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美利坚秩序”的缔造者?-华特·艾萨克森、艾文·托马斯《美国世纪的缔造者》(余杰)

201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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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艾萨克森、艾文·托马斯所著的《美国世纪的缔造者》。(Public Domain)
华特·艾萨克森、艾文·托马斯所著的《美国世纪的缔造者》。(Public Domain)

二战结束之后,“美利坚秩序”取代“不列颠秩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美国并未做好这样的准备,大部分美国人渴望像一战结束之后那样,重新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看看电影,喝喝可乐”,自己关门过好日子。然而,苏联愈发咄咄逼人,中国局势岌岌可危,欧洲一片断壁残垣,亚非大地拉赤祸蔓延,美国岂能置身事外?

此时此刻,美国有一群被称为“外交贤哲”的英雄挺身而出。他们不是好莱坞系列电影“复仇者联盟”中那些拥有超自然能力的拯救者,他们却用智慧、学识和勇气大胆地创造了「美国世纪」、建立了「美利坚和平」。他们不是总统,却是总统的大脑。华特·艾萨克森、艾文·托马斯所著的《美国世纪的缔造者》一书,讲述了这群人在二战中和冷战中如何击败邪恶、捍卫自由的故事。该书的副题是“六位朋友和他们建构的世界秩序”,这“六位朋友”包括:哈里曼,原本是富可敌国的“铁路大王”,却甘愿放弃自己的王国,投身公职,先后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艾奇逊,长期担任国务卿,对杜鲁门主义的贡献大于杜鲁门总统,对马歇尔计划的贡献超过马歇尔将军;麦克洛伊和罗威特,两人战时担任作战部长史汀生的副手,战后在外交界、银行界和国际关系领域大展身手;波伦,驻苏联和欧洲的重要外交官,国务院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凯南,智者中的智者,虽然他的官职在这群人中偏低,且性格内向,晚年退居普林斯顿,离群索居,却因其远见卓识而被誉为“冷战之父”……他们都毕业于常春藤名校,游走于政商法领域之间,远离大众舆论,傲慢地避开国会,面对着来自左右两面的抨击,一方面秉持着大西洋主义,继承英格兰清教徒的精神,帮助西欧复兴;一方面奉行围堵政策,主张大力遏制苏联的扩张,捍卫美国的国家荣誉与对世界自由的承诺。

这群人的家庭出身、性格特质、交际范围各不相同。比如,出身平民家庭的凯南从来没有融入过以哈里曼为首的那个富豪圈子。但是,他们生正逢时,因缘际会,并肩作战,朝着同一远景大步迈进。他们从小在教导学生要效忠国家的传统私立学校念书,成年时的那个时代大家真诚相信美国具有为世界服务的责任。他们掌握权力的时代正值华盛顿的黄金岁月,正如乔治·鲍尔所说,“于是善加利用美国在全球局势中崛起的良机。那个年代我们不重节俭,不担心平衡预算,重点在于我们要如何拯救世界”。终其一生,“他们不是将自己视为公众人物,而是视为公仆。因为不必关注自己,他们奇妙地获得了自由与权力。他们可以将自己因长期接触广大世界而培养出来的特殊能量,投入战后重建与保卫百废待举的西方的任务中”。

美国没有贵族,美国却有这群充满贵族风范的人物。他们将担任公职视为荣誉,超越党派利益,不刻意讨好媒体和民意——他们也不必面对选举的压力。如今,在华府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这样的人物“多乎哉,不多矣”。两位作者感慨万分地指出:“他们为历史的机缘而达成远远超过个人身份的成果。因为具有共同的愿景,因为信任关系而获得力量,他们勇敢面对一个艰困时代的挑战。在他们的责任感与共同智慧中,他们发现了形塑世界的力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未活到亲眼看到苏联解体的时刻,而看到这一切的凯南偏偏心中充满忧伤,他多么希望俄罗斯仍保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温情与爱。他们没有像战场上的战士那样得到勋章,但他们的精神与思想启迪人心、激励后辈。

