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後訪“六四”難屬：公開信杳無迴音

圖片：張先玲等“六四”難屬萬安公墓祭奠死難亡靈。（參與網）

*張先玲：“兩會”閉幕，官方對“六四”難屬聯名公開信無任何反應*

2014年中國的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兩會”已經先後於3月12日、13日在北京閉幕。

今年“兩會”召開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發表了“致十二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公開信”，表達難屬們在八九“六四”25週年即將到來時的心情，要求兩會與會者彌補以往的錯失，把“六四”問題提到大會討論。128位“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聯署簽名，並另附了35位已故難屬的名字。

參加公開信聯署的難屬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1989年19歲，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王楠在“六四”屠殺中遇難。“兩會”閉幕時，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張先玲女士。

主持人：“難屬們的公開信發表到現在已經十多天過去，‘兩會’有關方面有沒有給你們任何回覆？有沒有什麼反應？”

張先玲：“任何官方的反應都沒有，也沒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但是有一點細節上的改變，就是每年‘兩會’他們或者是叫我被旅遊，或者是看着我。有些難屬是有時候（被）看，有時候不看。原來‘兩會’期間我到哪兒都跟着，出門要坐他們的車，今年沒有。我想也許他們會監視，但是我不知道，反正我沒有覺察。應該說也算是個小小的進步吧，雖然只是形式上的進步，不是本質上的進步。我常常跟他們講‘我們是守法公民，我們是優秀的公民哪，你們監視我們是違法違憲’。

今年他們沒有看我。據我知道，也沒有看別的人。但是他們每個人都找了一下，問問‘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活動’之類的話。他們問我‘有什麼活動？’我說‘我們的要求和想法都寫在公開信上’。我給了警察一份。我說‘你拿去，給你的上級看，就可以了’。我說‘你們也沒有權力來知道我有什麼想法、什麼活動。我有什麼想法或有什麼活動，我也沒什麼義務告訴你們’我說‘這個（公開信）裏面寫的很清楚，你們拿去看吧！’

*張先玲女士宣讀“六四”難屬致十二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公開信*

天安門母親致十二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公開信——

你們不提“六四”，你們流失了什麼？流失了道義，流失了良知

尊敬的全國人大代表：
尊敬的全國政協委員：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又要召開大會了，今年正好遇上“六四”大屠殺二十五週年。我們作爲“六四”慘案的死難者親屬——天安門母親，將打起精神，拭目以待，看看這一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將有何作爲，能否彌補以往的錯失，果斷地把“六四”問題提到大會討論；能不能作出決定並不要緊，大家議論紛紛就是一個進步。

在以往的二十四年中，我們天安門母親櫛風沐雨，篳路藍縷，不氣餒、不放棄，已先後尋訪到了202位“六四”死難者。但是隨着歲月的流逝，在我們這個母親羣體中，至今已有35位同難者倒下了。他（她）們直到臨終仍然忘不了、放不下已先於他（她）們離去的被害親人。

逝者長已矣,生者當勉力！

最近，我們天安門母親分三路走訪了外地特別是邊遠地區的一些難友，訪問歸來者深有感觸。其中，有一位被訪難友語重心長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二十五年來，日日想，天天盼，兒子卻再也回不來了。但至少應該給我們一個真相，一個事實，一個昭示天下的認錯！但至今都沒有看到任何希望，難道讓我們帶着這種絕望離開人世嗎？這種絕望、等待已折磨我們二十五年了！真相只有一個，偌大的北京，有千千萬萬人親眼目睹了一切！全世界人民也都瞭解這一切！二十五年了，那些直到今天都還不願也不敢承認事實的人，纔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千言萬語，就是這麼幾句話。“二十五年來，至少應該給我們一個真相，一個事實，一個昭示天下的認錯！”在這裏我們特地重複引述這幾句話，是爲了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都能聽清楚這位受訪的“六四”難屬說了些什麼！

我們在去年“兩代會”期間曾就如何解決“六四”問題提出這樣的疑問：“這是我們的一個希望，但願它不再成爲一次絕望”。後來到了“六四”時期，我們經反覆考量，作出了這樣的回答：“‘希望’已漸漸消失，‘絕望’正漸漸逼近。”今天呢？我們依然看不到一點希望。那些不願也不敢承認事實的人，確確實實是最懦弱、最愚蠢的！

