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個“清明”:祭八九“六四”遇難者


201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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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jpg 圖片:中國民間首次公祭“六四”死難者(網絡圖片)

*八九“六四”後第24個“清明”祭*

今年4月4日是中國傳統“清明節”,是祭奠逝者、掃墓的時節。八九“六四”遇難者的家人,在年復一年致信中國當局提出自己的訴求一直得不到迴音的情況下,在八九“六四”後第24個“清明節”祭奠遇難親人。

現在在江蘇無錫老家的“六四”難屬、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子霖女士說:“該說的話都說了。蔣(培坤)老師80歲了,我也77週歲了。我們有口氣,我們會繼續跋涉的。”

*再憶八九“六四”*

現在我們再簡要回顧一下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離任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腐敗、爭民主”的請願遊行。

(當時現場錄音片段,呼喊聲)“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剷除官倒!”“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裏,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錄音剪輯: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衆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在6月3日夜裏、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裏,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佈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六四’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羣體”*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裏,他們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羣體被稱爲“‘六四’難屬羣體”或“‘天安門母親’羣體”。

今年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開幕之前的2月28日,八九“六四”難屬羣體“天安門母親”發表了致“兩公”的公開信。標題是:“這是一個希望,但願它不再成爲一次絕望”。當時,“心靈之旅”節目也就此作過專題報道。

*難屬丁子霖:“兩會”期間我的電話被控制,外邊打不進來*

4月3日,也就是“清明節”前夜,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現在在無錫的“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

丁子霖說:“我在南方,很冷,陰冷得很。”

主持人:“現在是‘清明祭’,我不知道您家裏安排的祭奠是哪一天。‘兩會’期間,我給您打電話,打不進去。”

丁子霖:“‘兩會’期間,我自己開始沒發現,因爲我對外打電話可以打通,後來有人告訴我‘外邊打進來,好像你一直在通話’,事實並非如此。這就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技術了,現在高明得很啊,‘科學發展觀’大概就這麼發展到這種地步去了,現在‘發展’到我們頭上,用這種監控……所以當時我一點不覺得。我也基本在跑醫院,整個冬天,回到北京後修理我的牙齒,看病,拿藥,所以(電話打不進來)我自己沒什麼感覺。”

主持人:“那時候,我們打不進去。”

丁子霖:“是啊,我看到了你的報道(其中提到)。反正張先玲已經接受了採訪,她說跟我說一樣的。”

*丁子霖:難屬每年2月28日發表致“兩會”公開信,提醒吸取“2.28”處理經驗*

丁子霖:“每年爲什麼選擇2月28日發表我們的公開信給‘兩會’,就因爲臺灣有個‘2.28’在那兒。我說‘這是不言而明的,每年我們這樣提醒你,成天說兩岸,兩岸,彼岸已經有了2.28事件處理的模式在那裏,爲什麼不能吸取這個經驗啊?爲什麼不做?’問題是他不學習做。”

*丁子霖:該說的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我們有口氣,會繼續跋涉的*

丁子霖女士說:“我覺得,現在沒什麼可說的了,該說的話也已經說得差不多了。

明天是4日過‘清明’,現在在大陸地區,那些可能家裏沒受到傷害的家庭,現在有‘清明小長假’,去踏青了,遊玩了。我們這些遇難親屬在這一天是要祭奠自己親人的。我心情也很沉重。

明天傍晚,我祭奠我兒子,明天白天我必須到醫院去看我們一個親戚,是近親,得了很重的病。我已經做了這樣的安排。連續這幾天中午我都睡不着覺。對我來說,明天白天晚上確實很沉重。該說的話都說了,留點話等週年再說吧。蔣(培坤)老師80歲了,我也77週歲了。所以……我們有口氣,我們會繼續跋涉的。”

*難屬吳定富:3月22日成都難屬肖宗友和幾位朋友先後祭奠遇難者肖傑、吳國鋒*

八九“六四”遇難的中國人民大學三年級學生吳國鋒,當時不滿21歲。

他是家鄉四川新津縣第一個考進北京的大學生。1986年,縣城裏的人們在街道上歡送他去北京上學;1989年,縣城裏的人們在街道上向他父母手中捧着的他回家的骨灰致哀。

吳國鋒遇難後,他的爺爺奶奶悲憤病逝,他的弟弟支撐全家生活積勞成疾,也病逝。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先生患癌症做了手術。

今年“清明”,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六四”難屬吳定富先生。先請問他現在與外界聯絡是不是都正常。

吳定富:“正常。”

主持人:“您是今天去祭奠的,還是安排在哪一天呢?”

