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 - -李政亮《中国课: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余杰)

201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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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李政亮《中国课: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封面(网络资料)
图片:李政亮《中国课: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封面(网络资料)

李政亮,是一位书写中国最受瞩目的台湾作家,他的年龄与我相仿:二零零零年,我从北大硕士毕业,从此成为独立写作的“无业游民”;李政亮则带着观察者的好奇进入中国社会,从台籍陆生到重点大学教书四年的台籍陆师,以不同身分亲历其境地参与了过去十二年中国转型最戏剧化的时期。二零一二年,他以《拆哪,我在这样的中国》一书,荣获了当年的金鼎奖——“拆”字确实是当代中国的关键字,从京沪等“国际大都市”到任何一个偏远的小镇,断壁残垣之间都依稀可见飞扬跋扈的“拆”字,在这个字的背后,是官员欲壑难填的贪腐和民众泪如泉涌的冤屈,是法治的欠缺和文明的扭曲。


中国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每个人看到的中国大概都不一样。李政亮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外面看中国。如果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情况会是如何?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有局限,我也不例外。大学课堂是我认识中国的最主要据点,四年的教学也是十二年中国之旅最深刻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新书《中国课》以对中国年轻身影与教育故事的深度观察切入,如评论家张铁志所论,该书“带领我们从‘教育’这个最核心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场域来认识这个庞大而复杂体的国度”。


档案制度、“全景式监狱”与“水族馆”

台商到中国求发财和包二奶,台湾过气政客到中国过一过红地毯瘾,还有李敖、陈文茜之流卖身投共,巧舌如簧、颠倒黑白。同样以中国为其创作素材,李政亮却不卑不亢、进退有度。他曾在南开大学等名校任教,也算是半个“体制内”的人,因而被纳入了中国的档案管理制度。十年前,李政亮进入北大就读之初,需要填写一份个人数据表格,内容包括姓名、籍贯等,当时他以为仅是单纯的学籍资料。未料,在毕业之际,他拿到了一个档案袋,里面除了入学时填写的基本数据外,还多了个人所属系所对他的生活状况与表现的评语。“这就是中国的档案制度。个人所属的单位会对个人进行评价,这是另一重中国式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接触本人的档案,也许因为李政亮是台湾学生,毕业后就没有了保管档案的“单位”,他便破例有了一个直面本人的档案的机会。


档案上的那个人真的是自己吗?李政亮写道:“看到档案中对自己的评价时,真是百感交集。从描述文字来看,填写者对笔者有一定的了解,并非随便写写了事。但到底是谁写的?无从或者也无意去推测,因为那是人性幽暗的一面。当然,这里可能存在社会价值的差异,笔者以为个人的生活状况被观察、填写,是人性幽暗的一面;不过,对填写者来说,也许他觉得个人原本就属于组织,这是中国社会管理程序中理所当然的一环。”当他告知中国师友,台湾没有档案制度时,有人非常吃惊:“那要如何知道某个人的背景?”李政亮认为,在管理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成为不被管理者信任,可能破坏秩序且必须加以管制的个人。他在这里使用了颇为生涩的“管理主义”的概念,其实还不如直接使用“警察国家”的命名。


中共的档案制度沿袭自苏俄。而苏俄涵盖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档案制度,是现代极权主义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政亮由此想起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名作《规训与惩戒:监狱的诞生》。在《规训与惩戒》中,最著名的举例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设计的全景监狱。这座圆形监狱的圆心正是监狱管理者,因为处于圆心,监狱管理者可以监视到所有犯人的状况。福柯的洞见在于他透过边沁的全景监狱,指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型权力,以及权力是如何分散在各个角落中的。我是十五年前在北大图书馆中首次读到福柯的这本名作的,当时我及联想到自己被迫在陆军学院接受的为期一年的军训生涯。那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对连续四届的北大新生进行的洗脑教育的一部分,而我恰好遇上了最后一届。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洗脑,军训反倒激发出了我的反叛精神和求真意志。


与“全景式监狱”相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水族馆”。《平壤水族馆:在北朝鲜古拉格度过的十年》是由“脱北者”姜哲焕及法国作家李古乐(Pierre Rigoulot)合撰的著作,该书记述了朝鲜劳动党如何掠夺姜家的财产,以及姜氏全家被关押于耀德集中营的经历。姜的祖父因被怀疑进行“叛国”活动而遭拘捕,姜哲焕连同祖父母、父亲、叔父及妹妹被关押于耀德集中营,在被关的十年间目睹营内多起残暴事件。书名中的“水族馆”是作者在平壤时养鱼的鱼缸,作者带着鱼缸进了收容所,很快鱼缸里的鱼都死了——连人都很难生存下来,何况鱼乎?而“水族馆”也隐喻北韩民众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毫无隐私和尊严、缺乏安全和自由的悲惨处境。不过,说实话,随时“被喝茶”的中国人又比北韩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中国教科书:蜗牛身上的壳

以作者的年龄而论,青春时代经历了台湾解严和民主化的整个过程,在台湾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之后,他则客居民主化尚未启动的中国。同是华人社会,两相对照,让他不禁感慨万千。从学生变成老师,李政亮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里度过的,对中国最了解的部分当然是学院。他不会像李敖父子那样靠吹捧共产党政权乞讨残羹冷炙——李敖那个跟乃父一样聪明得过了头的儿子李勘,到北大求学,接受记者访问时时候居然说,他学的科目是经济学,这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不需要学术自由。岂不知,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玛蒂亚•森早就指出,经济学恰恰是一门最需要学术自由和信息自由的学科,人类若干次大饥荒的发生,不是因为农业生产的歉收,而是因为专制政府对信息的垄断。