在二十年前，江澤民不說“六四”，好像“六四”不存在；十年前，胡錦濤不說“六四”，好像“六四”也不存在；今天，新的領導人上臺了，也不說“六四”，好像“六四”越走越遠，已經望不到影兒了。

這長長的二十五年，你們不提“六四”，你們流失了什麼？你們流失了道義，流失了良知，流失了執政的合法性。

世界上，一個人說你無道義、無良知，你可以說此人瞎說；兩個人說同樣的話，你還可以說不可信；三個人、四個人說同樣的話，你心裏就會打鼓；很多人都說同樣的話，甚至還有人連說都懶得說，只是像潮水般地往國外湧，那就說明無人相信你了，你就只剩下了懦弱、愚蠢。你說你經濟發展到世界第二，再過幾年就世界第一，但你剩下的仍然只是懦弱、愚蠢。

而我們呢？儘管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裏，我們失去了很多很多。我們失去了親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權利。但是，我們保存了道義，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間最珍貴的東西。

真相、賠償、問責這三項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羣體的一貫訴求，它們將隨着道義、良知一起保持下去，直至最後實現的一天。

世上事，你信也罷，不信也罷，總得沿着道義、良知走下去；你唱着反調，你倒退着走；你能唱多久，能走多遠？這還是一個疑問。

尊敬的全國人大代表，尊敬的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尊敬的國家領導人，請你們三思，再三思！

張先玲（說明）：“下面就是簽名的人（名單），一共128人。包括（這些年）死去的（難屬）35個（人的名字），加在一起那就是163個人。”

（讀）：“2014年2月28日。”

張先玲女士感慨：“歲月不饒人哪！我現在確實覺得老了。不論是精力還是體力，還有思維，都在老化。我那個時候才52歲，現在都77歲了。”

*八九“六四”簡介*

現在我們再簡要回顧一下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已離任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

以下第一段是我當時在街頭採錄的——

（當時現場錄音剪輯片段，呼喊聲）“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剷除官倒！”“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以下一段是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衆的喊聲——

（現場錄音剪輯）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

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羣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202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丁子霖：當局對公開信沒有任何迴音*

今年的北京時間3月12日晚上，中國全國政協大會已經閉幕的時候，我打電話給在北京的丁子霖女士。電話信號不好。

丁子霖：“喂。”

主持人：“喂。喂！”
丁子霖：“又聽不清了。”

主持人：“現在看來……”
丁子霖：“現在又不行了。”

主持人：“我想知道這個公開信發出到現在 ，‘兩會’已經進入閉幕的階段了，有沒有什麼迴音？”

丁子霖：“沒有。沒有任何迴音。你這樣子吧，我們已經讓尤維潔接替了，你就給尤維潔打吧。我今天一天非常非常疲勞，你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在腳抽筋，貼好了膏藥，我今天真的說不動話了。 你就給尤維潔打吧，她畢竟六十歲，至少比我年輕將近二十歲。再說現在她是負責人，給她打比較合適。”

主持人：“好的。丁老師多保重！再見！”

*尤維潔：反感每年“兩會”派出所、分局來打招呼*

“六四”難屬尤維潔的先生楊明湖1989年42歲，在中國貿促會工作。楊明湖先生於“六四”屠殺中遇難。北京時間今年3月12日晚，我撥通了尤維潔女士的電話。

主持人：“‘兩會’之前看到難屬們聯名寫的公開信。現在‘兩會’已經有閉幕式，我不知道有關方面對難屬羣體有沒有作出什麼反應？”

尤維潔：“現在好像跟往年也差不了多少。我們也是挺期望新的領導上臺應該有一套新政的方式，原來我還有期望他們會不會關注我們。其實‘兩會’的時候還是……不管怎麼樣，比如對於我，我們這兒的派出所、東城分局的人來跟我打了一個招呼‘說一下你最近有什麼活動？’或者‘你上班的時候需要不需要有人送？’這些我都拒絕了。其它的好像沒有。其實我是希望你開‘兩會’，作爲我是一個公民的話，我可以關注‘兩會’開會的內容什麼的，沒必要把我們當成一個……好像我們會要去做什麼不利於‘兩會’的事情這樣的人來對待我們。其實每年他們這樣做，我心裏是挺反感這樣子的。”

