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兵杀民”到“兵杀兵” 吴仁华《六四屠杀的内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余杰)

201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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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吴仁华记述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本著作。 (吴仁华提供)
图片: 吴仁华记述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本著作。 (吴仁华提供)

二零一八年六月,中国江苏镇江发生退伍军人聚集在政府门口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当地官员拒绝与要求得到更多补偿金的老兵谈判,所谓“不明身份人员”突然出现将数名老兵打伤,打人者逃入政府大楼,受到当局保护,说明打人者很可能是便衣警察或受政府驱使的黑帮分子。随即,微信上罕见地出现了有关此事的信息与视频,老兵头破血流的画面尤其触目惊心。全国各地退伍军人感到愤慨,从各地赶去表达声援和支持,抗议人数一度高达两万多人。当局先是动用各种监控手段,包括无人机,昼夜不停盘旋在退伍军人抗议示威的场所上空。然后,又出动大量警力包围维权老兵,切断老兵与外界联繫的网络,并以警棍与盾牌驱散之,造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中共一向迷信武力,从来不跟抗议者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从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可发现,当局调动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前去清场,运输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型卡车一路飞奔,执行镇压任务的除了普通警察、武警,还有解放军野战部队。视频中肃杀氛围,让人联想起一九八九年当局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往事。而官方媒体集体沉默,没有任何报刊、电视、电台提及此事。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中共当局调兵遣将、大军压顶,血腥镇压北京及各地的民主运动,是“兵杀民”;那么,如今在镇江和其他地方发生暴力维稳——当局动用野战军镇压要求改善待遇的老兵,就是“兵杀兵”,更准确地说是“新兵杀老兵”。新兵长期受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洗脑教育,镇压起自己的前辈来毫不犹豫,也毫不手软。手无寸铁的老兵不是全副武装的新兵的对手,老兵们被动挨打,或血流满面,或落荒而逃。然而,这些新兵偏偏忘记了一个历史规律:任何一个新兵都会有退役的一天,都会成为被抛弃的老兵。今天,你作为新兵,如同猛虎下山,手拿武器,杀人如麻;明天,一旦你失去武器,就会沦为手无寸铁的、待宰的羔羊。

维权老兵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有人送去饮水和食品。但也有不少人对穿着旧军装并扛着国旗、党旗、军旗的老兵不以为然——他们是向主人讨要“狗粮”,若共产党追加“狗粮”,其结果必然是:党叫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据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在《六四屠杀的内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中揭示的数字,参与六四屠杀的解放军官兵总人数为十八万至于二十五万左右,再加上他们的战友同袍,熟悉那段历史的官兵不下百万之谱。但迄今为止,公开站出来讲述六四经历的官兵仅有两人。那么,在镇江被镇压的老兵中,有没有参与过六四屠杀的人呢?如果他们想获得更多民众的理解与援助,必须站在公义一边,说出真相来。

真相被共产党重重掩埋,幸亏还有坚持不懈挖掘真相的勇敢者,吴仁华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受过七年严格的学术训练,在上北大之前曾是公安边防部队的军人,这两段经历让他在从事这一事业时如虎添翼,简直就是上帝提前做好的预备。这些年来,关于六四屠杀,有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整理受害者的资料和故事,也有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出版若干回忆录,却很少有人研究加害者一方尤其是戒严部队的情形。吴仁华的《六四屠杀的内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民主中国的转型正义提供了基础性的文本。

谁是下令开枪杀人的元凶?

六四开枪杀人的元凶,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八大元老”,以及李鹏、陈希同等极左派官僚集团。这一点毋庸置疑。近年来,邓小平的家人四处放话为之开脱罪行,李鹏也故意流出电子版的日记以推卸责任。所以,需要有更多的事实和证据来确认元凶的罪行——就如同台湾的历史学者研究二二八屠杀那样,找到蒋介石调遣军队的手令,最终将元凶蒋介石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在本书中吴仁华指出,当时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纯属木偶,被躲在幕后的中共元老所操纵,“拍板定局者是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早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等五常委齐聚邓小平家向其请示汇报,邓小平当即提出调动军队进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意见”——其实是不可置疑的最后决定。可以说,从那一刻起,这场血腥屠杀就不可避免了。无论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如何保持克制、温和、理性,都无法改变邓小平如野兽般的“杀心”。“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平安”的那句名言,究竟是不是邓小平亲口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调动军队的命令上有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签字——邓是最高决策者,杨是具体执行者。

曾任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在二零一八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专访中指出,邓小平的杀人决定甚至可能在此之前一个月就作出了。在四月十八日,邓小平就下了决心,干掉赵紫阳。四月十九日,邓小平作出两个动作:第一是否定四月十八日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赵紫阳撰写的《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第二是安排赵紫阳在四月二十三日出访朝鲜,并召见李鹏,否定赵紫阳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上提出的、并经常委们同意的、化解矛盾和平息事态的“三条意见”,进而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就是武力镇压的方案。

鲍彤认为,赵紫阳去朝鲜访问,是邓小平玩弄的政治手腕,跟毛泽东整肃政敌的方法如出一辙,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都是冷酷无情的狩猎者。赵紫阳在口述回忆录中说:他在十九日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鲍彤分析说:赵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邓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因此,他得出结论:「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个人的地位和利益,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场军事政变。不幸的是,这场学生和市民追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成了邓小平维持其个人权力的“反面筹码”。

哪些部队是屠杀的主力军?