在中国的学校里,一方面是学术自由极度匮乏、独立思考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是当局竭力灌输主流意识形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者发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可以清晰看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子,包括领导人伟大形象的建构、杰出科学家与音乐家等的爱国情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精神,以及中国的疆界想象。小到幼儿园的小女孩、电视里才艺表演的儿童,大到课堂上的大学生,都要接受爱国教育。即使教科书从单一版本进入一纲多本时代,仍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原则,而充斥着爱国、革命等意涵的课文。


“狼奶”浇灌的一个典型,就是奥运会上《歌唱祖国》的对口型假唱者、号称“中国第一童星”的林妙可。这个少年老成的孩子在其新浪微博上说:“我们来这里安家就应该受到新浪的保护。对人身心,健康有害的言论就应除根,不准他在网络生存,不准他污染网络空气。新浪你能做到的。”她的家庭教育“又红又专”,她曾在许多场合演唱红歌,被父母打造成“主旋律”童星,她还曾在微博透露:“我父亲告诉我,我是党的女儿。”真不知是习近平还是她老爸更有资格代表党——如此大言不惭,简直是想篡党夺权。李开复评论道:“妙可小妹妹:你长大会慢慢理解:评估‘有害的言论’是相当主观的事情;愤怒的人,越堵越愤怒;堵的人,越堵就越霸道独裁;言论自由应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打造健康环境最好的方法是容忍更多言论,而不是主观地去堵。”不知小妹妹有解开红领巾的那一天吗?


政治、语文、历史等学科是党化教育最严重的领域,李政亮指出:“虽然中国学生厌恶政治教育,但是政治教育的一些内容却也成为政治潜意识。我称之为‘中华文明论’的官方论述,既是官方说法或是政策命令的价值导向,也无影无形地渗透成为很多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这个看法是真实的:近年来,革命话语在中国教科书中逐渐淡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部分却明显增强。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教育彷佛就是在锤炼钢铁……政治教育之于中国学生,就像蜗牛身上的壳,中国学生背着政治教育这个壳,在漫长的升学道路上慢慢前进。这个过程,借用中国语汇来形容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不过,共产党的“炼钢术”正不断受到挑战和解构。就八零后、九零后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而言,“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成了一种更有意思的现象。二零一二年,发生在四川什邡和江苏如东的捍卫家园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青年,他们没有多少关于“六四”屠杀的记忆,反而更加坚持和勇锐。“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首先是因为有一群知识人以各种方式投身公民教育。如李慎之生前念念不忘推动公民教育,冉云飞悉心研究民国教材,以及《中国课》中提到的那套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的《新语文读本》——我本人也是这套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的无法署名的编写者之一。其次,是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和翻墙技术的迅速传播——只要学会翻墙,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将愤青转化成自由主义者。


那群在台湾寻找自由与尊严的陆生

在《中国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词汇里的中国”单元,作者藉由六十五个基本关键词,让读者轻松理解都会里的青春中国。如:重点大学、三好学生、五道杠少年、知青、小清新、飞特族、小资、啃老族、蚁族、裸婚、屌丝、穿越、给力、淡定、八乘八、浮躁、唱红歌、五毛、主旋律、三座大山、维权……一向无法公开讨论的“六四”事件,在网络上转以“八乘八”表达,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没有天生就不喜欢自由的人,尤其是青春热血的年轻人,更会向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共要把人民训诫成奴隶,要把青年人打造成螺丝钉;但是,人民要当公民的意愿愈来愈不可遏止,青年人不做钢铁而做花朵的想法一天比一天坚决。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台湾也成为影响“钢铁没炼成”的因素之一。李政亮到中国求学和任教,只是去观察、体验这个剧烈变动的国度,有一种冒险的性质,他当然不会认同中国的制度,也不会皈依中国的价值;与之逆向而行的,是愈来愈多的中国年轻一代到台湾求学,俗称“陆生”,他们当中十有八九的人都渐渐地爱上了台湾,如果他们可以选择、如果台湾也愿意接纳,他们大都会义无反顾地落地成为台湾人。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访问台湾期间,应邀到台湾的十多所大学演讲,每次演讲都有一群陆生前来捧场。我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回到中国,我此前在中国的时候也被禁止到大学演讲,我与中国学生却在台湾的校园里相逢和对话,真有时空倒错之感。这些陆生也在脸书和推特上搜寻我的信息——而在中国,脸书和推特是被封锁的。如今,当缅甸宣布对脸书和推特解禁后,封锁脸书和推特的国家就只剩下北韩、伊朗、古巴和中国了。


李政亮发现,到台湾来寻找自由和尊严的中国年轻人如过江之鲫——比如,有以台湾独立书店甚至以转型正义进行主题旅行的中国年轻人,这些身影出现在台湾各地奋力自主经营的独立书店中接触台湾文化生态。在“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相关纪念场所中参访,也让“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的历史该如何公开讨论与反思,成为这些旅行者心中的苦思。所以,台湾虽小,中国虽大,台湾之于中国,却如同石膏之于豆浆,手指大的一块石膏,就能让整锅的豆浆凝固成豆腐。制度与文明,永远比金钱和武器更有力量。
无疑,当更多中国青少年挣脱脖子上的红领巾的那一天,两岸的和平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李政亮《中国课:系上红领巾的中国式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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