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中国人 - 李雅明主编《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余杰)

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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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明主编《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Public Domain)
李雅明主编《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Public Domain)

二十世纪初,地球上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物理学的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引发技术革新,使人类生活彻底改观;另一场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革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最终走向失败。中科大“永远的校长”管惟炎的一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漩涡里,游走在物理学研究与共产主义事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他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不是什么伟人,满有写作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我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唯一可以自娱自乐的是,我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管惟炎早年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追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回到中国后,专研超导物理,卓有成就。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与副校长方励之一起推动大学改革,使得中科大后发制人、异军突起,学术成就堪比老牌的北大、清华,学术自由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八七年,管惟炎与方励之同时被免职。后来,管惟炎赴欧美作访问研究,又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他的童年是在中华民国治下度过的,晚年又领取中华民国身份证,正如他本人所说:“与其说我毕生经历过两次叛逆,不如说我毕生执着于追求真理,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会走向叛逆,这是人生的一个方程式。”

当年,管、方二人被免职时,全校职员被召集到省委礼堂,听取传达。介绍新校长时,全场一千多人竟无掌声。之后,校方向全校学生公布方励之的“反动言论”。方励之平时应邀在外校发表演讲,其言论科大学生并不清楚。每当台上宣读一条,台下学生就鼓掌一次,“消毒”反而成了“扩散毒素”。听完传达,学生们情绪激动,反应强烈,汇集于校园准备游行。学校关闭大门,当局派出大量便衣,围守校园。接下来几天,同学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管校长宿舍请求签名留念,校园挂出大幅标语“管校长和方副校长永远是我们的校长”。一月十六日,管惟炎离开科大返回北京,学生闻讯,互相传告到火车站送行。学校和教育部生怕学生闹事,改用小车将管惟炎送到蚌埠,再换乘另一趟列车。当天,合肥车站戒备森严,学生不让进站。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混进月台,捧着花到处寻找管校长。就在这一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两年后的“六四”学运,就此埋下伏笔。

管惟炎晚年任教台湾清大,看到解严后的台湾,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经费充足,学术扎实,他也深受学生爱戴,荣获“杰出教学奖”。退休后不久,他到台中访友,不幸遭遇车祸过世。此前,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雅明已整理出管惟炎的口述回忆录,却一直未能出版。居留美国的管夫人打电话给李雅明和清大老校长沈君山,反对此书出版,在电话中甚至哽咽起来:“你们外边人不知道,这书的出版,会给我们管先生的家属带来多大麻烦!”隔了三千里的重洋,还能让人感觉到电话中传来的恐惧和不安。

沈君山犹豫再三,为了慰藉老友在天之灵,毅然决定让这本“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回忆录与读者见面。他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感慨万千地指出,管惟炎的梦想是“做一个有尊严的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多么谦卑的愿望,但在今天不容易实现。“海峡彼岸,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意志,只要一点点抵触到稳定,哪怕只是某个单位某个人的稳定,就必须排除。”

苏共与中共哪个更坏?

在中苏关系最好的五十年代,管惟炎被选送到苏联留学。那时,苏联没有对中国封锁技术,管惟炎被安排跟随物理学大师卡皮查学习。管惟炎聪慧勤奋,卡皮查倾囊相授,师生关系情同父子。刚到苏联时,管惟炎发现苏联并不如国内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除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其它地方市面萧条;学校食堂的食物种类不多,稍微晚到一点,就只剩下劣质的面包。

苏联与中国同样是共产党一党独裁,同属“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社会运作模式却有所差别。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实行西化政策已有两百多年,算是半个欧洲国家,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深入人心。即便在史达林“大清洗”最猖獗的时代,社会上仍然比较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党和政治运动不会完全凌驾于专家之上。管惟炎指出:“苏联跟中国的特点,非常鲜明的不同是,没有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上层政治斗争都没有在下面发动群众,也没有把学校停滞下来,专门搞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苏联有很多地方是业务挂帅。据我所知,像卡皮查、朗道这些人都不是党员,物理研究所里有党支部,我参加过他们的党员大会。支部书记对卡皮查毕恭毕敬,还是卡皮查说了算,不像中共书记是第一把手。苏联的工厂里也是厂长负责指挥。”

与苏联相比,中国是“党管一切”,“政治统帅一切”,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仅以教育和科研部门而论,“中国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比如学校,校长在党委领导下,党委最后拍板定案”。毛敌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仅迫害文化人,对科学家也不信任。毛宣称,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毛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不惜消灭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地步:“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毛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正因为“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间,科研水准及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苏联。

一九六零年,管惟炎从苏联学成回国,正好遇到大饥荒时期。他被安排暂住在西苑旅行社,“每天吃饭一块钱,十人一桌,集体吃饭,四个菜,动作要快,动作慢的就没有菜了”。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时候,根本没有肉,后来就发肉票,一个人一个月半斤肉,油票是一个月几两,到商店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不知怎地全不见了”。在苏联生活的七年,尽管生活有诸多不便,至少没有饿肚子,回国之后他才尝到吃不饱饭的滋味:“北京的供应是全国最好的,但北京很多人都浮肿,包括我自己,腿都有点发胖,党委书记还算英明,说没事就回家休息,少消耗卡路里。”不久,中苏关系破裂,然后文革爆发,管惟炎这个从“苏修”留学回来的学者,当然受到冲击,无法从事科研工作,荒废了多年的光阴,他在回忆录中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反而回想起来苏联七年的生活,非常值得留恋。又没有政治运动,可以一心一意的读书搞业务,另外生活上也还可以,至少不像国内那么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只能深藏在心中,不能说出来,否则一定会被当作“苏修的走狗”受到严厉批判。

为什么物理学家特别关心人权和自由?

