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虽未参加六四却与我们殊途同归(王丹)

20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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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余杰接受本台采访(萧融摄)
图片:余杰接受本台采访(萧融摄)
Photo: RFA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书。

一九九八年,余杰以一本《火与冰》的书而声名鹊起。自此以后,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书,以犀利的言论频繁轰炸沉闷的中国知识界,以初生牛犊之势令人刮目相看,显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现的自由知识分子断层之后,八九一代青年学人开始展示实力。二000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纽约时报》以半版篇幅报道大陆青年知识分子余杰,因为发表评论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并介绍了余杰的观点。进一步使得他成为扬名国际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

这一切,都是从《火与冰》开始的。这本社会评论与文化评论兼具的文集在当时,对1989年镇压学运之后沉闷的中国思想空气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至今还有人会津津乐道与当年看到《火与冰》之后的兴奋与冲动。

当时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学风,发扬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直言不讳地批评极权制度和中国文人的懦弱。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言论的危险,但始终未改初衷。于是当局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后来已经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却被最专业对口的单位---现代文学馆---拒绝接受。于是反抗也开始了。余杰在海外发表公开信,宣布与现行体制决裂, 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此感到畏惧的将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从惩罚到反抗,余杰已经从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异议知识分子。经过几年的与当局捉迷藏似的打"擦边球"和"走钢丝"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与体制和平相处的愿望落空了,他终于浮出海面,走上了无法妥协的不归路。于是在之后的岁月中,余杰参与组建独立中文笔会,开始用文字直接触及社会现实和体制弊病,并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残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胁而出走中国,开始了流亡生活。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无可回避的命运。中国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津津乐道于妥协的艺术,千方百计地想靠自己的聪明与政府周旋, 以求既能畅所欲言,又能平安无事,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余杰的事例表明,现行的极权专制体制从本质上讲是与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宽容或开明无异于与虎谋皮。在某种特定的阶段和环境中,它也会表现得似乎温和,但这只是暂时的表象,如果拿这种暂时的表象作为与政府妥协的借口,只能说是自己懦弱的挡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学弟,当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自由呐喊的时候,他还没踏进北大的大门。他曾经说过,如果那时候他已经在北大,一定会参加那场学运,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狱,流亡的道路。然而,虽然他没有参加那场学运,他在1989年之后入学求学,写作与思考,但是最终,竟然也还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与我这位学长殊途同归。我跟余杰的命运,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命运,我们的命运折射出了中国当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一些内在逻辑。我期待流亡一段时间之后的余杰,能够在解析这样的逻辑方面,继续发挥他的思考能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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