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国”夹缝中“边疆”的存亡 - 刘晓原《边疆中国》(余杰)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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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原《边疆中国》
刘晓原《边疆中国》

中共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日渐法西斯化,尤其是维吾尔人和藏人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引发全球关切。

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类似于纳粹治下的犹太人。二零一八年七月,在高级别的全球宗教信仰自由大会上,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中国将数百万少数民族送到收容中心「再教育」,是试图让人们失去宗教和文化归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改善全球信仰自由环境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务,“中国应该避免使用反恐调查来迫害宗教自由”。在美国国会举行的维吾尔人问题听证会上,参议员鲁比奥指出,维吾尔人正遭受世界上最严重的宗教迫害。多名证人表示,无孔不入的监控系统、DNA采集、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对宗教和文化的极端限制等,足以表明中国正在将新疆变为「警察地区」。维吾尔族人权活动家热比娅呼吁说,中国人也应该站起身反抗中共暴政,「我们的今天,就是汉人的明天」。

藏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入藏互惠法案”,要求中国放宽对美国人进入西藏的限制,否则美国将根据法律进行同类限制。多名美国议员指出,中国为了阻止外界目睹并记录西藏宗教信仰遭限制、人权遭侵犯的情况,严格限制外国人士进入藏区,美国外交官、记者、人权工作者,甚至游客都很难前往西藏。但无数中国代表团、中共官员,前往西方自由地宣扬其意识形态却不受到阻碍。国会必须就外国人入藏权问题採取立场,那些在西藏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中共官员应当被禁止进入美国。

中共在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治理的失败,比中共对汉族聚居的“内地”治理的失败更明显。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近年来中国官方和学界都在兴緻勃勃地讨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在掘起状态的自满心态下,继续沿袭“鄙薄四夷”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引申出通过现代化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雄心。一旦“天下主义”和“天朝心态”被激活,“朝贡”想像被当真,“天朝”记忆被发掘,“中国文化和国家观念会变成对抗全球文明、对抗区域合作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情绪,那就真的引出‘文明的冲突’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走向,被其不幸而言中。

然而,那些声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站起来了”的人士,从未认真梳理中国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的历史脉络,甚至连“何为中国”都一无所知。“中国”这个词语有多重含义,至少存在“三个中国”:其一是指作为“中原地带”或中华文明核心区的“中国”,主要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与山东等区域;其二是作为帝国或王朝的“中国”,即亘古不变的“天下”观念;其三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至今,这三个“中国”仍未完成整合,呈现为自相矛盾、自说自话、各自为战的状态。在此背景下,“边疆”无法巩固与安宁。

大部分中国人对“边疆中国”知之甚少。刘晓原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中国边疆历史问题并同时用中英文写作的优秀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评价刘晓原的论文集《边疆中国》时指出:“本书囊括西藏、新疆、蒙古、辽东半岛等主要边疆区域;从时间跨度看,从辛亥革命到毛泽东时代,对所涉问题的历史脉络有深度梳理;从书的结构讲,既有提纲挈领的总论性文章,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从作者功力看,可谓「古今中西」兼能,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中文古代文献及现代档案,也对西方理论框架和学术源流驾轻就熟。”本书最大的特徵在于,作者从中国近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大视角,观察、认识中国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脉络,力图还原特殊情境下中国国内政党斗争、民族关系、外交折冲,以及社会变动等极其丰富的历史细节。

为什么大清不是“中国”?

大清不是“中国”,满清的统治者们自己说得很清楚。雍正皇帝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皇帝说:「朕非中国之人。」慈禧太后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大清亡。」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女德龄说:「父亲吿诉我,我们不是中国人,却是中国人的主子。」可见,清帝国不是类似于宋、明的那种汉族的“朝代”,而是满族对汉族进行殖民的时代。

不过,清帝国确实继承汉人的“天下”世界观,即以中原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皇权结构,刘晓原称之为“宗藩朝贡体系”。在此体制下,帝国对于边疆,要么直接统治,要么间接“羁縻”——“上国”与“下国”之间,地位尊卑有别,由内向外,亲疏有别,边缘地带的统治权则从来模糊不清。

