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打倒孔家店 黄文雄《儒祸》(余杰)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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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路上流传一张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仪式照片:野夫端坐于椅,所收之徒正跪在垫子上行叩头礼,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两根,关公像背后则贴着红纸黑字的“拜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字样。(Public Domain)
网路上流传一张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仪式照片:野夫端坐于椅,所收之徒正跪在垫子上行叩头礼,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两根,关公像背后则贴着红纸黑字的“拜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字样。(Public Domain)

一度被视为具有批判性的学者姚中秋(秋风),带领学生赴山东孔庙祭孔,赶上了共产党振兴儒学的末班车。姚中秋断然否定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共听在耳中、乐在心头:“百年前,现代知识份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中共学袁世凯祭孔,亦祭黄帝、炎帝,姚中秋随声附和,赞扬这是中国崛起之后恢复礼乐文明之盛举,“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由此,他毫不羞愧地参与到“我的国”的大合唱之中。儒生的人格模式向来是“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姚中秋痛骂説,“在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其实他自己才是被中共当局圈养的宠物:溷迹媒体多年,郁郁不得志,通过鼓吹政治儒学,总算进入一所“翰林分院”。其显赫头衔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和弘道书院山长——既是西方大学制度下的教授,又是儒家书院之山长,两个自相矛盾的身份在其身上融为一体。

更有甚者,网路上流传一张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仪式照片:野夫端坐于椅,所收之徒正跪在垫子上行叩头礼,桌上供奉关公塑像并燃红烛两根,关公像背后则贴着红纸黑字的“拜师礼”和“天地君亲师”字样。在遭致批评之后,野夫在个人微博贴出长文《我就是江湖——关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文章认为,“民间私学,私相授受,行跪拜礼是仪式、是良俗、是对学问的尊重”。他又声称这也是江湖规矩:“江湖之中,洪门论兄弟,青帮论师徒,袍哥论上下,入门都要拜武圣关公,都要讲道义和礼数,以及严格的家法和规矩。当今时代正是因为什麽都不敬畏,才导致官人和民间都无恶不作。”他甚至搬来西方教堂的礼仪爲自己背书:“我在欧洲教堂,也见多了下跪画十字说阿门的。”我看了之后哑然失笑:连跪拜上帝和跪拜人都分不清,其学问难道停留在晚清顽固派大臣倭仁的水准?六四屠杀之后三十年,知识人的道路越走越黑,看不到一线光明,遂转投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公门下,长袍马褂,大刀宝剑,沧海一声笑,红袖添香读古书。一八四零年之后的近代化道路统统白走了,难怪中国至今仍不能如日本那样“脱亚入欧美”。

五四应当反思,反思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未能彻底解构儒家专制主义。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曾考证五四反儒先锋、胡适激赏的“四川老英雄”吴虞的名言,原话是“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试图以此为被归入“激进主义”的五四思想辩护。不过,我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因为五四未能打倒孔家店,才使得专制儒学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并成为共产党的最后一根“强心针”。而批判儒家思想,不能不读出生台湾、成名日本的文化评论家黄文雄的力作《儒祸》。黄文雄引用清末民初到中国传教的美国宣教士明恩博的说法,“在中国人身上找不到‘良心’”,进而指出:“儒家道德教育是外在的强制,所以教化训育的结果,仅能得到或塑造伪善者或独裁者。……中国人在儒家教化之下,理性和悟性被剥夺,失去良知,成为稻草人。”

儒家思想吃人不吐骨头

先秦时代,儒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如丧家犬般奔走列国,为何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文雄提供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充满矛盾又脱离现实,欠乏思想的魅力与竞争力。所以在‘百家争鸣’前夕,孟子就慨叹‘天下非杨即墨’。古代中国有黄河文明所塑成的、以‘人爲’爲主轴的儒家思想,和长江文明所育成的、以‘自然’为主体的道家思想。为何汉武帝独尊儒家以来二千年多年,历朝皇权一直死抱儒家,改革开放后又不得不祭出孔子学院?最基本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大地‘自然’已被吃光,不得不死抱‘人爲’的儒家。”换言之,中国自然资源有限,无法支撑道家的“天人合一”或北欧式社会主义,只能施行儒家帝王术,天下苍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为供奉皇帝和儒生阶层。

