是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三是执政党内部的若干精英对尽早结束‘戒严体制’逐渐形成某种试探性的尝试;四是民间社会自八十年代以来已俨然形成的求变心态”。这其中,国民党决定不再强行对抗社会,决定主动因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这样的顺应形势的决策,使得台湾的民主转型避免了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以台湾经验反观大陆政治前景,我们看到,共产党正面临八十年代国民党的处境,根据上述萧新煌对“解严”四个原因的分析,在大陆出现“解严”这样的民主改革举动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改革意愿。我们都不愿看到大陆出现社会动荡,都希望社会转型可以和平进行,这里共产党当局有一定的主动权。如果他们能理性因应社会危机的压力,主动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以启动政治变革,中国稳定的系数是相当大的。但是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前景令人乐观的因素太少。因为显然,共产党现在不愿顺应时代潮流,仍希图动用暴力手段强力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自身的地位。

分清两岸民主发展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大陆的转变具备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盲目乐观而误判情势。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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