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難屬對“兩會”代表有話說(之二)


2008-03-08
Share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08,03,08)

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分別於2008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

2月28日,127位1989年“六四”受難者家人和“六四”傷殘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致“兩會”代表,題目是《天安門母親的呼籲:關於“六四”,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

*八九“六四”簡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要求言論自由、解除報禁,清除腐敗,剷除“官倒”……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丁子霖與“六四”難屬羣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9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1位傷殘者。這些人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六四”難屬的‘三項訴求’和對話要求*

關於寫公開信,要求當局有關方面和“六四”難屬對話,丁子霖女士說:“第一次,1995年,是二十七位難友一起聯署給‘兩會’代表公開信,當時要冒失去自由的風險,因爲當時‘六四’難屬,特別是一些經常活動的難友,已經受到當局監控。但是,我們這二十七位難屬,勇敢地站出來,共同簽上真名實姓。我們現在還健在一起簽名的127個人,每人都用真名實姓,我們願意承擔一切風險。

在1995年的公開信裏,已經形成了‘三項訴求’,概括起來是三句話‘調查公佈’六四‘真相,依法進行賠償,依法進行刑事追究’。到現在爲止,年年寫信,我們都重申這三項要求。

1997年,鄧小平還活着,我們在重申‘三項要求’同時,提出了要求和政府當局平等對話,當局還是不予理睬。

到了1999年,我們再重申‘三項要求’,在要求對話的同時,我們爲對話作了準備,我們在紀念親人遇難十週年的前夕,成立了二十人的‘對話團’,準備政府哪一天給我們一個善意回應,我們馬上和政府坐在談判桌前直接對話。

一直延續到現在“。

*“六四”十八週年,北京木樨地祭奠*

八九“六四”至今已經十八年多了。

2007年6月3日夜裏,幾位“六四”難屬,在他們親人遇難的地點,祭奠親人,這是十八年來的第一次。

以下是兩位“天安門母親”談“六四”十八週年,她們第一次得以到兒子遇難的地點――北京木樨地祭奠、回憶十八年前――6月3日夜裏她們的愛子遇害前後經過。

丁子霖女士說:“因爲年年便衣都到我門口來,我根本不可能出去給小連到木樨地祭奠,這幾年就提‘要讓難屬、要讓天安門母親有公開悼念親人的權利’。

十八年了,我知道兒子遇難的時間和地點,因爲他身邊有他同學。這點我比其他媽媽稍微幸運點,像她們都在太平間或屍體堆裏邊爬,沒有直接找到他(遇難時)身邊的人。

年年‘六四’時被便衣在門外看着的時候,我無法想象能去木樨地,所以一直想去。從1989年出事,到1991年我對海外媒體曝光,就是‘六四’前那個上半年,包括‘清明節’,那是我自己的原因沒去。因爲那時候我自己都不想活了,想跟着小連走吧,我也解脫了,我自己在生與死之間掙扎。

1991年因爲曝光之後,就一直被看上了,他不准我出我自己家門。‘六四’他殺了我兒子,又不讓我出門,侵犯我的權利。

1989年兒子剛被害的時候,如果去木樨地那兒,我肯定會喊‘還我兒子!還我兒子!’拼命都會拼的,但是今天我不會這麼做。因爲理性地想,他不可能還你一個鮮活的兒子回來了,人死已經不能復生了。

現在我們就是要討這份公道。“

*北京木樨地二十九號樓前*

八九“六四”後十八週年,在那個地點,那個時間――

丁子霖女士說:“我們十點前後到的。天氣還很悶熱,真像十八年前的6月3日晚上那麼悶熱。

我們事先約好,我、徐珏……馬雪琴從北郊趕去的,到了以後馬雪琴心臟不舒服,記者碰上給我們拍了張四個人的照片,拍完馬雪琴就走了。我不知道馬雪琴去,她女兒還不是在木樨地遇難的,是在西單那裏,馬雪琴就是覺得危險,要去跟我們一起,她知道我要去。

祭奠的不僅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的一百八十多人名單裏,光是木樨地遇難的有名有姓我們尋訪到的就有三十五人,可是哪止三十五啊,木樨地當年是對峙時間很長的一個地區,死傷也最爲慘重。這種情況下,我們找到的其實只是極少一部分。

所以,我們想,我們所祭奠的就不僅是我們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那些在木樨地一起倒下的被戒嚴部隊追殺的人。

畢竟十八年了,我孩子沒有墓地,我們選擇放家裏,雖然年年6月3日會在家裏給他祭奠,6月2日會給他過生日,但是真是想在他倒下的時間,到他倒下的地點……因爲那麼準確知道……我開始請住在附近的難屬把二十九樓拍張照片給我,他們前幾年拍了給我,我想摸到那地方去。但是去不了,心裏一直是個事兒。

