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给王丹公民的三点建议”(王丹)

孙文后你好:首先谢谢你的三点建议。就一点来说,我十分赞同。美国革命前夕,潘恩撰写的《常识》小册子,在开启殖民地人民的民主意识,推动独立精神方面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八十年代,已故的包遵信先生等发起编辑出版“走向未来”丛书,以通俗的方式介绍西方的思潮,对我们八九一代的理想主义追求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你的建议的佐证。必须承认,今天的民主运动,在向民众推广基本的民主人权知识这方面的确比较欠缺,我们也正在努力希望改变。
200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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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能够掌握比较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咨询平台。现在我本人在Facebook设立了账户,不到三个月已经有3500人左右加入,其中很多都是年轻人。据我所知,吾尔开希也在Twitte上开设了账户,响应的人也很多。用在网络平台上互动的方式,取代过去那种依靠文章,演讲来传播民主思想的做法,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努力之一。当然,你提到的用更轻松的方式来普及理论,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方向。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在一些网络游戏中加入基本常识的推广的内容?这些方面,还有待包括你在内的广大朋友共同集思广益。
 
就第二点来说,我想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从来不认为,人权是要等到人们生活富足以后才能提到的事情,相反,这是中共里来的主张。我的理念是说,人权本来就是天赋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任何特定背景,就剥夺他的人权。中共一贯说,中国人要先吃饱饭才能讲人权,意思就是说,穷人没有资格享受人权,这是对穷人的歧视。同样,中共说,文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实行民主会有问题,这也是对教育程度低的民众的歧视。我同意你的观点,人权是生活富足的前提条件。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提到过,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足,最多是有建立在贫富差距拉大的代价之上的部分人的富足。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宣传下,很多观念都被颠倒了,关于人权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都有义务去扭转这些被颠倒的观念。
 
最后,你提出“有民权才有民富”,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不过我想也许我们的提法可以更加具体一些,更通俗一些。象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学生提出的“反腐败”就是一个简单有力,能够最大程度上凝聚民意的典范。反对运动要有具备号召力的论述与口号,这恐怕是我们的另一个亟待努力的方向。
 
再次谢谢你的建议。
 

附孙文后给王丹的电邮:

王丹先生,给你三点建议:

第一、您知道中国的央视《百家讲坛》吗?这个创新的节目取得了轰动性的效应,因为易中天、于丹等人用了一种非常通俗化、娱乐化的口语,解读了艰涩难懂的古典文学,让很多普通人喜欢上了古典。可是,现代的中国民主理念是怎么普及给中国人民呢?可惜,不单是您,大多数当年民运者,还沉浸在二十年前的悲伤之中,每每说到民主时,让人总觉得很沉重,因为人的天性总是希望快乐的,所以,你们可能不够正视这一点,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受众!关于这一点,我最有感触了,我现在每每和朋友说这些问题,都给骂回来。不过,有个人做到了,他就是香港的黄子华先生,他的《栋笃笑》节目在香港深受欢迎,他用一种通俗化、娱乐化的口吻,解读了很多时事问题,包括六四事件,今年六四的维园,有那么多年轻人参加,黄子华功不可没!可惜,他的节目是粤语的,所以在大陆,很难吸引到母语不是粤语的人群,包括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国语版的远远不够呀!顺便提一下,数十年前,毛共用的就是这种通俗、娱乐手法成功的。真理,如果不能让人明白的,和不存在没有区别。

第二、我看过你的视频,认为你有一句话有问题的,就是您说(大意),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人权自由也是应该人人享有的。 换一句话来说,您觉得人权是生活富足后的精神追求。这句话太有问题了,我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政治决定上层建筑》)用来说明:人权是生活富足的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生活富足后的追求。

第三、我认为,您们应该打出类似于“有民权才有民富”的口号,让中国人知道您追求的,其实也是他们想要的,这样才会更多人追随您的的理念。


政治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作者:孙文后)
 
在中国大陆,身边发生的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办事要走关系的,这种关系一般指的是向有权者索要权力,再用权力换取财富,这一点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认同的。

这就说明:权=财,所以要均财,必先均权。均权者,平均权,平等也!而平等又是民主的核心价值,所以均权=平等=民主。那怎么实现民主?试想再有胆识的人,其异见言论如果不能被公开、从而产生一大批支持者的话,他一定会考虑到一旦突然站出来,后果可能是猛然发现自己是光杆司令,面临轻易沦为阶下囚的厄运。再者,在偏重血缘宗亲的孔儒文化熏陶下,支持者再多,又怎能保证他们都站出来,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并进行到底地去救这位无亲无故的人?所以做这种事的人,无非是以下三种:笨蛋、走投无路者、有博爱胸怀的英豪。据我观察,黎鸣的智商和现有的生活环境都没有问题,所以肯定他就是这种有博爱胸怀的英豪!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黎鸣的博爱胸怀和勇气,那么,每个中国人都将是黎鸣!      

可见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成龙在博鳌说:“中国人太自由,要管”。按他的话推理如下:香港不自由=香港不民主=香港不平等=香港不均权=香港人不均富(贫富悬殊),于是香港动荡并倒退。”                

香港大学前学生会主席陈一谔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自然水到渠成。简单地说,是经济决定了政治,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赞同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不是民主先行,决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会有民主”。因为守着鲜蹦活跳的鱼,有机会吃但一直忍住不吃的猫几乎是没有的-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第一杯羹的甜头后,就会刺激他索取更多的权力,权力就这样慢慢向他集拢。因为这权力原本是别人的,所以也就夺取了别人的财富,必然产生冲突,相对更有权者往往用打压对方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受打压者多次反抗无效后采取了暂时忍受的方式,并侍机待发。但这样一来,埋下了巨大的社会隐患。有人说,把财富退给人家不就行了吗?举个例子,明火执仗的抢劫者将到手的财物交还物主的可能性有多大?就算愿归还并认错,他就不担心物主会趁机控告他?何况不义之财来得快,多是用得也快,加上馈赠裙裙带带的、雇佣帮凶的、收买警察的、购置各种作案工具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根本无能力全部偿清这债务。除非个别有勇气的主动自首,否则,除了保持现状、恐吓、打压,没钱用时再抢劫这些物主外,已别无选择。漏子无可避免地越捅越大,当它和天一样大时,法网再疏,也漏不了的。像现在的北朝鲜就是有例可循的,可惜金正日集团已陷得太深,自首是找死,顽抗是等死,因为顽抗还可以让他们活得相对长一些,所以他们选择将顽抗进行到底。

早在97年前,香港就以弹丸之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我这洋奴走狗、汉奸卖国贼认为,是英国政府和香港人共同建设了相对的言论自由的结果。也就是,是政治决定了经济。即“政治决定了上层建筑”,而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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