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何以变成一条虫? ----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余杰)

201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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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顾颉刚(网络资料)
图片:顾颉刚(网络资料)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历代疑古辨僞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而一般的中国青年学生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仅仅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被鲁迅痛骂过的人。

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记日记。《顾颉刚日记》始于一九一三年,终于一九八零年,共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余英时指出:“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祇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余英时为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写序,洋洋十万言,成了一本独立的小书。以“未尽的才情”名之,“才情”一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才,二是情。以“才”而论,顾颉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让他无从治学,至多就是为毛泽东标点一批古籍而已。以“情”而论,顾颉刚对谭慕愚“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半个世纪。这段单相思的精神之恋,一改人们对顾颉刚固有的“迂腐书生”之印象。不过,两人的性情与经历少有交集,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鼎革之后,顾颉刚半推半就地进入中共的学术体制之内,在家人的压力和个人功名心的驱使下,逐步放弃独立思想,趋同于当政者,依然不免遭受鄙视、羞辱和迫害;而谭慕愚当年被闻一多形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联合政府”,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她面对毛泽东的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还是女子比男子更加坚韧刚强。

你遭遇的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在三十四年代的历史学界,较为左倾的学者有陈垣、吕思勉、翦伯赞、吴晗等人,较为右倾的学者则有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顾颉刚一度是国民党员,受到过蒋介石接见,与国民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诸多高官关係良好。他曾考证出大禹的生日为六月六日,国民政府遂订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

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对中共与苏联配合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动深恶痛绝。日本投降后第五天,他便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跋扈鸱张,存心割据,要日军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刻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惧,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祸中国也。”两个多月后,他又分析国内政治情势说:“国民党唯知保守自己地盘,固已腐化。共产党欺骗民众,攫夺地盘,亦为恶化。各党各派及民主同盟不过乘势造成自己地位,为浑水摸鱼之计,所求者仅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党如是,民众之痛苦可知。”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顾颉刚一度也想赴台,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他闲居于上海五年,一方面新政权对他颇为冷澹,另一方面他也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希望新政权能够“行仁政”,而毛泽东决然地宣佈“不行仁政”,于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新政权滥杀无辜的情形。如:“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馀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闻三五反期中,上海商人之跳楼者达八千人。”、“解放后四川死者者二百万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帮会中有力者皆死,乡镇长无一免者。”

一九五四年,顾颉刚应邀北上,两个月还不满,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乐”,聊以解忧之事是读《梅村集》。余英时发现,在重庆的吴宓两年前也是读《梅村集》。吴宓以文化遗民自居,欲做顾亭林不得,只好降格为吴梅村。一九五二年,吴宓被迫撰文批判胡适,内心极为痛苦,中秋节作诗自嘲,其中有“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絶秦资”之句。因“学生皆讚扬苏俄社会主义,并歌颂斯大林”,吴宓沉痛地预言:“今后中国将永非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国矣。”依照顾亭林“亡国”(改朝换代)与“亡天下”(异族文化征服中国)之辨,吴宓自以为所经历的是后者,因为他认为中共为苏俄之前驱,中国亡于中共犹如亡于异国。

这种感觉,在顾颉刚的身上恐怕更为强烈。对此,余英时追问说:“顾参加过国民政府的制宪与总统选举,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北上进入新政府系统下的科学院,他难道完全没有一点旧朝换新朝的感觉?”顾颉刚在日记中频频将自己描述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屈辱心态,与当年明朝覆亡之后,不得不与满清异族统治者敷衍周旋的吴梅村何其相似!

《一九八四》提前到,半生为奴究可哀

一九五零年年初,友人汪叔棣来访,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叔棣来,谓共产党有三个原则:谎话即真理,奴隶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余英时解读说:“最后一句话最值得玩味,我们不难想像他当晚失眠时的心情。”顾颉刚未尝不羡慕友人远赴香港,躲避已经开始张牙舞爪的新政权,而他本人却进退失据、无可奈何。此种境遇,有点像当年因家累太重,不得不留在北平,以至于落水当了汉奸的周作人。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汪叔棣所谈及共产党之“三原则”,正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名言。《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所写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创作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于一九四九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的生活描写,投射出现实中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在奥威尔去世前七个月,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解释写作此书的初衷:“这本书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非天生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在奥威尔去世后,共产极权主义裹挟半个世界的世界格局被其不幸言中。

