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

当我重新思考“六四”并审视当今中国状况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引发“八九民运”的基本的社会危机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发酵和恶化。1989年,历史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六四”镇压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关注政治和经济转移到了只关心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沉重代价,将由未来的一代代人偿还。
200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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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为异议人士,我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就。虽然不能忽视邓小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我仍然认为他镇压和平非暴力运动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没有政治改革伴随的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分析德国的发展时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经历突然的经济增长,而政治体系没有和经济体系同步成熟,将会出现很危险的状况。德国在那之后50年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同样地,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却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其未来未必让人乐观。
 
第三,我们不应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表象蒙蔽双眼,上海不是中国。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对中国中期的前景做了一个调查。在参与他的调查的77位专家和学者中,51位认为中国大陆在2012年之前将会爆发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参加调查的专家和学者并非异议人士或对政府持批评观点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我的分量要重,而他们也只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仅仅是经济改革将无法保证中国未来的稳定。中国不仅仅是需要政治改革,而且必须要实施政治改革。中国若进行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应从重新评价“六四”开始。
 
最后,我来谈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和危机,但我仍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实现民主化。对於经历了“六四”、现在被称为“八九一代”的我们这代人来说,铭记过去并重新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向前看,并为将来创造新的东西,这包括着手进行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改革。我们提倡四个基本价值:繁荣、稳定、自由和社会公正。中国共产党只关心繁荣和稳定,而“八九一代”认为,没有自由和社会公正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和稳定。至於体制改革,我们提倡四个“主义”:自由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联邦主义——旨在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以及台湾和西藏的问题;民族主义——志在凝合新国民精神的温和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宪政主义——作为新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以这四个价值和四个主义为基础,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第三共和国”出现在中国,它既不同於孙中山的第一个共和国, 也不同於毛泽东的第二个共和国。我相信,这个我们致力去创建的新的共和国将会是国际社会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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