*尤維潔：2013年分三路小組看望外地難屬*

主持人：“每年‘兩會’召開前，近年來一次一次聯名致信‘兩會’，今年您覺得聯署時您的心情有什麼和往年不同嗎？”

尤維潔：“當然了，我覺得今年都25年了，今年我們的（公開信）內容裏講到了，我們在去年分成三路小組去看外地的難屬。因爲這麼多年我們也沒去看望過他們，想想都已經25年了，也不知道他們在外地生活的怎麼樣。因爲畢竟我們在北京的難屬比較集中，大家還是有見面機會的。每年我們春節之前都有一個聚會，大家見見面。畢竟這件事情，每個人心裏都記掛着。但是外地的難屬不同了，他們是分散在各個城市各個地方。25年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生活得怎麼樣，所以去年就給他們做了採訪，看望他們一下。”

*尤維潔：大學生在街上，或因穿北京大學背心就被打死，只有納粹這麼幹*

尤維潔：“哎呀，反正我覺得很有感觸。尤其看到一些在農村的老人，他們的生活……你想，有很多老人舉全家之力去供這個孩子讀書啊，我們看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當年孩子已經研究生畢業了，已經給他分了工作了，分到廣州。他是人民大學的，只不過他還沒有離開學校。就是因爲在大街上，在長安街上就被打死了。你說，作爲他們家來講唯一一個這麼樣的孩子，被打死了！實在是太殘忍了！

還有例如，我見到一個外地人，他的孩子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只是騎車去找同學，騎車到復興門那個地方，軍人就看他穿着一件北京大學的背心，他也沒有任何的暴力行爲，什麼行爲都沒有，就是因爲一個背心，把他給打死了。這件事情我實在是不能理解，因爲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只有希特勒、納粹分子才這麼幹哪！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軍隊怎麼能夠對自己的百姓或者是孩子，他才19歲的孩子就給打死了。這些我真的不理解。”

*尤維潔：25年未解決此事，心情沉重。希望國家正視、承認事實*

尤維潔：“到今年25年一直沒有解決這件事，而且我們去年又做了看望外地人（難屬），其實我們心裏真是很沉重。希望這個國家要正視這個事情，要想一想我們這些失去孩子的母親、父親們，他們心裏多沉重啊！他們說‘我們真的是不甘心啊，就這樣而且是無聲無息的，國家不解決。我們心裏的確很沉重’。

我們今年給‘兩會’的信裏也講到了，我們到現在還看不到一點希望，政府到現在也不敢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年復一年在說，讓我們說的都覺得還有什麼可說的，該說的我們都說了，希望這個國家來正視這件事情。”

*尤維潔回憶先生楊明湖八九“六四”遇難經過*

我們當時問“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怎麼樣？”——

尤維潔：“我的先生楊明湖‘文化大革命’時正好是老高三畢業。他在‘文革’期間也沒有放棄，一直在跟老教育家陳翰笙學外語，直到後來恢復高考，他參加高考，進清華大學分校學機械。他考大學時已經32歲，大學畢業36歲。

我跟他結婚時他36歲，我30歲。我生我孩子時31歲，我跟我先生共同生活了六年。1989年時他正好42歲，我的孩子還不到5歲。

當時楊明湖在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工作。‘五一’時他出差不在北京，十幾號纔回到北京。

到6月3日晚上，因爲我睡覺睡得比較晚，他先睡覺的。等到他半夜起來的時候，我睡着了，我沒有聽見槍聲，他聽見了。他就叫我說‘快點起來，外面開槍了’我們聽見樓下有人說話，我們倆人就下去了。樓下人說，他們從西單回來，就看見地上一灘一灘的血，他們挺害怕的，就沒敢去天安門廣場。所以我們當時問‘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怎麼樣？’他們說不知道。（我丈夫）他說想去看一看，就騎車走了。”

從公安部出來的軍隊開着槍往外衝，還有被刺刀捅死的人——

尤維潔：“可能3點多的時候，我聽見槍聲。因爲我一直在馬路上沒回家。估計那時3點鐘左右，因爲他1點多走的。3點多聽到一陣槍聲，估計他那階段正好走到南池子。（他後來跟我說）他把車停在公安部門口，有個電話亭，他把自行車放在那兒了，然後過馬路，在南池子那兒站着。

