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问题

你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很好,我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国民性的部分,确实是建立公民社会必须予以克服的障碍之一。
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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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也很欣赏你愿意对民主进行更加深入思考的态度。的确,制度选择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我们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选举和三权分立。
 
你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很好,我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国民性的部分,确实是建立公民社会必须予以克服的障碍之一。但是,也不能因为国民性存在问题,就忽视制度的改变。我始终认为,制度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不一定有孰先孰后的排序问题。在很多例子中,制度的改变可以有效地改变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法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有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法律的权威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国民性的教育。台湾本来与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按道理讲,在国民性方面也应当有着很大的类比性。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民主化发展,基本上是按照理性的轨道进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中,人民逐渐学会了理解和运用民主给与的公民权利,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自身的认知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改变。可见,政权轮替本身,也有助于改变国民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先让人民能够实行民主,人民才有可能学习如何民主。因此,我一方面承认国民性改造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认为,制度上的变革也是很有必要的,更加有助于平稳地实现社会转型。
 
最后,你提到“户籍制度、工商、各种路桥收费,这些弊病果真能有办法革除,那不是更好吗?”我当然同意这些具体的弊病的革新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具体的弊病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得到革除呢?革除这些弊病,按照你的想法,并不是激进的政治变动,但是为什么还是举步维艰呢?我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尽管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希望社会逐步地,平缓地改变,但是只要改变的矛头最终是要切割当权者的利益,他们就不会认真推行这些改革的。话说回来,如何能够改变当权的利益集团,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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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你好!

首先当然感谢大陆开放自由亚洲论坛,所以我们能看到你主持的栏目。

89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和你同龄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和所有出身下层的中国人一样我也度过了几年不堪回首日子,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束缚,一个想追求成功的人道路是不会平坦的。首先是分配的单位肯定让人窒息,要不是同流合污就是忍辱负重,我选择了辞职,却被原来单位扣押身份证明关系等,最后过了几年黑户的日子,用假身份证找工作,后来终于花钱搞好了户籍关系。工作也稳定下来了,人生也被耽误了几年,自我安慰一下就说人生多了点磨炼吧,都好过知青在农村那样浪费青春了。

现在的中国,民主自由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我没有放弃当初的理想,仍然把改变国家、民生当作追求。

可是我的想法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年级大了思考多了,我在想,英国、日本仍然有王室,却不可否认是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很多种的,西方国家各不相同,那么中国以后的民主制度也会有自己的特点,而我们无法设计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目前的制度下,官员的黑社会化,对民众的掠夺和垄断行业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国家的毒瘤,高层也知道努力改善,不过 这种改革和清朝末年一样,都是因为同属一个集团,明显的进步是很难的,而对民众和舆论的一点点松动,则有很大的影响,贵州瓮安、上海杨佳已经告诉我们,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已经很强,一触即发。这些也让中共紧张。从处理山东高唐、辽宁西丰的事件来看,中共已经不会去袒护基层官员,也开始给媒体大一点的空间。

国民生活的改善也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蒙牛、安踏等企业发展很快。

所以经过这些年,我在想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国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毛的成功是因为它掌握了国民的性格,所以利用操纵了国民特别是当时的农民。国家的发展最后的目的无非是国民的福利,改变国家的制度是很大的工程,如果能为国民的福利争取,一件件事情的去做,那么是不是可以更平稳,也更有实际的效果呢?比如户籍制度、工商、各种路桥收费,这些弊病果真能有办法革除,那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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