另外,清帝国又建构了一套在汉人帝国之外的统治体系:在“内地十八行省”之外,包括满洲、蒙古和西藏等地区,以满人、蒙古人和藏人的种族及宗教联盟为统治基础,清帝国的皇帝以“内亚诸民族大汗”的身份,使用满文,在承德避暑山庄,实现此种统治——这样,清帝国又将“边缘”变成“中心”,悄悄完成“边缘”与“中心”的“位阶转换”。汉族儒家士大夫对自身的被殖民身份假装不知晓。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一方面清帝国处于急剧的衰落之中,内忧外患不断;另一方面却继续扩张疆土,经过一连串血腥的战争,将新征服的东突厥斯坦地区命名为“新疆”,即“新的边疆”。在过去,这一广袤区域很少被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大部分时候只是存在于诗人“边塞诗歌”的想像中。此时,新的东亚国际体系如同太阳系,清帝国是这一星系中的太阳,其馀国家是围绕太阳的行星。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在一六四八年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林立而竞争的平等民族国家体系。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啓动了思想观念、政治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在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准上迅速超越亚洲。

鸦片战争不单单是关于鸦片的战争,也不仅仅是关于自由贸易的战争,更是国家观念和世界观的对决。清帝国惨败后,在西方军事、外交、贸易多重进攻之下,东亚固有的国际体系解体。刘晓原指出,东亚诸国,包括长期作为“上国”的中华帝国,也包括朝贡的下国外藩,都按照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对自身的国家形态、国际行为和立国理念重新建构。对于清帝国来说,这一重新构建的过程为:放弃对一系列“外藩”(如朝鲜、越南、缅甸等)的“上国”地位,巩固对“内藩”(如蒙古、新疆、西藏、满洲等)的直接统治,即“外藩外国化,内藩内政化”。

入民国之后,以汉人为主体的共和国如何继承清帝国的遗产?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口号可以轻易改变,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帝国意识之间的矛盾却很难弥合。于是,“边疆”议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边政”。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之后,这一难题不仅没有消失,反倒更加激化。

蒙古和西藏问题何以“国际化”?

本书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章节是,论述内蒙问题的两章《“内蒙外交”:内战时期中美关系枝末》、《蒙古暗影:一九五零年中苏同盟谈判》和论述西藏问题的两章《西藏啓示:“冷战观”的局限》、《拉萨事变:中国的“国际性格”折射》。

在讨论蒙古问题部分,《“内蒙外交”》这一章揭示了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国共内战期间,南蒙古自发的独立运动并寻求美国支持的过程,以及美方对此幽微曲折的反应。在中日战争期间,为谋求本民族独立而投靠日本的蒙古开明派领袖德王,看到战后国际局势剧变,决定再赌一把:以“民族独立”这一美国总统威尔逊于一战后确立的普世价值为理由,向美国寻求帮助。然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中虽然出现“不惜分裂中国也要对抗共产主义”的苗头,却避免把自己放在与中国民族主义公开对立的立场上。而且,从现实来考量,德王蒙古独立运动的力量跟国共两党相比,甚至跟势力深入蒙古的半独立军阀傅作义相比,都微不足道。美国没有向蒙古人提供实质性帮助,正如刘晓原所论:“一九四九年的德王运动显然不是美国这种秘密颠覆政策的合适候选。德王自称他的运动是‘蒙古民族主义的火花’,可是如果这个‘火花’不能自我延烧一段时间,它便不能为美国的秘密政策提供掩护。因此,虽然在开始时美国人鼓励德王‘点火’,随后却拒绝在火上烧柴,任其熄灭。”

内外蒙古的不同命运,并不取决于两地蒙古人争取独立建国的决心的差异,而是取决于国共两党在内战中的成败,以及站在两党背后的美国与苏联的成败。国民党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失败,所以美国无意也无力帮助内蒙独立;反之,共产党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苏联的胜利,苏联有了逼迫中共接受外蒙独立之筹码。如果历史的轨迹相反,国民党击败共产党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美国或许会压服国民党政权同意建立一个与外蒙古对峙的内蒙古民族国家,那么内外蒙古的对立,将犹如东西德和南北韩的对立,成为冷战中另一幕好戏。