他跟我說的是，從公安部出來的軍隊開着槍往外衝。

外面馬路上全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哪！很多人都在那兒。這個軍隊怎麼就可以一邊開槍一邊往外打呢？是打的自己國家的百姓啊！

我到醫院以後，那個送信人跟我說，他當時在醫院裏看見……我現在也記不清楚（說的）是平板車把他們拉過來的還是一個麪包車把他們拉過來的，說這個車裏一共拉了七個人，五個人是死的。只有兩個人是活的，其中就有楊明湖，還有一個是煤炭部的。煤炭部的這個人其實我們到現在沒找到他。就是這個送信的人跟我講的，說這個煤炭部的人就到地下室送到急診室的時候，就死了，他死之前說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

他說他是被刺刀捅到後心死的。這也是讓我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我覺得子彈是不長眼的，打到誰是誰，可是刺刀是人去用刺刀捅下去的。用刺刀去捅人，我是無法去接受自己國家的軍隊對自己的老百姓下這麼大的狠手。而且不只是他。

這次我們到外地去採訪時，還有一個叫吳國鋒的，丁老師在‘六四’訪談錄裏也講到這個人。這個孩子被子彈打完以後，看他沒有死，因爲他手裏帶着照相機，軍隊要搶他的照相機，要奪這個照相機的時候，用刺刀捅到他下腹部的地方。”

楊明湖被打到膀胱，骨盆粉碎性骨折，送醫兩天後死去——

我的先生楊明湖後來在醫院裏活了兩天，就死了。”

主持人：“那您後來又和他見面，去醫院，那時什麼時間？”

尤維潔：“是第二天早晨。我一看他早晨沒有回來，就在馬路上等他，我也不知道到哪兒去找他。我上樓的時候就碰見一個送信人，從樓上下來。他跟我說我家裏門沒鎖，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沒鎖門就下樓了。他說，他進屋一看一個孩子在屋裏睡覺，家裏沒有人，他就下來了，在樓梯上碰見我。他問我‘你是不是尤維潔？’我說‘是’。他說，是楊明湖讓他來給我送信的，說他受傷了，在同仁醫院。他說‘你也不要緊張，去看看就行’。當時他說只送了兩個（人的信），一個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老師，還有就是楊明湖。他跟我說，他們家他是獨生子，所以他的父母對他也很擔心，他當時在同仁醫院的門口，看見以後就幫助搶救這些受傷的人。

我知道以後就到醫院去了。我看到在急診室裏，好多渾身是血的傷者。我就問護士‘有沒有一個叫楊明湖的人？她說‘沒有’。後來我想，可能他在手術室。我又到手術室去找，在門口等。

等到快10點了，他才從手術室裏被推出來。當時他是很清醒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了幾句話。醫生跟我說‘你不要讓他再說了，因爲他剛剛做完手術’醫生跟我講‘打的是膀胱，膀胱給修補了。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沒辦法給他做手術’。

我當時非常天真，我覺得骨折長長就好了。其實我真的不理解，粉碎性骨折是什麼一個狀況。其實非常非常的嚴重，如果他活着，他是永遠站不起來的一個人。而且，他是一邊給他輸血一邊往外流血。他的血管沒找到，就等於是給他輸進去多少流多少。結果他是腹腔感染導致胸腔感染之後去世。

去世是6月6日早晨八點。醫生跟我說‘他血壓沒有了’。我真的是……當時那個情景就一直在我腦子裏，真的是忘不掉。醫生拿一個刀子去割他腿上的血管，血管裏一滴血流都不出來，所以醫生當時就跟我說，說‘他不行了’。他當時知道自己血壓沒有以後，他馬上就昏過去了。在這之前，他一直在堅強挺着自己，一直在大喘氣，求生的願望非常強。但是他知道、明白自己不行了，這才昏過去的，就死了。”

*黃金平：堅持。我們是人不是動物，有思想有語言功能，不能不說*

我又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六四”難屬黃金平。

主持人：“請問今年有關難屬聯署的公開信，無論是您個人的心情還是其他難屬，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黃金平：“就是堅持。我們是人，我們不是動物，我們有思想，有語言功能，不能不說。”

電話信號越來越差。

黃金平：“今年已經25年了，我覺得應該重視這個事情，誰都不要回避了。對我們這些親身經過這個事情的人來說，其實就像昨天。每時每刻在我們心裏，想起來都是痛。”

