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王丹)

各位听众:前不久我在台湾一所大学演讲,一位陆生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颇能因人思考。他说:一个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而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却缺席,这是为什么?
201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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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中国并不缺乏知识分子,30年代的知识界也曾经流行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走向民主之路却如此坎坷。这其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里?
 
我的抛砖引玉的想法是这样的:早期1980年代,着名学者李泽厚就曾经提出过“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曾经风靡一时。我认为他的观点其实已经点出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但是仍旧限于抗日救亡时期那样一个历史时段。
 
如果把眼光更放开一些,看最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其实还是建立在“国家大于个人”的基础上,还是依循传统儒家的集体主义的伦理基础。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没有个人的地位,只有国家的强大,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集体而不是个人。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在社会的集体论述中,很容易形成为了国家利益,个人要付出牺牲的主流认识,可是这样的认识,在我看来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没有个人权力的伸张和保护,其实国家的强大反而会成为对于个人的侵犯,这样的强大伴随的是文明的衰落,而且也不可能是持久性的强大。
 
我认为一直带今天,这样的思维模式依旧统治者中国的知识界,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形成的重要塬因。
 
我的结论很简单,中国知识分子要启蒙民众,首先要启蒙自己。这其实是一个老命题了,但是仍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革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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