尤其知道找到的那名單上那麼多都是在木樨地遇難的。二十九樓前面,復外大街兩邊高層建築,南邊就是部長樓,雙號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不是被打死的嗎?也住在那兒。北邊是奇(單)數號編號。

我們不約而同把孩子的照片帶去了,一張不是很大的、平時放在我桌上的照片,帶上鮮花、蠟燭。徐珏還帶了香、瓜果、餅乾、櫻桃……我們就放在二十九樓……現在那個大花壇被他們拆了,木樨地已經完全變了,建了大立交橋,但是地鐵口沒拆,二十九號樓還在。

1989年6月3日,這個地方,這個時刻――

只要這兩個標誌在,我們能很快找到這個地方。小連是在二十九樓……前面有兩個地鐵的出口處,北邊地鐵出口處……本來兩個地鐵口之間,二十九樓前面有一個長的花壇。小連和他同學趕到那兒就趕上開槍,他們就‘貓’着,躲在那花壇後邊。

開始開槍以爲是橡皮子彈,小連個子高,‘貓’着,一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背進來,穿透心臟,沒留在體內,又穿出去。他的同學在旁邊,同學比他矮,就是腳上擦破一塊皮。他們兩個人結伴去的,小連還跑了兩步,說‘我可能中彈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動了,說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過去了,血流如注。同學告訴我,民衆先用平板車,後來看他血流的太厲害了,一直昏迷不醒,馬上又截了輛汽車……他就此再也沒醒過來。

到兒童醫院……因爲同學不知道他被送哪個醫院了,沒擠上那個出租車。第二天他們來給我報信,就說他是那個時間中彈,再也沒醒。

後來兒童醫院出的死亡證明,說‘來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時間,就是這個時間。“

2007年6月3日夜裏――

丁子霖女士講述難屬們祭奠經過:“我在馬路沿邊上,祭奠兒子,照片擺着,幾位難屬都在那裏。作爲家屬,我到他倒下的地方,默默悼念。十一點過一點兒離開的。”

*耄耋雙親思念“六四”遇難的兒子袁力*

丁子霖女士說:“袁力的母親李雪文,八十歲的老太太,袁先生九十歲。她知道了以後,好生氣給我打電話,問‘你爲什麼不叫我去?你知道我家離木樨地又那麼近,我的袁力就是死在木樨地’。他是海軍醫院‘第一號無名屍’”。

袁力先生遇難時二十八歲,他是北方交大碩士,在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遇難前已經接到美國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

丁子霖女士談袁力的母親十八年後的心情:“她說‘我們找了那麼久找到的,就是在木樨地。我離那兒那麼近,我那麼大歲數了,我一個人沒法去,你們要去,我一定會跟你們一起去’。

我說‘你那麼大歲數,去了也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情況,你心臟又不好。我們考慮到,那麼晚,你第二天一早又要去萬安公墓,你這麼大年紀怎麼受得了!’

她說‘木樨地,我的袁力倒下的地方,纔是我最強烈想去的地方,你們就讓我到那裏去痛痛快快放聲大哭一場’。

我說‘你如果能去,你還真不能放聲大哭。你在那裏號啕大哭,那真要……確實我分辨不清,哪些是居民,哪些是路人,哪些是便衣。’“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徐珏的陳述*

參加木樨地“六四”十八週年祭奠――

中國地質科學院退休研究員、“六四”難屬徐珏女士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祭奠遇難的兒子吳向東。

徐珏女士說:“2007年丁老師召集我們難友開座談會,然後進行座談紀要的整理。這個會的最後,丁老師說,她十八年來有一樁心事不能了,就是她從來沒有到孩子倒下去的地方去祭奠,她說今年一定要去,我說我也要去木樨地。尹敏、馬雪琴也說要去。

到了6月3日,準備要去了,正好有日本記者來採訪我。因爲我那年紀念趙紫陽,已經給我發了票,卻禁止我去開追悼會、遺體告別,他們他有七、八個警察什麼的守在我家門口,我不能出去。