“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他更像一位英国人


引导美国打赢冷战的,与其说是里根或老布什,不如说是乔治·凯南。前者是台前行动者,后者是幕后思想者。

凯南不是那种老练的政客,他更像忧郁的诗人和哲学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为凯南的日记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凯南是一位如此矛盾的人,他最早主张遏制苏联,美国保持强大的军力,却又对使用军力极为谨慎,认为只要能用言辞解决的问题最好不要用武力,从而被归入鸽派的行列。他不喜欢现代时尚的东西,他本人就像是一件老古董。“一切保守主义均始于感物伤怀。”安德鲁·萨立文(Andrew Sullivan)写道,“若无感物伤怀之情,‘保守’之意从何谈起?”这正是埃德蒙·伯克长盛不衰的经典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哀叹旧世界一去不复返的原因。

在保守主义的意义上,凯南甚至比大部分英国人更像是英国人。一九三四年九月,凯南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与一场英国自由派人士的茶会,当时在座的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凯南写道,英国自由派“思维非常抽象,很容易因为表面上的姿态而对共产主义信以为真。在内心深处,他们永远不会愿意成为布尔什维克,他们仅仅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后半句话,其实是凯南的“夫子自道”。他深深地知道什么是英国留给美国的最宝贵的遗产:普通法、代议制、个人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及对私有产权的保障。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凯南的观点植根于历史、哲学以及信仰——尽管凯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但他对基督信仰的论述仍然让那些自由派和不信派大吃一惊。凯南在一九八零年的耶稣受难日写道,他为众生和耶稣写了一首措辞优美的赞歌:“造物易朽……最伟大、最神奇之奇迹……乃是各各他之山……一个人,一个犹太人,持有异见的先知,在两个盗贼的陪伴下钉上十字架……此人教诲有二:一是博爱……二是以自悟、自省之心获得救赎之可能……合二为一:博爱与救赎……建立起整个伟大文明,巧夺天工,无数大教堂拔地而起……塑造并规范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与价值观——在人类文明的精华上烙下独特的印迹。”信仰是文明的根基,在此意义上,凯南也是一名虔诚的朝圣者。

凯南的出现,如同诗人冯至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篲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凯南晚年在普林斯顿几乎退出了所有的社团,包括跟政治和学术毫无关系的美食协会。而他离选举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名农夫前来敲门,劝他出马竞选国会议员。他颇受感动,答应了,却惊恐地发现如果自己要参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无法继续支付薪水给他。凯南没有那样的财力,又不愿求助于富豪们,便退出了竞选。幸亏他退出了,因为他显然不是那种能够讨选民欢心的政客。

他们为什么挺身对抗苏俄?

凯南享受孤独,又不乏愤世嫉俗的感叹。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比凯南更了解俄国,凯南也知道,“充满矛盾的俄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谜,将会有很多人大谈有必要‘了解俄国’”,但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不会有空间容得下真正愿意承担这个棘手任务的美国人。那个人他能期待的顶多就是一种孤寂的喜悦,他一个人终于站上寒冷又荒凉的山巅,那里少有人去过、少有人能跟随,也极少有人会愿意相信他去过”。这种孤独的英雄的意境,大概只有在柳宗元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古龙的小说中才出现过。

凯南在踏入外交事业初期就是敏锐的观察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与首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起抵达苏联,很快便领悟到苏维埃制度的残酷现实,而许多西方人当时还蒙在鼓里。战后,凯南本来有望长期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却因为一次无法遏制的愤怒言论而被迫离职。有一次,凯南的孩子从大使官邸的篱笆中伸出手去,跟外面的几名俄国孩子握手,孩子之间的友谊可以超越国籍,俄国警察却跑过来粗暴地将那些孩子赶走。目睹这一场景,凯南写道:“我耐心地观察这个完全邪恶、胆小、老旧的孤立政权的面孔,就算是一个外国官员还是得屈服于它。不过此时我却动怒了。”几天后,他出差经过柏林机场,对记者说,“担任驻俄国大使有如在二战中在纳粹德国遭到短暂拘留”。斯大林对凯南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感到十分愤怒,随即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禁止他返回苏联。

同样长期出使莫斯科的波伦也有类似的感受。有一次,波伦和副手在莫斯科河划船,他们很高兴地发现跟踪他们的秘密警察不会划船。那些警察焦急地对着无线电大喊。最后,就在两个美国人即将离开视线范围时,一艘警用快艇前来继续监视任务。波伦多次提及这个细节,对这个警察国家深恶痛绝。当他离开莫斯科时,兴奋之情比抵达时更强烈,他甚至描述说:“那就像从一个氧含量足以维持生命、但不足以产生任何心理或精神振奋的房间,走到外面呼吸到清新的春天空气。”