儒家经过两千年发展,形成一个庞杂的体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个人修身养性层面,儒家是一种道德伦理学说;在塑造帝国专制制度方面,儒家是一种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哲学;在文学上,它提供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经》式审美模式;在史学上,它一方面用春秋之笔让“乱臣贼子惧”,另一方面又默认“成王败寇”的事实。所以,黄文雄对儒家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他否认儒家可以实现“现代转化”并生发出支持民主自由的因素;更否认儒家在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上具有正面作用,指出“儒教精神基本上就是否定创造性的价值”,他引用德国思想家赫德的说法,以儒家爲主体的中国文化是“被用蚕丝捆绑,用象形文字描绘并涂上防腐香料的木乃伊”,中国人脑袋所思所想“无非是冬眠老鼠体内的循环,一成不变”。

鲁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了一个精辟的比喻“吃人”。其实,“吃人”的说法既是象征,又是写实。《儒祸》一书中有名为“儒教道德的失控与历史悲剧”的章节,讲述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吃人事件,而且这些吃人事件得到儒家的肯定和褒扬。比如,介子推割股肉献给晋文公成为“食人忠孝”之祖,死守睢阳城的张巡杀妻妾给官兵吃成为“忠义吃人”典范,刘安杀妻招待刘备竟成为好客的榜样。美国学者郑麒来研究中国的吃人史,发现中国的吃人有两类,一类是“求生性吃人”,就是在大饥荒中因飢不择食而吃人;另一种是“习得性食人”,就是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以及有理论指导地食人,“相比较其他民族,中国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较多的仇恨食人、养生滋补食人等‘习得性食人’的风俗”,以人肉及人体各种器官做葯也是中医的一大发明。

儒家思想鼓励「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旗帜下食人」,如郑麒来所説,「『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黄文雄分析説:“中国人所谓‘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意思暧昧,缺乏客观性,也没有具体规范。诸史列传所谓‘忠义之士’的‘德行’,破绽百出,顶多是不怕被吃、愿意用性命替代别人。”然而,这种捨命,并非《圣经》所説,“爲朋友捨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种捨命,乃是“必须尽忠于上,维护‘主从关系’。如此绝对单方付出的意识形态,乃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人人赞许这种做法,于是导致无数人民被以‘忠义’的名义杀害,葬身掌权者胃袋。”

孝顺的儿子与残酷的“父母官”

儒家文化在家族内部提倡“孝”,在公共领域则提倡“忠”。这两者在大部分时候都能统一起来,董仲舒所谓“贤良政策”,就是选拔有德性、孝顺父母亲的人出任官职。而当这两者出现冲突时,则捨弃“孝”而坚守“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成功在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之后,继续忠于明朝,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因此被正史所褒扬。然而,无论是“孝”还是“忠”,实际上都是“愚孝”、“愚忠”。个人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判断善恶是非真假的终极标凖,就成了“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对此,黄文雄尖锐地批判説:“儒教思想所谓‘善恶道德观’,无非掌权者铺设的外在强制规范,不具备超越性价值与精神思考,每每变成恐怖的害人之心,良心荡然无存,所谓仁义道德,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中国人玩弄于股掌的工具。”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共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孔子被贬为“孔老二”,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然而,共产党批判的只是儒家的皮毛,毛泽东早年是王阳明的狂热信徒,比起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推崇来毫不逊色。毛批孔,既有“弑父情结”之驱动,更是借此从孔子及士大夫阶层那里篡夺“道统”之解释权,让自己集“君统”与“道统”于一身,也就是林彪为之献上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如今,习近平企图成为毛泽东第二,则用崇儒的方式,让儒家传统为其集权提供合法性解释。

