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難屬對“兩會”代表有話說(之三)


200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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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08,03,15)

中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分別於2008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

2月28日,127位1989年“六四”受難者家人和“六四”傷殘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致“兩會”代表,題目是《天安門母親的呼籲:關於“六四”,請政府拿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

*八九“六四”簡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要求言論自由、解除報禁,清除腐敗,剷除官倒……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的‘三項訴求’和對話要求*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9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1位傷殘者。這些人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談到寫公開信,要求當局有關方面與“六四”難屬對話,丁子霖女士說:“第一次,1995年,是二十七位難友聯署寫的給‘兩會’代表公開信。我們現在還健在一起簽名的127個人,每人都用真名實姓,願意承擔一切風險。

在1995年公開信裏,已經形成了現在的‘三項訴求’――調查公佈‘六四’真相,依法進行賠償,依法進行刑事追究‘。年年寫信,我們都重申這三項要求。

1997年我們重申‘三項要求’同時,提出了要求和政府當局平等對話,當局還是不予理睬。“

*丁子霖女士:還有什麼比人生命更大的事?*

今年我們大家議決,還是要寫公開信。達成共識後,我們決定沿着我們自己選擇的方式走下去。即使現在當局還執迷不悟,或者還沒有應有的魄力,沒有應有的足夠勇氣,包括‘兩會’代表、新任代表,那我們還是有誠意,有耐心,我們要抓住一切機會,來做我們自己的事。

胡錦濤最近屢屢強調‘要堅持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我們的一切決策’,還說什麼‘羣衆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羣衆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

這裏我想,什麼是大事,什麼是小事?還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大的事情呢?人命關天哪!我們親人一條一條鮮活的生命,在十八年多以前,就被你共產黨的軍隊給殺害了,這是小事還是大事啊?

*丁子霖:開槍鎮壓對錯,應作民意調查,今年請政府提出對話時間表*

丁子霖女士問道:“到底鄧小平當年的決策,把野戰軍調到北京來,實行戒嚴,下令槍殺,進行武力鎮壓,這件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究竟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老百姓是擁護你平暴,還是反對你開槍鎮壓?能不能拿出勇氣來,作一番民意調查呢?

全國人大也好,政府有關部門也好,完全應該作這種民意調查。

你說‘黨和政府已經作決定了,不能夠改變了’,那麼符合事實嗎?符合法律程序嗎?符合正義公道嗎?符合人類普世價值嗎?

今年,我們受香港地區直選時間表啓發,所以今年我們公開信的主題就是要政府提出個對話時間表。“

*徐珏女士:“六四”難屬重大創傷,十幾年盼解決,政府不理不睬*

中國地質科學院退休研究員徐珏女士在“六四”屠殺中失去了二十歲的兒子吳向東。

在今年致“兩會”公開信上簽名的徐珏女士說:“我們已經都盼了十多年了,他們都對我們不理不睬。

看現在的政府,特別是我看新聞裏講到美國前幾天頼斯對我國進行訪問,跟政府主要領導人進行了會談。我國領導人說‘一定要注意人權問題’,並且要‘成爲一個民主社會’‘要用法制來解決問題’……

他們既然跟各國領導之間可以對話,談得也挺好。那麼,我們這個‘六四’問題,也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大問題。他們殘酷鎮壓了我們的這些學生和市民,給我們難屬帶來了重大創傷。

快十九年了,我們身上揹着這麼重的枷鎖。但是隨着時間長,我們也越來越勇敢,即使我們活着的時候還不能解決,我們相信後人也會繼承我們的事業。“

*徐珏女士:要求對話十多年,哪怕只有個開始,多一分對話,多一分文明法制*

徐珏女士認爲:“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對話,完全不是對他們過高的要求,提出十多年了,我們只是需要誠懇、直接地跟我們對話,哪怕只是一個開始。

實際上,這也是給領導人一個很好的機會。

特別今年奧運會要在我國進行,在這個良好的歷史時機,假如能把這個重大歷史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先解決一小部分問題,那也說明政府已經開始有良知了。

真正有良知的領導要有智慧,抓住這個時機解決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是人要有愛心。我們國家上次受災(雪災)那麼大地區,確實好多領導都下去關心老百姓。但是,我們‘六四’受難者羣體生命都沒有了,已經都快二十年時間裏,都對我們不理睬,我們也是老百姓啊!

所以他們也應該以‘仁者如山’的胸懷來對待我們,理解我們的心情,來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

只要他們這樣開始起步,那我們國家才能在法制上有進步。

多一分對話,我們國家也就多一分文明和法制,同時也就使我們的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

*張先玲女士:相信民主一定會實現*

北京的張先玲女士當年十九歲的兒子王楠,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被戒嚴部隊槍殺。

日前我採訪張先玲女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今年‘兩會’代表和當局有關方面仍然對‘六四’難屬羣體的公開信不給予回答、不作任何反應,在您的心中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

張先玲表示:“我只能覺得他們很可憐,我應該說很鄙視他們。因爲我的內心相信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一定會實現的。

民主憲政,我們國家可以說在很多年前就爭取民主和法制,‘五四’時候就提出民主,現在還沒有實現。但是最終是會實現的。“

我們給它寫信,說明我們還把它看作是一個管理國家的機構,或者還是一個權力代表,我們尊重它。但是它如果這樣總是沒有回答,只能說明它的軟弱。包括我們一些朋友都說‘那它是怕你們,不是你們怕它’。我說‘對,是它怕我們’。

張先玲女士認爲:“只有中國這塊土地上,有了民主和憲政的萌芽之後,這個‘六四’的問題纔會比較順利地解決。”

*張先玲女士:審議我們的要求,是代表們的職責*

張先玲女士說:“這次我們的主題就是要‘請你提出一個對話的時間表’。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要求已經是比較現實、比較低了。他們可以從開始……因爲對話嘛,肯定不會兩方都一樣,一致的話就不需要對話了。

我們從最接近的這點做起。甚至我們提出‘三項要求’了,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你說你的看法是怎麼樣的,我們可以對話嘛!

我們要求人大討論審議作出相關決議,這是我們作爲公民向人大提出的要求,是人大代表應該負的責任。不是說替我們幫忙做什麼事,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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