*黃金平：憶先生楊燕聲遇難，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真是法西斯！”

黃金平女士回憶八九“六四”，他的先生在《體育報》社工作的當時30歲的楊燕聲遇難經過。因爲電話信號太差，聽不清，這裏播放一段2010年黃金平女士接受我採訪的錄音。

黃金平：“（1989年）6月4日我要參加考試，我們就睡得比較早。把窗戶都關了，那時孩子一歲多，家裏就那一間屋子，關了窗子也就什麼都沒聽到。

是鄰居敲門，說‘燕聲，燕聲，快點！快點！他們開槍了！’，我們倆‘噌’就起來了。因爲是樓房合居（單元），我們就跑出來。他就給我們講‘開槍了，坦克壓人’，怎麼怎麼着了，我聽到他（楊燕聲）說‘真是法西斯’。這是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

我還在聽，再回頭找他，就沒有了。但我當時也沒在意。

他是6月4日早晨五、六點鐘出去的。七點多鐘，他們《體育報》社就來了一個人，告訴我是（他在）協和醫院，可能當時接電話的人沒聽清楚。是北京醫院的人打來的。他中槍的時候能說話，說‘我是《體育報》社的叫楊燕聲’，說完以後就昏迷過去了。

我騎自行車趕緊就奔協和醫院。那兒有好多人，根本就不讓進了。我說‘我跪下求你們讓我進去！因爲我愛人在裏邊。’旁邊很多人幫我說話，我就進去了。找，找，沒有。他們說有的人直接送太平間了。

我就去太平間找。當時有個本院記者要照相。他說‘你跟着我，你別害怕’我就揪着他後衣服跟他進去了。當時看到三摞（屍體），沒有他。我又到同仁醫院，邊走邊有開槍的。我騎自行車，也不怕了，我就瘋了似的。到同仁醫院找，也沒有。回到家裏又等消息，也沒有，然後就到處找。

又到天安門問部隊‘你們怎麼開槍了？’他們說‘不是我們，我們是剛換的班，前邊的人已經走了。’

第二天我一想，因爲我在單位上班，我丈夫知道我單位電話，他在哪兒一定會給我打電話。我就在單位等電話。跟（他工作的）《體育報》社聯繫，我們派出幾撥人去找，包括我姐姐。最後是在北京醫院找到的。

北京醫院的大夫把他送到北京醫院手術室。說‘你們趕緊搶救，我去喫早點’。等他喫完早點回來，說‘我看一下我救的這個人’，手術室的大夫告訴救他的那個北京醫院的大夫說‘這個人（楊燕聲）已經去世了。’”

*黃金平：楊燕聲爲救人站起來，“開花彈”擊中，在體內爆炸身亡*

黃金平：“ 救他的那個北京醫院的大夫給我講這個經過，說他們一起看見軍車來了，都趴下了，那兒開槍嘛。前邊有一個人說‘救命啊，救命，我受傷了’。別人沒有站起來，（我丈夫）他站起來了，槍就打中了他。 等到軍車開過以後，有一個板車過來了，就把他擱在那上邊，他中彈後很艱難地說出來‘我叫楊燕聲，《體育報》社’。昏迷以後，拉到北京醫院直接送手術室，說‘趕緊搶救’。打開他的肝部一看中彈了，當時一打開，‘啪’的那血就噴出來了，說他中的子彈就是‘開花彈’

（國際禁用的‘達姆彈’，在人體內爆炸）在體內開花了。

他給我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真是法西斯！’，他留給人世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是《體育報》社的，我叫楊燕聲。’。”

*黃金平：說出真相、拒絕遺忘，永遠不會淡化忘掉，肯定不會的*

今年‘兩會’閉幕時，黃金平女士說：“我覺得政府一直說‘和諧社會’，說‘法制社會’， 事實情況呢？公民走在大街上，你就把他打死了，而且我愛人他是爲了救人。不管怎麼樣，你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你是保家衛國的，怎麼能拿起槍來向老百姓開槍呢？

我們要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到底都發生了什麼？到底有多少死難者？到底是誰下的命令？……這個事情你不說出來，永遠也不可能淡化、把它忘掉。不會的，肯定不會的。”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