习近平用“以德治国”取代法治国家之愿景,其典型例子就是对亲信蔡奇的重用。媒体人兰江在《从蔡奇执掌京畿见习总选人之道》一文中指出,习近平选人,似乎更注重「厚道,孝道及官道」。当年,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蔡奇已是省委书记陈光毅的正处级秘书。省委书记秘书权力之大,众所周知,但蔡奇却相当本分,并无首长大秘架子,且一直将习近平视为领导尊敬,厚道性格令习近平对其印象深刻。更令习近平赞赏的还有孝顺。蔡奇当官后,将父母接到福州照顾尽孝道,经常手牵母亲在省委附近街道散步,调任浙江后也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一点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背后赞扬他,而孝顺本身也与习近平的性格相近,习近平牵母亲齐心手散步的照片,据称一直摆在其办公室。

然而,最具讽刺意义的是,“父母身边的孝子”与“民众眼中残酷的父母官”,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形象在蔡奇身上重叠,也在习近平身上重叠。就如同《水浒传》中对老母亲毕恭毕敬的李逵,挥起板斧杀别人的父母和别人的儿女,毫无仁慈之心。蔡奇的母亲享受到儿子无微不至的照料,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之后,在寒冬之际铁腕驱逐「低端人口」,数十万凄风冷雨中的母亲的命运却不在他的视野之中。这位「北京一把手」亲口宣称「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他还补了一句,再发生类似大兴火灾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来」。就连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也忍不住批评这个伪君子説,将政府工作不力产生的安全隐患,完全推卸到所谓「低端人口」身上的做法,「没有充分民众参与、民主协商过程,甚至没有有效的公开资料,造成大量社会问题,法治意识要加强」。

孔子学院是学术自由的坟墓

在共产党与儒家合流之际,崇儒就是媚共。姚中秋以打油诗的形式写成《祭孔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昊天上帝,大道永恆。一阳来複,圣学重兴。学者纷纷说夫子,商人匆匆习圣经。有孔子学院之设,有童子诵读之声。”姚中秋翻译过海耶克传记和奥地利经济学派著作。以他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孔子学院是什么玩意吗?他心中透亮,却要说言不由衷的话。他吹捧孔子学院,就是吹捧中共大外宣战略,就是爲中共暴政涂脂抹粉。可见,一旦为儒,便人格破产、尊严扫地。

孔子学院被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形容为「连通中外的心灵高铁」,其实它是学术自由的坟墓,更是中共嵌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间谍机构。过去十三年,平均每一至两周,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所新的孔子学院。根据「孔子学院」位于北京的总部「汉办」(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正司局级单位“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资讯,截至二零一七年年底,中国已在全球一四六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五百二十五所孔子学院和一千一百一十一三个孔子课堂,以欧美最为密集。长期以来,孔子学院不单单承担教授汉语的任务,更是明目张胆地收买亲共的西方汉学家、封杀批判中共的西方学者,将学术不自由、自我审查的恶劣风气灌注到西方大学之中,严重危害了西方各国的价值根基和国家安全。已经有多所西方名校宣布中止合作、关闭孔子学院。

流亡加拿大的新闻工作者秋旻拍摄了一部名为《假孔子之名》的纪录片,揭露孔子学院的真面目。人们惊讶地看到此种画面:一个美国的汉语爱好者,在孔子学院学习时,操着尚不熟练的汉语演唱:“歌颂新生活,歌颂伟大的党。啊,毛主席!啊,党!你哺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此,旅美人权活动家杨建利评论説:“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明白: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的态度是公开而坚定的,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控制之下,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政治控制一切,尽管有时这种控制会带上一个假面具,以优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如果要通过孔子学院学习汉语,还要告诉孔子学院:语言教学首先应该做到语言与现实存在的诚实关係,也就是说,鹿就是鹿,而不能指鹿为马,而中共专制者恰恰是指鹿为马玩弄文字的高手。”

中共不敢广设毛泽东学院,而广设孔子学院,中共深知毛泽东已臭名昭着,而儒家还有可供压搾的“剩余价值”。“儒家社会主义”成为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黄文雄指出,中共不可能突然创造出什么“社会主义新文明”,只能让“儒教复活”,以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对于中共而言,这是古为今用;对于儒家而言,这是咸鱼翻身。因此,反共而不反儒,犹如只砍树枝而不挖树根,事倍功半。而黄文雄的《儒祸》乃是继胡适“全盘西化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说”以后,华文世界最重要的反省之书、自由之书和解放之书。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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