而《蒙古阴影》一章分析了中苏结盟过程中,毛泽东与史达林就外蒙地位的讨价还价。史达林表面上压服了毛泽东,毛泽东访问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一句也不敢提及外蒙问题;但是,阴影总有一天会变成裂痕,史达林对毛的教训和羞辱,不能改变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东亚地缘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基本事实,正如刘晓原敏锐地指出的那样:“作为亚洲新兴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把美国势力推回太平洋的同时,也动摇了苏联雄踞东北亚的地位。”而中苏之间在蒙古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民族利益衝突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标榜的国际主义关系的颠覆倾向”。当史达林去世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跟“老大哥”翻脸,从“一边倒”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同样,关于西藏的两章中,作者更多地从全球视角分析其变化:新中国政府所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紧邻西藏的印度民族国家的兴起,西藏固有的政治、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和滞后性,美国出于冷战目的对中国的蓄意颠覆,苏联出于自身国际战略而对北京的西藏政策和对印外交的侧目,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西藏汇合,结果演绎出一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混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混战中的收益是维护了对西藏内、外主权的底线,代价是放弃了在西藏追求民族和谐的初衷。”这种著眼于“大国政治”的分析框架,让人清楚地看到西藏议题国际化的脉络;但它也存在盲点,就是对西藏人民自身意愿的忽略,西藏的未来应交由西藏人自己选择和决定。

在“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两难之间的“新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治权观念模糊、属土管辖鬆散的传统东亚帝国,向一个主权意识明确、国境壁垒森严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西方列强逐步瓦解大清帝国在东亚的威势,并用武力和法律条约对中国版图进行重新切划。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放弃鬆散的中华帝国体制,开始按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营造以主权观念立国的边界壁垒国家。

然而,儘管中国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但并未放弃“天下国家”的传统,这跟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现代化和强国之路是“脱亚入欧”,日本没有挑战西方的时间框架,而是严格遵循西方列强的行为先例和模式。当然,日本原来就具备跟欧洲相似的封建领主体制,以及类似于欧洲“自由骑士”阶层的“自由武士”阶层,而且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所以日本向现代民族国家转轨相对容易。同日本迅速成长为西式强国的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中国不愿“脱亚入欧”,因为中国一直是“亚洲之王”和“亚洲的中心”,对儒家传统的迷恋和固守,使中国士大夫只愿意“中体西用”,学习西方的皮毛。中国从未放弃找回自己在世界中失却的中心位置。迄今为止,中国追赶西方的每一步似乎都进一步彰显了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妄图通过吸收和应用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中国的重新掘起,与其说是与西方的实力竞争,不如说是对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不韬光养晦”,最终目标都是取西方而代之,而不是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中国将自己打扮成(过去有一度确实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却拒不承认自己是边疆民族的殖民者和加害者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边疆”这一说法,本来就充满价值上的歧视,刘晓原指出:“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伦理心态尚待形成。”美国早已没有“边疆”这个概念,今天哪个美国人会说比东岸新英格兰地区还富庶的加州和德州是边疆呢?刘晓原认为,美国在立国后用了近一百二十年时间才结束自己的边疆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只用了一半时间,所以中国还有机会——但我认为,关键的差别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共同价值的建立——中共的极权主义本质,使中国不可能升发出自由、平等、法治等边疆少数民族愿意接受的普世价值。

于我而言,不愿意守株待兔般地等候中国慢吞吞地完成其“整合”,我不相信未来会有一个兼具民主和大一统的中国。香港历史学者、本土思潮的鼓吹者徐承恩在《执迷大一统,何以言民主?——从「帝国民主」反思「民主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族裔国族主义,其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优胜劣败的种族战争,相信要在乱世求存,必须透过强制团结国民。与此同时,他们亦恋慕昔日清帝国的荣光,坚持要继承旧帝国的疆土。中国国族主义者声称所谓的「中华民族」是「五族共和」、「多元一体」,实践的却是以汉族为本位的族裔国族主义。中国一直以来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公民社会在历年威权统治下也没有发展起来。如今中国「大国掘起」,执迷于大一统「帝国梦」的中国人若有机会民主参政,又岂能否包容周边弱势族群的多元文化?换言之,大一统的“民主中国”不可能是去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国。

所以,解构中国是解放中国的惟一的出路,没有大一统的中国,就没有被侮辱与被掠夺的“边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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