《一九八四》这本书进入更多的中国读书人的视野,却要等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已然一一上演过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了。而在当时,在这本小说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居然有中国知识分子同步阅读到,并摘录出该书的精髓之处互相分享,让我不禁歎为观止。我更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位目光如炬的汪叔棣是何许人也?原来,汪叔棣曾任《申报》特派员,二战期间赴英国伦敦工作。他曾亲自目睹东方战场,亲历卢沟桥事变和沪淞抗战,并目睹欧洲战场、非洲战场的战况。他勤于观察、搜集、记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在顾颉刚的督促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全球最早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的经历、学识与视野,使汪叔棣在《一九八四》刚一出版,就注意到了其独特的价值,并迅速将书中的批判对象与正在席捲中国的共产党联繫起来,所以称之为先知亦不为过誉。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中共夺取政权与《一九八四》的出版是在同一年。顾颉刚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三十一年,“老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可谓“半生为奴”。一九五四年,他接受科学院历史一所的聘任北上,科学院出资帮他将藏书运到北京,并分配给他一处宽敞的房子。顾颉刚“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以安置书比安置人更优先考虑。当他为此去感谢当局的安排时,历史所所长尹达却毫不留情面地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此后,顾颉刚一直认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也许上过他的课的尹达,对他抱有极深的成见。殊不知,尹达的反应即党的反应,正如尹达自己所说,“我只知执行党的政策”。可见,在共产党眼中,顾颉刚引以为傲的学术根本一钱不值。留下他来,一是对外有一定的统战价值,比如让他写信给在香港的钱穆,劝钱穆回来;再就是他精通古典文本,“毛看中的不过是有关文本处理的技术部分”。

勉为马前卒,梦见毛主席

余英时发现,一九五四年定居北京以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上海的五年划下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其中再也找不到“反苏”、“反共”的记载了。余英时分析说:“与其说这一界限象徵了一种思想上的变动,不如说它精准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彻底改变了。在上海的时期,他游离在体制之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因此经常听到种种杂音。入京之后,他已归属于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平时来往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同类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单位制度的可怕之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没有自由职业者,再没有党掌控之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国家宛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将人民当作无数细小的铁屑紧紧吸附在其上。连陈寅恪都无法抗拒这一“举国体制”,更何况性格内敛而软弱都顾颉刚呢?

对于顾颉刚而言,除了单位的控制以外,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他的续絃妻子张静秋及其兄长张雁秋与国民党关係深远,当年都曾有意竞选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处劳改十二年。从此,张静秋成为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肉跳。她更不断逼迫顾颉刚追求“进步”。顾颉刚未能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静秋遂责骂不止,顾颉刚只得在日记中感叹说“生当此世,人人自危”。到了“文革”爆发,四个儿子均与之划清界限,冷若冰霜,妻子甚至出手殴打,日记中有记载“静秋打予五次”。众叛亲离之下,顾颉刚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从顾颉刚的日记中可以梳理出他与党及领袖关係的演变轨迹: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投靠、从附和谎言到大声颂扬,这是一个由量变影响到质变的过程。一开始,顾颉刚还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不进步”辩解:“以余年龄之长,精力之差,业务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书;即看新书,亦未必有进步。若实未进步而表面冒充进步,以期当局之赏识,此乃投机分子所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实不能为也。”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日记中便很少出现“良心”和“品性”二个词彙。因为,在这个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越是有良心和品性的人,越是难以活下来。

顾颉刚与毛泽东同龄,二十年代,他已名满学界,而毛尚是流寇一个;但此时此刻,毛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顾只是“奋力进步的遗老”。一九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诗为毛祝寿并全家吃麵庆祝。一九六七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余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想,但足徵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余英时认为,这些细节都是顾的“真情流露”,顾对毛已“心悦诚服”。但在我看来,这些表达未必就是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当年友人汪叔棣告诉顾的共产党的“三原则”,顾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了。顾颉刚在外边的会议上和在日记中大肆颂扬毛,更多是一种他曾经不齿的“投机分子所为”。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赢得了“天下归心”,不如说毛用暴政让大部分人不得不过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的生活。这此意义上,顾颉刚的悲剧,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在重演的、共同的悲剧。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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