日本記者2日來採訪我的時候,聽到這個情況,他說‘3日我來接你,他們不敢攔我的,他們萬一要攔你的話,我就照下來,向全世界公佈他們做這些事怎麼不應該’。

3日晚上,他來接我到了那裏。我跟日本記者一起下車,就已經有兩個人盯住了。他說‘不要怕’,他幫我提着東西,因爲祭奠要帶些蠟燭啊,花啊,我再給孩子帶點喫的什麼的……

我們去了那個地方,便衣站在離我們有六、七米遠的地方,也沒跟我們講什麼,看着,有時候在打手機,可能在請示領導。

差不多十點半,丁老師、蔣老師都到了。後來馬雪琴也到了,尹敏因爲派出所通知,說這兩天不許她出去,所以她就跟丁老師講‘看樣子來不了了’。

以後我們就開始祭奠,把蠟燭都點上,花都獻上,那位記者也獻花了,給我們照像。然後我把喫的東西也都放上,我們還帶來孩子的照片,放在那裏,鞠了三個躬。

這個時候我們心情很難過。十八年來,我眼淚也流乾了,平時什麼情況我都流不出眼淚。可是一想到這個孩子就倒下在這個地方,和丁老師我們兩個人就抱在一起,都哭得很傷心。

我們祭奠的不光是我們兩人的孩子,是爲了我們的祖國、爲了民主和自由倒下的這些難友。想到死了那麼多人,我們就更加痛苦。一邊說,一邊哭得挺傷心。“

*木樨地二十歲遇難者吳向東死於戒嚴部隊的‘開花彈’*
吳向東簡況――

問:“吳向東遇難前做什麼工作?”

徐珏:“他死時二十歲,東風電視機廠工人。上大學的夜校,儀器製造大學,學電子儀器專業,已經學了三年,再有一年畢業。他是學校裏成績非常好的、年齡也最小。”

徐珏女士的思緒回到十八年前6月3日夜晚:“他當時去,我們也不知道他去木樨地。最後屍體在木樨地找着的。

那時候在木樨地,那些學生跟居民開始都是手挎着手,因爲那時土橋並不太寬。解放軍,包括坦克、機關槍什麼都是從這邊過來的,聽說這些學生都是手拉着手擋呢。

他們開槍,開始學生還以爲是橡皮子彈,後來知道確實是真子彈,並且不光是真子彈,還都是‘開花彈’。

(致)我兒子死的就是‘開花彈’。

所以,這是非常殘暴的鎮壓。“

6月3日夜裏至4日上午,尋找兒子一路所見――

問:“吳向東怎麼離開家的?”

答:“6月3日那個時候,我兒子就說‘媽,爸,我去送送朋友,出去就回來’,我們說‘你早去早回來,快回來吧。’出去以後就一直沒有回來。

我跟我丈夫吳學漢就騎着車到天安門去找,解放軍都從人民大會堂裏出來。我們一看找不着,就趕緊從西單回來。想回到家是不是兒子回來了,也沒回來。

一晚上,我們就是出去回來、出去回來,一直到凌晨四點鈡左右,我們兩個又騎着車出去,我們那時住在小西天。

到了西單,看到……哎呦,牆上、玻璃上……那時的房子不是現在這樣,兩邊是平房,玻璃上用鮮血寫着斗大的字‘打倒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地上也到處是血。連公共汽車牌上、牆上都是子彈眼兒。

繼續往前走,快到東華門,看到北京市這些人真是不要命,都手挎着手,那邊中華門橫跨馬路的都是坦克、汽車,戴着鋼盔的全副武裝帶着機關槍的;這邊老百姓手挎着手,喊‘打倒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

‘譁’――一梭子子彈,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人就像潮水般往後退。我嚇得兩條腿走不了路,直哆嗦。

等機關槍不響了,這些人又往前衝,把打傷的人搶出來。

當時我覺得,北京市人民真是夠勇敢的。但我只想着兒子了,我說‘看來從這裏到天安門進不去了,我們繞路吧’。

這時候,騎車也騎不了,推着車,從另外一邊往前門走。

到了前門以前,看着軍用汽車都一輛一輛停在那裏。一路上看到牆上都是子彈孔,密密麻麻。

到了前門,我們要衝進去。我跟解放軍講‘你們不要殺學生了,他們真都是爲了國家好,他們沒有做壞事,你們千萬不要開槍!’

其實已經早就開槍了,打死好多人,我還搞不清楚呢。

他們說‘天安門已經早就沒人了,你們快回去吧’。

又問問老百姓,說是‘真的可能沒人了’,我們就往回走。

老百姓說‘你們要找孩子,趕緊到醫院去找吧!’“

整個這個過程,是很悲慘的,這一路心裏又是着急,也看到死了那麼多人,早上出去的時候,看到學生低着頭,有的往回走的抬着死人,我就問‘這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給坦克壓死的’。哎呦,慘無人道!。

那時自己就想着找孩子,沒太多問,還是往前走。

繼續尋找吳向東,四家醫院所見――

回來後,一個個醫院找,找了大概有四、五個醫院。有人民醫院、積水潭醫院、兒童醫院、復外醫院,每一個醫院門口都貼着名單,都是起碼四、五百,有受傷的,也有死的,就沒有我孩子的名字。