凯南和他的朋友们从来不曾对苏联存有幻想,他们与西方知识界亲苏联的左翼思潮针锋相对。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出版之前,亲苏联的左翼思潮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对于“意识形态究竟在苏联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凯南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俄国当前统治者的‘遮羞布’,用来将警察国家手段、封闭社会,以及扩张主义的野心予以合理化。在这套以利他为基本目的的教条中,他们发现了一些理由来解释他们对外界根深蔕固的恐惧,也为他们只懂得用独裁方式来统治的作法辩解。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目标必须庄严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象征符号来掩饰,也是为什么谁都不应该低估苏联事务中主义教条的重要性。”凯南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起因,不过它“加了蜜糖的承诺”使得传统的俄国观念比以往更加危险而狡诈。如此盖棺定论,亦可用到今日的中国身上。

一言以蔽之,这群“外交贤哲”反抗苏联力量扩张的主要原因,与此后激励多数美国人的原因一样:厌恶极权体制对向往自由生活的人的压迫。在他们心目中,自由贸易、利伯维尔场与自由人之间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结。

“新冷战”呼唤“新贤人”和“新思维”

当年,这群“外交贤哲”内心抱着一种特殊使命感,核子武器时代的安全将需要某种“美利坚和平”,而美国必须接受领导的责任。他们深信,美国与世界安全的最佳保障将是在各地建立民主代议制政府,这些政府的本质就是爱好和平,而非好斗侵略。而像他们这样了解美国必须具备决心并参与其中的人,也必须起身领导。麦克洛伊喜欢谈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当时具备无私理想的伟大国家就是由具备同样无私动机的伟大人物所领导。

他们果然一手创造了美国的“伯里克利时代”,并将“美利坚秩序”向全球推广。他们相信,自由活络的世界贸易体系会带来更大的繁荣与更高的长久和平的机会。“他们在背景与血缘上的自然关系都与英格兰及欧洲有关,他们也都十分清楚,旧世界的文化与商业无论多么衰败,还是他们本身传承的基础。”他们迫使一个谨慎的国家勇于面对它的全球性义务,而且展现征服者的宽大胸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时协助友邦与敌国进行重建工作。这群人创建了一个联盟,在往后四十年稳稳确保西方不受侵略。“相较于先前的所有帝国,美利坚和平确实极为慷慨与理想化,有时甚至过了头。”

这群外交贤哲的遗产是联合国、北约、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跨国机构。这些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世界和平及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时至今日,这份遗产已经衰败不堪:比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变成了一群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流氓国家的俱乐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毫无约束之力。抱残守缺不再是向先辈致敬的最好方式,新时代呼唤“新贤人”和“新思维”。那么,谁是有“新思维”的“新贤人”呢?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根廷首都召开的二十国领袖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独裁者习近平举行晚宴,就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美方的出席者,除了川普总统本人,坐在前排的成员有: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ke Pompeo)、财政部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 Kelly)、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总统经济政策事务助理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坐在后排的还有一位真正的中国通: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总统亚洲事务副助理博明(Matthew Pottinger)。其中,蓬佩奥、莱特希泽、博尔顿、纳瓦罗、博明都是“鹰派中的鹰派”,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渊博的学识和出色的谋略,他们可望成为即将到来的“新冷战”时代的“新贤人”。

果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蓬佩奥国务卿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改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讲话。这篇讲话宛如当年凯南报告的遥远回声。蓬佩奥表示,川普总统将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和民主支持的新的世界秩序。川普政府不再愿意接受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违反多项条约和多边协议的做法,将采取行动改革形成二战后国际秩序基础的机构,这些急需改革的机构包括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他敦促美国的盟国和美国一起对世贸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诚实地评估。他说:“不良的行为者利用我们领导力的缺乏,为他们自己谋利。……这是美国退守的毒果,川普总统决心要扭转这种局面,他在让美国重返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角色。”

对于外界对川普将走上孤立主义道路的误解,蓬佩奥强调说:“在我们伟大民主最优秀传统中,我们团结各个伟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实现所有国家更辉煌的繁荣。……在川普总统的引领下,我们不会放弃国际上的领导地位,或者在国际体系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行动是在维持、保护和促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开放、正义、透明和自由的世界。”这段掷地有声的话,让盟友放心,让敌人丧胆。

川普总统和他的幕僚们扭转了尼克松、基辛格以来四十年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上一代的贤哲们将苏联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代的贤哲们必定能将中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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