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死后无人 - 读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余杰)

20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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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Public Domain)
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Public Domain)

思想史家徐复观在去世前夕,曾替自己预设墓碑上的文字:“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与那些终身都不曾进入政府核心机构的在野知识分子不同,徐复观在壮年时期被蒋介石看中,以少将参议的头衔派驻延安,又曾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有机会上达天听、参与枢机。然而,“最是伤心近高楼”,以徐复观刚直峻急的性格,自然不适合政坛的氛围。迁居台湾之后,他主动疏离权力,授课东海大学,埋首故纸堆,整理思想史,却仍然无法与政治完全“一刀两断”。

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岁,各界都向其祝寿。《自由中国》杂志约集胡适、雷震、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夏道平、王世杰等一批知名知识份子,集结十五篇文章,刊出了一期特别“祝寿专号”。名为祝寿,实为谏言,其内容之大胆,引发岛内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再版十一次。国民党恼羞成怒,下令印刷厂不淮加印这一期的《自由中国》,并组织御用文人口诛笔伐。此事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的导火索。而《自由中国》的夭折和雷震的入狱,表明蒋介石统治的台湾并非“自由中国”。

徐复观撰写的《我所瞭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一文,主旨是分析蒋介石个人性格缺陷与国民党失败之关系。徐复观指出,蒋介石对社会上的批评意见缺乏“受言讷谏的修养”,这导致他周遭的政治氛围非常糟糕:“蒋公因为他主观与客观不断互相克制的性格,因而对于这种(受言讷谏)修养的拙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上行下效,“遂使一般作官的人发生一种变态心理,认为凡是有批评性的舆论,都是存心不良,对政府捣乱,于是有权力的辄出之以横蛮,无权力的即应之以顽钝,使社会与政府无法可以通气,把社会逼得与政府愈隔愈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徐复观最后的谏言,蒋介石还是听不进去。

徐复观去世前一年,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前一晚上做的一个与蒋介石对谈的梦:徐向蒋解释集权(实即指独裁,梦中似避忌用集权两字)与民主的利弊。大意谓为解决问题,集权在短期内较民主为有效,但不能持久。民主的效力似不如集权,但可以持久而不败。“蒋公问何以会如此,我答谓集权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政府上层少数人之手,时间一久,则必成为今日中共的官僚主义。因权力对人而言,必发见腐蚀作用。民主则社会权力与政府权力,可以发生制衡作用,所以民主政治中的官僚主义,容易受到限制。”可惜,这样的场景只能出现在梦中,蒋介石生前本来有机会倾听和接受徐复观的建议,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

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说,“徐复观凶咆起来像狮虎,驯服起来像绵羊”。对于现代中国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徐复观以狮虎之声对他们发出怒吼;对于备受欺凌哀苦无告的劳苦群众,他像绵羊一样地抚慰他们心灵的创伤。学者黄俊杰在《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一书中又用“土拨鼠”来比喻徐复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徐复观是如此地突出:他是一个出身湖北的农村子弟,从农村的泥土中获得生命的动力,他好像一隻土拨鼠,从农村的泥土裡探出头来,以他镭射式的眼光与睿智,扫描传统中国文化的病根,诊断现代中国的苦难,从思想史角度开出治疗病灶的药方,为这个时代留下可观的著作。”他感概说:“几十年来,我从徐先生的著作的字裡行间,读出了他的一颗’感愤之心’,和这颗‘感愤之心’为二十世纪苦难的中国所留下的文字见证。”徐复观喜欢买书,曾经做打油诗曰:“莫愁死后无人读,付与乾坤饱蠹鱼。”他自己著作等身,他的著作让读者常读常新,当然不愁没有读者。

儒家传统与民主自由能融会贯通吗?

本书不是通论性质的“思想传记”,却细緻地梳理了徐复观与其他新儒家学人之异同。作者指出,在新儒家四大家中,唐君毅、牟宗三则着力于形而上学,钱穆与徐复观则专注于历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徐复观与钱穆也形成鲜明对比:钱穆强调中国知识分子与历代政权的和谐关系,而徐复观则侧重两者的紧张性。

或许因为作者本人以儒家学者自居,对儒家思想缺乏批判性思考,故而对钱穆与徐复观之差异只是点到为止,未能深入比较和论述。香港学者张璠璟指出,钱、徐二人对「民主」的体认大相径庭:钱穆虽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却受其守护中国文化的强烈意愿所束缚,且囿于「书斋学者」的生命形态,对传统政治在实际运作的各种弊端欠缺深刻体知,故在其推崇传统的“士人政府”之时,未意识到此一含有菁英主义的模式,究其实带有专制的意涵。徐复观则由于同时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和参预现实政治经历的影响,对民主的认识有不同于钱穆的更深刻之处。徐复观强调儒家与专制王权的长期抗争,与钱穆之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圆融」与「和谐」形成强烈对比。钱徐二人所争论的焦点,端在传统中国政制是否专制,以及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如何前行。钱穆倾向于秉承孙文「三民主义」的说法,认为具有道德、智慧的精英分子握有政治权力,可保证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却忽略了这一理想中本身包含的「将政治道德化」的专制意涵。徐复观将「儒家精神」与「自由民主」作为生命中两大主题,提倡保障消极自由,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择其善者而从之」,似乎更接近英美保守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之精髓。

另一位台湾学者江玉林则指出,徐复观坚信“儒家人文主义”。徐复观认为,人格尊严,不仅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徐复观也坚信:要「使政治成为每一个人的工具,而不是任何个人成为政治的工具。此一努力的结果,如大家所週知,即是以人权为灵魂,以议会为格架的民主政治」。

然而,“儒家传统”与“民主自由”如何融会贯通?徐复观始终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徐复观看到了儒家的致命弱点:“儒家既对人伦负责,当然要对政治负责。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儒家的政治思想,儘管有其精纯的理论;可是,这种理论,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去求实现,而缺少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去争取实现,因此,政治的主体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未能由民本而走向民主。”徐复观已经意识到,“民本”与“民主”这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从“民本”走向“民主”需要一座坚实的桥梁,而不是一道只可观赏的彩虹。但徐复观和所有儒家思想者都未能找到这座桥梁,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仍然停留在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幻觉之中——在现实层面,号称“复兴中国文化”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同时却又坚持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岂不自相矛盾?而儒家知识分子除了充当屈原式的、苦口婆心的谏臣之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东亚儒学优于西方文明吗?

