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法的规定看转型正义(王丹)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联合国形成决议制裁屠杀人民的暴君卡扎菲,外界普遍关注军事行动的进展状况和卡扎菲本人的命运。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这次联合国决议对于罗马法的运用,在国际法上建立的示范意义。
20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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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3月19日针对利比亚形势作出的决议,将格达费以违反国际犯罪为由,请求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调查。这一条援引的是1998年诞生的罗马法。这项法规的设立,目的是使得国际社会,能够对于各个国家内部政府对于人民的侵犯人权现象进行干涉。

自从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政治新原则以来,这一理念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罗马法的制定就是这一理念的落实。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于正在发展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干涉,也在如何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上提出了相应的指导原则。这一点对于面临众多转型正义问题的原极权国家来说,更有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在处理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在追究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的时候,经常会面对两个层次的推卸责任,逃避惩罚的问题:一方面,具体的执行人员会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不应当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当权者会说,是下面的人干的,自己不知情,因此不应当负责。

针对这样的推卸,罗马规约第三十三条即规定,对於残害人权的上级命令或法律,乃属明显违法,下级公务员无服从义务,若服从而仍执行,即不能以「依上级命令」来为免责。这对于那些躲在所谓“执行命令”的保护伞下,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各级执行者是严重的警告。

作为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执行者,如果明知执行的命令是侵犯人权或触犯国际法,他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比如消极执行,或者在执行的程度上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所减轻,如果没有这样做,而是积极执行,是没有理由可以用“执行命令”来规避惩罚的。

针对掌权者“不了解下属的行为”的逃避借口,罗马规约第二十八条也明确规定,即便无法证明其有下令屠杀的事实,但只要具有上命下从的阶层关系,并对於下属所为的残害行为有所知晓,却未为任何防止措施,仍必须对屠杀的结果为负责。这实际上 对于那些暴君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规范,使得他们无从转移责任给下属。 

转型正义要实现,就必须把责任细致到个人的层面,这是罗马法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任由责任的追究,上升到空泛的国家的层次,或者上下之间互相推诿,转型正义就是一句空话。这一次联合国不仅决议军事介入利比亚局势,而且针对卡扎菲本人提出具体惩罚条款,对于其他各国暴君和独裁者都是一个警讯。

中国在联合国相关决议表决中投下赞成票,说明他们也不敢公然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因此我们也有理由,在一旦出现中国当局大规模武力镇压国内抗议民众的时候,要求国际社会援引罗马法的规定予以干涉。所谓干涉,也不仅仅是武力行动,冻结海外资产也是可以采取的手段之一。我相信,这样的干涉对于任何残害人民的暴君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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