吳定富:“我們家裏人今天已經去了。3月22日成都來了一些朋友,陳雲飛帶着一起來的。‘六四’難屬肖宗友和幾位朋友先在成都一起祭奠了肖宗友的兒子、‘六四’遇難的肖傑之後,來到新津縣祭奠吳國鋒。肖傑當年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遇難時21歲。”

*吳定富:人生有幾個24年?我和老伴鼓勵自己堅強地活下去,等着總有那一天*

吳定富:“今天我們家裏我女兒和他叔叔,我們一起去祭奠吳國鋒。”

主持人:“這是八九‘六四’後第24個‘清明’,也臨近‘六四’24週年,能談談今年祭奠的情況和您的心情嗎?”

吳定富:“今年去祭奠我兒子的時候,心情是非常沉重,今年尤其是比往年沉重。已經過去24年了,‘六四’這個問題始終還沒得到解決,人的一生有幾個24年?我和我的老伴年紀已經大了,我已經71歲,老伴68歲,時間不等人啊。想到這個事情,心情很不好。我們也感覺,這個事情總有一天會熬到頭,我們也在人生中無奈地等待。

新的領導人換屆上臺了,丁老師和我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談到我們的訴求。

<電話信號越來越不好>

我們也希望新的領導人會按照我們的訴求、廣大人民的願望來解決‘六四’這事情。我們對他們的希望是希望,並不等於是現實,我們一直都是翹首以待。

我和我老伴還是在萬般無奈當中自己鼓勵自己——堅強地活下去,等着總有那麼一天。”

*難屬張先玲:與警方几次交涉,堅持不坐警察的車,警察還是駕車跟隨*

北京難屬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遇難,當時19歲。

張先玲女士接受我的電話採訪,談今年“清明”祭奠情況:“3月下旬時,我給警察打過電話,我跟管我們的‘片警’說‘你跟你們副所長來不夠,你必須再請個分局的人一塊兒過來,我請你們喝茶,有事要跟你們談’。

他們果然來了。我說‘馬上到清明瞭,每年你們都跟着我,拿車拉着我,非要坐你們的車不行。祭奠的時候你們還在旁邊監視,讓我心裏非常不舒服,也是一種對人權的踐踏,完全沒有一點‘人性化’。我知道你們是執行命令,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都強調依憲治國,依法治國,你們這種違法、違憲的事情還是少做吧。今年清明我不想你們再跟以前一樣,我希望自己去,你們不要跟着。

第二點,爲什麼讓朝陽分局來呢?你可以向市局反映,我希望,不但對我,對全北京市的天安門母親正常祭奠親人,你們都不要干預,不要做這種違法違憲的事情’。

他們三人當時都表示‘我們一定向上級反映,但是結果如何我們也不能決定。我們三個人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們也認爲你說得對’。他們就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來電話,意思是‘那您自己去吧,我就不管了,只要不出事’。我說‘出什麼事啊?’他們也說不出所以,就算了。他們說‘其實坐我們的車您還方便呢’我說‘那意義不一樣,感受也不一樣,如果我們是朋友,是另外一回事。這個是公務,不行。’他們說‘那我們就不去了’。我說‘好’。我想,今年可能就沒有什麼羅嗦了。

結果沒想到,大概是3月30日,副所長和這邊負責的警官到我家來說‘是不是(清明)您還是跟着我們一起走吧?’我說‘不行,堅決不會坐你們的車。怎麼能這樣呢?天天說着依法依憲,現在你們又違憲又違法的,這叫什麼事啊?’結果講了半天,他們說‘這樣吧,您也自便,我也自便’。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可以不坐他的車,但他們可能會要跟着。我說‘好,我自便。你們愛跟着不跟着我不管,隨便你們’。”

主持人:“您知道其他難屬去祭奠,他們情況怎樣嗎?”

張先玲:“至少黃金平說她也接到這樣的通知,說他們會來送她。我們‘清明’的時候都是各去各的,只有‘六四’時候才約好一起去。

今天早上我找了學院一個老師的車,他送我過去。因爲我的老伴王範地身體不好,心臟昨天晚上又不太舒服,我想‘今天上午就不要去了,出了危險很麻煩’,就說‘我一個人去吧’。

等到我下(樓)去一看,有兩個警察開了一輛不是警車,是民間車,在樓底下。然後我跟那位學校的老師一起上車走了。他們的車就跟在我們後邊。

等我一到萬安公墓門前,看那架勢——外邊看着很鬆啊,我也不要坐他們的車啦,實際上那門口還有五、六個便衣警察。沒到之前,跟在我後面車裏的警察就給我打電話說‘您的車是不是一直開到裏邊去吧?’我說‘不行,我得在門外買花’。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是,如果我在門口下車,可能會有記者、有別的其它方面的人來找。

