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运20周年 那些非学生而仍在狱中的人们

在20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顾六四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场民主运动虽然是学生最早发动的,而且也是以学生为主体,但是,那是一场全民民主运动,社会各界都广泛参与。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能仅仅提到学生,而是必须记住那些市民,工人,机关干部,甚至是拒绝开枪的士兵;尤其要记住的是,在六四开枪之后,有一批阻挡军车的市民和工人,被当局冠以“暴徒”的罪名,处以很长的刑期。

200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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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周年之际,当我们回顾六四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场民主运动虽然是学生最早发动的,而且也是以学生为主体,但是,那是一场全民民主运动,社会各界都广泛参与。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能仅仅提到学生,而是必须记住那些市民,工人,机关干部,甚至是拒绝开枪的士兵;尤其要记住的是,在六四开枪之后,有一批阻挡军车的市民和工人,被当局冠以“暴徒”的罪名,处以很长的刑期。他们因为不是学生,也没有知名度,因此多年以来受到的外界的关注比较少,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却很大。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有这些所谓的“暴徒”被关押在监狱中,我认为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一定要一一记得他们的情况,不要忘记他们。海外的孙立勇多年老致力于搜集他们的情况,今年他公布的现在仍在狱中的所谓”暴徒“的情况如下,让我们一起将他们铭记在心:

  “六四”已经过去了20年了,北京至今仍有8名当年的所谓“暴徒”被关押着,他们是:朱更生、李玉君、常景强、杨璞、姜亚群、苗德顺、石学之、宋凯。

  (一)朱更生,男,45岁左右,“六四”后被以“反革命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更生捕前住北京市政府宿舍院,后搬至海淀区公主坟一带。朱更生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时改判为死缓。六四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6月3日夜的“暴乱”录像中,天安门广场上一辆坦克在燃烧,一个年轻人站在坦克上挥舞着旗子高喊着“我们胜利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朱更生先生。朱更生的父亲原系国民政府秘书,文革时被迫害致死,是母亲一手抚养了他和两个姐姐,朱更生的大姐在北京同仁医院药房工作。2006年,朱更生的姐姐推着轮椅带80多岁的老母亲探监,母亲告诉他,以后可能再也来不了了,盼着他早点回家------后来只有两个姐姐轮流去看他。朱更生未婚。目前朱更生现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余刑还有5年以上。

  (二)李玉君,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刑原因是6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一带烧军车。李玉君的父母是北京国棉三厂的职工,母亲89年前因病去世,父亲再婚,李玉君被捕判刑后父亲从没去看过他。李玉君有3个哥哥:大哥是老三届,在哈尔滨插队落户,基本没来看过他;二哥在八里庄一个中学校办厂工作,偶尔背着老婆去看一下他,给他点儿零花钱;三哥在花园村的一个汽车修理厂工作,基本上不管他。李玉君的生活费来源主要是靠给刑事犯洗衣服、刷碗换得一些香皂、牙膏、毛巾,另外就是监狱每月发放的5元人民币津贴。李玉君未婚。目前李玉君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余刑还有5年以上。

  对朱更生、李玉君情况的补充说明:1991年他们二人接到死缓判决书,93年才申报减成无期徒刑(1994年无期的判据书到手后开始生效),1996年他们两人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的减刑材料由中队上报到北京第二监狱狱政科,一年后的1997年仍没有回音,于是他们找中队领导询问。几天后中队指导员刘福利答复他们:报上去的材料丢了,究竟是监狱还是监管局或是法院弄丢的,我们也没法查,认倒霉吧,我们只能重新报。就这样,别人用两年时间即可改判为有期徒刑,他们却用了3年多。1998他们终于拿到北京中法的改判裁定书:有期徒刑20年。