管惟炎在书中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个老同学给他写信,说他比别的学校的校长困难,因为有一个方励之。管回应说:“你这样讲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有方励之而为难。因为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做实验,如果看到黑的就是黑的,看到白的就是白的,从来不会因为看到是黑的就觉得为难,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比如方励之,我看到他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丝毫不为难。你说的为难,就是为了保官,明明知道这个人并不坏,上面说他不好,为了保住职位,才会为难。……我反而希望我们学校有方励之,因为他的能力真的很好。”卑之无甚高论,却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管惟炎被免职后回到北京,物理所派车把他送到中关村宿舍。在车上,他看到后头有一辆车紧跟着。这以后,在他家门口一直有便衣在站岗,当然方励之家也有。这跟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特务监视殷海光等学者如出一辙。警察跟管惟炎的一个邻居商量,要派个便衣在家等待着,因为从他家窗户可以看到管家大门出口,大概当局怕管跟北京的学生有来往,再度煽动学生。但是邻居的母亲拒绝了,她说如果同意你这样做,我在中关村就没有脸见人了。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普遍良知未泯,有着基本的善恶判断,至少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作恶。然而,“六四”屠杀之后这些年来,连这点社会的健康力量都被雨打风吹去,那些围攻维权律师王全璋家属李文足的“大妈们”都是普通百姓,她们并不会为自己参与作恶而感到羞愧。

管惟炎行事为人向来低调,方励之在纪念文章中幽默地写道:“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当时,管单身在合肥,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科大食堂因陋就简,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里,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今天的大学,校长个个高高在上,哪可能如此平易近人?方励之还谈到科大举行圣诞节联欢会,有也有中外教师即兴表演。后来这也算是管惟炎的失职事件之一。在那个年代,没有一所大学敢公开在圣诞夜举办联欢,并由校长亲自坐镇——习近平时代,每逢圣诞节更是如临大敌。

管校长对学生关怀备至,科大教授阮耀钟回忆说,科大是淮河以南第一个给学生宿舍装暖气的大学。当时,科大老师家里还没有暖气,有的老师很有意见,管校长就跟这些老师说,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今天中国的大学里面充斥著官僚气派的校长和品德败坏的“狼师”,谁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珍惜呢?

管惟炎在书中还谈到王淦昌等前辈物理学家关心人权议题,签名呼吁政治改革的感人事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学物理的教授和学生最关心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第一个将普遍人权价值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中国的反右运动中,北大物理系中“右派”的比例,不亚于文史哲这些“重灾区”。八十年代以来,从许良英到江棋生再到杨子立,这些人权活动者都是学物理出身的。这个现象值得好好探讨。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的道德法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法则,物理学家必定也会参透人心的道德法则。

八十年代中科大的改革与中国大学转瞬即逝的学术自由

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管惟炎在中科大实行的改革,以及中国大学转瞬即逝的学术自由,字裡行间,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炽热的温度。

首先,管惟炎不顾国家教委的阻挠,废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负责制。当时,官方正式任命的党委书记嫌合肥偏僻,不愿就任,管惟炎一直是“代理书记”,从自己开始改革,当然雷厉风行。校级层面如此,各个院系也是如此,院系的党总支书也靠边站了。管惟炎对党务人员充满厌恶之情:“他们是领导,但又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没有业务,做领导只是空架子,人家不佩服你,所以这些人就喜欢搞运动。这些人如果占那个位子白吃饭也就算了,实际上还要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去以后搞系主任负责制,把他们的权限削弱了。”

接著,管惟炎任命方励之为第一副校长。原先几个副校长是并列的,副校长彼此之间是不能管的。第一副校长的含义就是可以代理校长来协调副校长。他放手让方励之做事,终于成就了科大在八十年代作为改革先锋的地位。

第三,管惟炎大胆让学生自治。中国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班学生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汇报动态。管任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有学生提出来,学生是不是可以自己办报纸,管惟炎说,“我们允许学生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科大一下子就冒出几十种学生自己办的小报。

第四,管惟炎成立教授评等委员会,另外又设立学术委员会,专门讨论学校的科研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蔡元培“教授治校”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这些改革措施,成效显著,可惜昙花一现,仅仅实行了不到三年时间,后来又成为管惟炎的罪名。他被免职时,主要有两条罪名: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学校思想工作。多年后,管惟炎笑称,这确实是他的想法,如果说这是“罪”,他当仁不让。

那个年代,不仅科大自由而活跃,其它大学也都赶上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方励之在与管惟炎的对谈中,谈及一九八八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的情形:胡启立去了,李铁映也去了。胡启立是北大出身,他不在大会上讲话,他知道在大会上讲话会被喝倒彩。李铁映讲话了,他不知道北大学生这么厉害,讲一句嘘一句。方励之当天在校门附近的草地,学生看见他,就请他讲话,那天是临时性的,并没有事先安排,基本是是问一个答一个。那次促成了王丹后来组织“草地沙龙”。如今的北大,再也没有这样的自由风气了。

今天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如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监狱,学生如同坐牢。北大学生岳昕就“狼师”沈阳性侵女生的往事要求校方公开有关资讯,却遭到校方赤裸裸的恐吓。岳昕在一封公开信中抗议说:“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的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学院目前的行动已突破底线,我感到恐惧而震怒。……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大学的倒退和中国整个社会的倒退,正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管惟炎若还在世,看到大学校长宛如监狱长般凶狠野蛮,必定会扼腕长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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