有人說‘停屍庫裏還有一些死人,沒有名單的,你們去看看有沒有你們的孩子’。

我們去一個一個看,看這些死人擺在那裏,眼睛睜得大大的,但是沒找到我孩子。

找第四、五個醫院找不到,又回家再看孩子回沒回去,又沒回去。

我心想肯定受傷了。就帶了麥乳精,當時認爲營養最好的東西。帶上說‘到醫院裏去喂喂他喫’。

在復興醫院找到吳向東遺體――

後來他們講‘可能復興醫院也有死的好多人’。那時候已經下午四、五點鈡了,我們趕緊又騎車到復興醫院。

貼着一張大字報,寫的都是死人的名單,我也不知道,以爲都是受傷的名單,頭一個就是吳向東。

我問‘住在哪個病牀?我快去呀!’我丈夫一看,已經明白了,他馬上到停屍的車庫裏去看。我還在那裏傻問,誰也不回答我。過了一會兒,外面進來一個人,說‘這些全是死人’。

我聽了以後,當時‘轟’的一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暈倒了。

不知什麼時候,他們把我抬到裏邊去。

周圍一具具屍體,全是眼睛睜得大大的――

等找到孩子,戒嚴部隊的人化妝成便衣要搶走屍體。那時因爲戒嚴部隊還沒有完全控制住北京,老百姓搶着不讓(戒嚴部隊)搶,都在戰鬥着。

等我醒過來,醫生說‘你要看,趕緊看看,說不定晚上解放軍就把這些屍體都消去火化了’。我說‘那讓我去看看’。兩個醫生就架着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趴過去想親他。那兩個醫生都是年輕的大小夥子,架着我不許我,因爲他死了已經有一段時間,有細菌什麼的,他們硬把我給架起來。

看着孩子,子彈(開花彈)是從前面射進去的,後面出來。前面子彈眼兒只有一個釐米,後面出來就起碼有五、六個釐米大,傷口的肉都燙得圓圓的。

實際上可能是十一點多受了傷,把他抬到醫院裏去,後來血就這麼流光了。“

問:“您見到他遺體是什麼時候?”

答:“4日下午五點左右。大概凌晨一、二點就死了。

周圍一具一具屍體,堆在那車子上,一個個沒閉眼,全是眼睛睜得大大的。他旁邊是一個科技大學學生,這邊也是學生。朝他腳的一排那裏,又有老太婆,還有小孩子……真是慘無人道。

吳向東遺體以病死名義匆匆火化――

後來,人們對我說‘你們快走,想辦法儘快把屍體拉走,不拉走可能解放軍拉走了就滅屍滅罪狀了。

我們真是急得沒辦法,回家後想辦法,還是北京人偷偷給開了一張證明,說是病死的,就可以到東郊火葬場火化。就這樣,以病死的名義去火化。

屍體運過去以前,說要給他洗洗都沒時間,就用衝汽車的高壓水龍頭在他身上洗,衣服都還沒脫好換好,這邊說解放軍來了,又馬上把溼淋淋的東西往汽車裏送……很小的一個汽車,就拉着他東躲西藏地繞小道到了東郊火葬場,去火化。

火化之後,有人說‘你們快走,家屬快走,到時候解放軍一來,把你們當作是暴徒家屬,給你們一車都打死’“。

*十八年多,政府還沒有跟我們對話*

問:“後來根據在場人回憶,吳向東確切遇難的地點離二十九號樓有多遠?”

答:“因爲二十九號樓就在橋旁邊,也就大概五、六十米。所以向東他很可能就是在橋前面,也就是在二十九號樓附近。

後來聽這周圍的老百姓講,二十九號樓前面死了很多人。難屬知道,在木樨地死的人比較多。

‘六四’以後的幾天裏,我們家附近每天晚上,半夜就‘咚咚’敲門抓人。

已經殺了多少人!我還只跑了四、五個醫院,還有復興醫院,其實北京還有很多醫院,都有那麼多死的或受傷的人。

老百姓、這些學生是手無寸鐵的,被他們就打死了!

到現在十八年過去了,政府都沒有給我們一個迴應。你說我們這個苦難要忍受到什麼時候!“

徐珏女士表示:“我感謝全世界所有媒體對我們長期以來的真誠無私的幫助。

我們祭奠,一方面也確實是很想念我們的孩子,十八年來他們還沒討回公道。但是,我們更爲我們祖國,從解放以來,有多少人,平白無故被冤屈死,甚至被打死。“六四”的這些學生,本來是就爲了中國民主自由,爲了反官倒、反腐敗,而被白白打死。可是政府到現在都沒有一句話來跟我們對話。“

以上“心靈之旅”節目是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