  (三)常景强,男,40岁(69年生人),“六四”后因“在人民医院门口殴打武警”被以“反革命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常景强是家里的独生子,其父是社科院的锅炉工,由于常年为儿子着急上火,2000年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由其母照料,2005年,其母去世,父亲不久也去世了。常景强被捕前与父母一起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后来常父的单位分房,搬至中关村,1998年中关村拆迁,常的父母又搬迁到房山区窦店镇,其父于去世前将房子和搬迁买房剩余的十几万房款交给了常的表哥,托他将来转交给常景强。但常父去世后常的表哥就与他不再联系了,钱和房的去向无人知道。目前常景强在北京第二监狱5中队服刑,余刑还有2年左右。

  (四)杨璞,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0年11月26日从一监转到二监,93年在二监服刑时查出双腿患“骨结核”,走路需要借用拐杖,后送滨河医院,94年离开二监去茶淀监狱的病号队。后转到延庆监狱服刑。由于他身体有病,无法参加体力劳动,因此一直没能减刑。目前杨璞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2至3年。

  (五)姜亚群,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服刑。未婚,家里无亲属。目前姜亚群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尚有5年左右


  (六)苗德顺,男,45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捕前住五棵松一带,未婚。90年4月份在一监服刑时查出患病毒性肝炎(另外当时同住一个监室的还有四个肝炎患者:高鸿卫、于文、杨光辉,均是“暴徒”)。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由于不认罪,被监狱定为反改造尖子。92年从“死缓”改为无期,一般情况下两三年即可减为有期徒刑,但他却等了5年,原因就在于他不认罪,直至97年从无期改为20年。苗德顺性格倔犟,为不给家里添麻烦,97年他父母去监狱看他,他不见,后来家里就不再去了。由于抗拒改造拒绝参加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4个队长用警棍电他,但从没听到他向队长求过一声饶。在监狱里,苗德顺、石学之和刘权(50多岁,六四后因流氓罪被判15年,2006年刑满释放,至今刘权的头上还有一个坑,是被戒严部队用枪托子砸的)被公认为监狱里最顽强的。目前苗德顺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至少在8年以上。


  (七)石学之,男,70岁左右,“六四”后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90年12月从一监转到二监,93年4月从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6年6个月。值得一提的是:91年夏,石学之所在的中队(七中队)承接了北京乳胶厂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的活儿,石学之用中、英文写了许多纸条,放进手套里,纸条上写着:自有民主万岁;自由救中国;请好心人转告海外民运人士救救我们------等。后来被发现,被关禁闭,手铐脚镣加身,手脚用一幅铐子联上。当年50多岁的石学之被3、4个警察踩着,另外5个警察用电警棍电击,每次都在半个小时以上,电击的部位集中在阴部、腋下、脖子和脸部,阴毛都被电焦了,石学之从没向警察求过一声饶,痛苦到极点时,他只是本能地“啊、啊”叫几声。在三个多月的禁闭中,石学之经常被提回中队,进行电击,狱方以此来威慑其他暴徒。因为年龄大,98年从二监转到延庆监狱。目前石学之在延庆监狱服刑,今年年底前释放。

  (八)宋凯,男50岁出头,“六四”后因“反革命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6月4日在人民医院门口,张宝生(当年15岁,判刑10)、常景强、宋凯等许多北京市民截获一辆军用救护车,大家从车上把一个当兵(王玉文,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拽了下来,遭到众殴,宋凯将一个水桶扣在王玉文的头上,理由是怕把当兵的打坏了。宋凯被捕后在丰盛派出所内被几十名戒严部队暴打,后腰被打坏了,留下终身残疾,走路时往前探着走。92年时家里曾花钱为其保外,但没能成功。宋凯捕前住在西城区砖塔胡同,捕后不久离异。宋凯93年底从一监转到二监,98年转到延庆监狱。目前宋凯在延庆监狱服刑,余刑1至2年。


  备注:
1、上面提供的8名“六四”“暴徒”的情况是由多个朋友提供,不一定完全准确;
2、目前这8名在押“暴徒”及亲属与外界均无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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