我說‘不行,裏面的花品種太少,外面的花多’。他們也沒辦法,就讓我下來了,也沒有什麼記者和其他的人。我一看,有很多便衣警察,馬上就拿出相機來照。一照他們就跑,我就追他們照相。

買了花以後我們進去,跟在我後面的警察因爲平常大家都比較熟了,他看我買了很多花就說‘我幫你拿吧’,我說‘好吧,你拿着吧’。

這樣,就是一個同事、兩個警察陪着我往裏邊走。給我的感覺就是四個字‘內緊外鬆’,本質上的改變是沒有的,他還是監視着你。

*張先玲:內緊外鬆的監控,些微進步,本質不變;陳雲飛專程來京祭奠遇難者*

我(從骨灰堂)拿了骨灰盒出來後,我們就在外邊祭奠。這時候過來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我認識叫陳雲飛,是四川的,當年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他每年自費坐火車過來。這個小夥子讓我很感動,他每年‘清明’都來我這裏一起上萬安公墓,去給這些遇難者獻花。我覺得持之以恆這麼多年也真的不容易。

他今年還帶來一個人,跟他歲數差不多可能四十多歲吧,是爲‘六四’坐過八年監獄的人,原來是四川大學歷史系老師,‘六四’以後被判了8年刑,現在他也是自謀出路吧。他也來參加一起祭奠。

因爲今天人多,他們安排很精心。我們把骨灰從骨灰堂拿出來,放在庭院的小桌子上祭奠,桌子幾乎都給佔滿了。我正找 呢,警察叫我說‘這邊有個空桌子’。我就過去了,一看空桌子旁邊坐着個年輕人,戴着眼鏡背個包。一看也不像是來祭奠親人,我覺得他也是個‘便衣’。他所以在那兒坐着就是看着這張桌子不讓別人佔,好讓我在那兒祭奠。

以前我祭奠的時候,都有一個‘便衣’站在旁邊距離三、五步遠,也許有錄音機,也許還有什麼可以聽到我們祭奠時說的話,或者有些人跟我的交談。那就比較明顯,一看就知道是監視的。

這次不是,這小夥子坐在那邊,拿着個手機好像打電話,這人我就覺得是個‘便衣’,離我們也就三步遠吧。表面你看不出來。

我們祭奠完之後,就到每個遇難者的墳墓上去擺上一點鮮花。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四川來的小夥子跟我在交談一些事情,然後他也在跟警官說一些事情,說他對‘六四’的一些看法等等。跟着我的兩個警官也不回答,聽着也不干預。這點比過去小有進步,要是過去會攔着,不許不認識的人或親屬跟我一起,也不許說話什麼的。今年沒怎麼管。

另外,公墓裏的工作人員比過去是強多了,過去有時也參與在裏邊干預我們的一些紀念活動。今天兩個年輕人要去看另外兩個遇難者楊明湖和楊燕聲的骨灰,也在骨灰堂。我記不太清楚他們的號碼,只記得楊燕聲的外面有照片,我能夠找到,楊明湖的號碼我記不清。工作人員來幫我指點‘這個是楊明湖的’‘那個是楊燕聲的’,他們還幫助,這我覺得比過去是進步,表面的小進步。

但是,真正的進步、實質的東西還是沒有的。因爲你完全沒必要限制我們的悼念,完全是民間的悼念嘛!我自己悼念我的兒子,你們還看着幹什麼?這還有什麼人權可講?有什麼人性可談呢?”

主持人:“您在祭奠了您的兒子王楠之後,又去看了其他幾位遇難者的墓,墓前情況怎樣?”

張先玲:“也有幾個有人來獻過花了。基本上都有人來過了。除了他們家人之外,也許還有些別人來過。‘六四’時,花更多些。”

*張先玲:希望新一屆領導與難屬接觸,從現公佈的二百多人名單開始調查*

主持人:“我上次採訪您是‘兩會’期間,難屬們也表達了自己的訴求。‘兩會’開過,轉眼又到‘清明’,‘六四’事件24週年很快臨近。無論是難屬的訴求、官方的反應,以及對於中共新的最高領導人推行的政策和意向的觀察,這個‘清明節’您是怎麼想?”