黄俊杰探讨徐复观的思想,有一个独特的框架,就是“东亚儒学”。这是过去的学者研究徐复观和中国新儒家时不曾使用的视角。徐复观曾留学日本,接触到日本诸多思想家的学说,既有汲取,也有对话,还有反对。比如,徐复观与明治维新时代西化派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路向就南辕北辙:徐复观批判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纵欲、贪婪与病态的个人主义;福泽谕吉则要求东亚知识分子以近代西方为师,才能脱离落后与愚昧的东亚历史宿命。晚近一百多年来,日本成功融入民主自由的普世文明(儘管走过一段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弯路),成为亚洲最领先的文明国和法治国;中国则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儒家专制主义传统与苏俄的极权主义模式结合,使中国人仍深陷于斗兽场一般的悲惨处境之中。中日两国的不同境况,彰显了徐复观的失败、儒家的失败以及福泽谕吉的成功、西化派的成功。

与胡适和福泽谕吉的全盘西化相反,徐复观对自己并不瞭解的西方文化持严厉批判态度。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以‘机器的支配’取代了‘人的支配’,这是一种文化的虚无主义。西方近代文化的特性是人的地位之动摇,因此展现‘非人间’的性格。”他对西方现代艺术以及现代诗全盘否定,认为那都表现一种“没有人性的生命”,是一种“孤独”与“恐怖”。他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最大的弊病在于它是缺乏“对人类的爱”的文化,它表现为一种反理性的思想倾向。

徐复观对西方文化只是笼而统之、泛泛而论。他对宗教改革以来的基督教文明缺乏基本的瞭解。清教徒的传统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由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其中最可宝贵的就是“天职”、“爱人如己”、“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等观念。而徐复观所说的西方文化,乃是西方文化的末流或歧途,是啓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左派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它们确实是没有爱的,非理性的,将人“异化”的,但它们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

由于徐复观反西方的思想太过粗糙,比义和团高明不了多少,黄俊杰承认,“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也许不能免于持论激越之弊病”。其实,完全不必为尊者讳,徐复观武断地否定西方文化,根本违背了儒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导。徐复观既没有亲身游历西方,像托克维尔那样在美国考察数月之后,才敢动笔写《民主在美国》;也没有读过多少西方经典著作——他所瞭解的少得可怜的“西学”,无非是在日本读到的第二手翻译资料,他甚至比不上晚清的思想家谭嗣同、梁啓超、严复等人——他们或者留学西方、游历西方,或者与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学者有深入的交往并有学术上的交流。

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建立在对农村的田园牧歌式的想像之上。他认为,中国社会以农村为特质,中国文化之精神具体表现在农民生活之中。在其笔下,中国农民淳朴、诚恳、率真,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徵。他希望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民主政党”。然而,这个想法只是乌托邦而已。首先,徐复观对“善良的农民”的想像基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浅薄乐观的人性论,跟宗教改革时代神学家加尔文之“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人性论全然相反,而后者才是人性的本相。其次,台湾在六零年代后期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在二十年后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热爱乡村生活的杰斐逊无法阻止美国迈向工业国一样,徐复观也眼睁睁地看著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儒家从此失去了其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

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之前,徐复观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但他看到的现实却让其深深失望:“自民国三十年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毅然退出政坛,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国共两党都不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正如黄俊杰指出的那样:“在政治上,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上厌恶国民党,内心裡害怕共产党。在厌与怕之间,进退失据,龟缩在自己的小房子裡,避开这个与历史文化性命相关的问题绝口不谈,抹煞自己是非之心而不敢言。”徐复观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这是所有跟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人士冥思苦想的首要问题,也是让美国人困惑不已的难题——多年之后,美国人还在寻找“谁丢失了中国”的答案。徐复观比绝大多数人都有资格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极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共产党的心脏延安生活过,跟毛泽东有过数次长谈,亲身观察到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发现,“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裡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裡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

徐复观进而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政府以上者为乡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换言之,对中国社会而言,共产党像盐融入水中,国民党则像油浮在水面,“我方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

一九四三年,徐复观从延安返回重庆,撰写报告警告国民党当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他相当悲观地指出:“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儘管蒋介石看了报告之后颇为讚许,下令影印后发送高级干部阅读,可国民党已积重难返,徐复观眼睁睁地看著国民党政权一步步地败亡,同时对共产党不抱一丝希望——他尊敬的老师熊十力选择留在共产党中国,以为能保有一点“思想的自由”,却惨死于文革之中。

以徐复观对共产党瞭解之深,不相信共产党可脱胎换骨、走向民主。他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午访杨力宇君于富都阁。杨谓在北京在两次宴会中,中共皆提到我,称道我在学术上之成就。杨并笑谓:‘现天安门的四张照片已撤除,徐先生不妨去走走。’”杨的说法并不准确,毛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徐复观至死都没有回中国去过。像杜维明那样投靠共产党,难道不是新儒家道德上的自杀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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