这本著作最可宝贵之处在于,经过扎实细致的考证,作者整理出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的名单:北京军区下属的陆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八、第六十三、第六十五集团军,沈阳军区下属的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四集团军,济南军区下属的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五十四、第六十七集团军,南京军区下属的第十二集团军,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十五军,以及北京军区属下的炮兵第十四师、北京卫戍区属下的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山师、天津警备区属下的坦克第一师、武警北京总队等。当时,解放军共拥有二十四个集团军,为了镇压一场和平情愿的学生运动,二十四个集团军居然动用了十四个。这些部队在其军史中不会详细记载如此“光荣”的一页,而其中若干部队的番号后来已取消,若非有心人,很难耙梳出历史真相来。

吴仁华更是从解放军戒严部队升官晋爵的名单中,顺藤摸瓜地分析出哪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六四屠杀事件中比较卖力,手上所沾的民众鲜血比较多。他在书中写道:“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凌晨,在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进军时,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空降兵第十五军、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是四大主力部队;六月四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加入了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陆军第二十四集团军、陆军第六十三集团军、陆军第六十五集团军、北京军区抱兵第十四师等部队。在整个镇压行动中,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最卖力,杀人最多,其次是空降兵第十五军。”这些军队屠杀民众的具体地点和时间都历历在目、清清楚楚。

一九九二年,我作为北大新生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军事知识的学习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党史和毛选,以及打扫卫生。这是李鹏等人对北大学生进行洗脑教育的一部分。石家庄陆军学院紧邻第二十七集团军驻地,我们曾到第二十七集团军访问和联欢。当时,我们就听到该集团军官兵私下里的牢骚:很多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杀人血债,被栽赃到他们头上,致使他们受到当地民众的厌恶和冷遇。因为二十七集团军一直被视为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嫡系部队,刚刚被江泽民整肃,所以不少深感不平的官兵敢于说几句“悄悄话”。吴仁华在本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证实了第二十七集团军确实为第三十八集团军背了黑锅——前者早已进驻人民大会堂,并未出现在民众伤亡最多的西长安街、天桥、珠市口、前门一带。

每一支戒严部队的所作所为,吴仁华都写了为之厚厚的一章。“凡走过的必然留下痕迹”,谁也无法遮盖与抹煞。在本书中,作者列出数千名戒严部队官兵的名字,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直到普通士兵——有的还附有其退伍后在地方上任职的详情。别看短短几行字的人物履历,可需要大海捞针的考据功夫。日后这本书必将在中国公开出版,这些屠夫本人或其家人都将读到其罪行的清单。在现今的情形之下,流亡在美国的吴仁华不可能进一步调查出哪些官兵亲自开枪杀人。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吴仁华迈出了第一步,必定有年轻一代历史学者紧紧跟上。

军人的天职不是服从命令,而是保护人民

东德共产党统治时期,东德边防军士兵在柏林墙前面射杀了数以百计试图穿越柏林墙的民众。德国统一之后,柏林检察官对肇事人展开追诉,共有两百四十六人被起诉。其中,大部分人已年老多病,健康条件不允许他们出庭受审,近半数追诉程序都终止了。最后,有一百二十六人以判决结案,其中包括八名政治局成员、三十八名军事领导人员和八十名边境部队官兵。在判决中,法院首先同情士兵所处的具体环境,国家政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所处的军队层级都不允许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但法院坚持认为:即使对一个受到意识形态灌输的人来讲,在当时的环境下使用连发直接射杀一个手无寸铁的逃亡者,也是极端恐怖的行为,这明显违反了基本的原则。而且,东德的大多数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之中,也并不认为开火的命令是正确的。

同样,如果未来中国民主化之后,啓动转型正义,那些决策者和执行者,包括直接开枪杀人的解放军官兵,也应当被送上审判席。如果他们已去世,如邓小平、杨尚昆、陈希同及若干军方高级将领,他们也应当受到象征性的缺席审判,这才是迟到的正义,才是对死难者家属的慰藉。

军人的天职不是服从命令,而是保护人民。当时,邓小平和杨尚昆不信任任何一支部队,即便是其嫡系部队。他们分别调动不同军区的部队,让这些部队之间彼此监视和牵制。比如,中央军委先安排第二十七、第六十五、第二十四等集团军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以及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公安部大院内待命,然后让第一主力部队第三十八集团军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因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此前抗命不从,中央十分担心出现兵变,便在前面为之预设了一个“包围圈”,连后路都被堵死。然后,又命令第六十三集团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实际上起著“督战队”的作用。然而,即便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下,若干官兵仍然选择了抗命或消极抗命。

很多解放军官兵深深体会到他们入城镇压不得人心。第四十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在《再度京华》一文中写道:“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初,我十七岁,从东北到北平郊区参加解放北平的战斗,走的也是我们这次开进的路线。入城式有一个步兵师参加,恰好就是我所在的师,从前门进城,从东直门出城,一路上都是花束彩带,欢声笑脸,那时我只知道很光荣,很幸福。四十年后,我作为一名军长,率戒严部队进东直门,没有欢声笑脸,却有围追堵截。这说明,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长期的。一路上我们挨了不少砖头、汽水瓶,见了不少冷眼,听了不少咒骂。”

所以,一些良知未泯的官兵用种种方式来抗命,这是八九民主运动史上不为人所知的一页。如第一一六师师长许峰,从北京市内察看情况归来,神态凝重,对部下说,“现在通讯中断,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再也不用找我了”。此后,他带着该师部队车队在北京城外转悠。该师高射炮兵团第一营第二连雷达站站长李晓明中尉,多年后成为第一个站出来表明自己亲身经历的军人。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春明也消极抗命。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刘华清叫空军司令王海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军长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军政委说,“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该集团军的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受到降职使用的处分,整个军部被一锅子端掉了。这些官兵也是应当被历史铭记的真英雄。

三十年前的坦克碾压学生和市民,三十年后的坦克碾压那些开过坦克、碾压过学生和市民的退伍军人。圣经中说,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今日“兵要攻打兵”的中国,也迈入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末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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