張先玲:“‘六四’難屬的心情我們在給‘兩會’的信裏邊講得已經很明白,我們希望新的領導人上來以後能夠開拓一點新的氣氛,不要再在過去一套舊的做法上繼續往下走。希望他們能夠有個新的開端,如果真想解決問題的話,起碼有一些事情可以開始做起來。

作爲新的領導人,比如我們已經每年的兩次……或者是上書,或者是公告,都把我們的心情、我們的要求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作爲你們是‘人民的公僕’,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是公民,那你們對於我們受到你們這麼慘痛傷害的公民,對你們提出這些要求,你們作爲公僕怎麼樣也應該有所表示,有所回答。起碼應該開始與我們難屬進行接觸。

你說‘馬上公佈名單不可能,要調查’,那你從我們現在公佈的二百多個人開始好了,你說哪個人是暴徒?你可以一個一個來調查嘛!從這點開始,我們可以一起來談這個問題。至於其它一些比較大的問題,即使談不到一起,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來嘛!”

*張先玲:中國是黑箱操作,裏面到底在操作什麼東西,我們也搞不清楚*

張先玲:“習近平說的‘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李克強說的‘忠誠於憲法,忠實於人民’這話聽起來是非常好的。我希望他們應該有一點一滴的改進,讓人家感覺到,你真是想依憲治國,你真的是想依法治國,不是說了聽的,這樣就好。

比如說他懲治腐敗,這一點大家也看到了,像一些什麼公款請客呀,公車私用啊,還是有點亮點,不能不承認是個改進,當然也是屬於應該改的,至少是腐敗嘛。但是至於人權哪,依憲依法這方面,我覺得沒有看到很多,尤其是今天,讓我感到有點失望。

特別是今天有人告訴我中央有個什麼說法‘新三反分子’,我覺得簡直是笑話奇談,這是倒退呀!

中國是黑箱操作,裏面到底在操作什麼東西,我們也搞不清楚。這就是我的看法。”

* 4月2日各地在京訪民約60人緬懷“六四”英烈*

在“清明節”的前兩天4月2日,大約60名來自中國各地的在京訪民,在北京南站打出橫幅或出示各種形式的標語,表達他們的訴求。其中有“昭雪‘六四’千古奇冤”、“深切緬懷‘六四’英烈,推進中國民主進程”、“懷念‘六四’亡靈”、“清明祭亡靈”等等。

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其中兩位訪民。

*訪民趙廣軍:八九請願是有良心的活動,現在想喚回知識精英和公民們的良知*

第一位是趙廣軍先生。他先談到對1989年學生和各界人士上街遊行提出訴求的看法,以及他參與這次活動的心情。

趙廣軍:“我認爲,那就是中國有良心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一個有良心的活動。現在這個知識界啊,良心好像都磨滅了,中國現在這種現象,對什麼‘毒污染’、貪官污吏……根本就好像已經麻木了。也就是想能喚回知識界精英和公民們的一點點良知吧,現在已經糟害完了。”

*趙廣軍:上訪原委——請假探母12天被單位除名,起訴後7次開庭未能復職*

主持人:“您個人上訪有多長時間了?當初是爲什麼上訪?“

趙廣軍:“我是2009年,到現在已經四年了。我是當兵後來分配到中石油原遼河油田的職工。現在我們的單位分出來了,是遼河油田長城鑽探。2000年,我當時是闌尾炎剛手術完,然後我母親有病,我回家探母的時候,就12天,給我除名了。”

主持人:“當時您是多大年紀?”

趙廣軍:“我1968年出生,當時三十多(32)歲。”

主持人:“您到什麼地方探望母親?”

趙廣軍:“原籍黑龍江省。”

主持人:“您被除名的理由是什麼呢?”

趙廣軍:“就說‘曠工’。實際上我跟隊長請假了,假條也給我了,而且除名通知書到現在也沒給我,而且他們沒開過任何會議。然後我就起訴到遼河油田法院,而且我們隊長已經到法院去給我作證了。那個法院專門保護他們油田的貪官不受查處。”

主持人:“您在那個地方工作了幾年?”

趙廣軍:“10年。”

主持人:“有沒有什麼補償呢?”

趙廣軍:“沒有任何手續,任何補償都沒有。這些年我四處打工,一直到2009年,我就回去,開始找。”

主持人:“您的要求是什麼?”

趙廣軍:“回去上班就行,我要求非常非常低。他們不幹。”

主持人:“您提到法院還審了這事情,最後怎麼判的?”

趙廣軍:“7次開庭,5個判決,說我請假的時候,沒經過我們勞資科的同意,說拿着手續應該讓我去勞資科。我就告訴他們‘我請假只能請假到隊長一級,往下走是隊裏頭上公司拿着單子去批示,我能自己直接上公司去請假嗎?那他們就是,我有一萬條理由他們不採信,他們只採信那一條站不住理由的理由。我現在已經處於沒人管的狀態了。

老百姓,現在這訪民裏邊,寄希望與習近平和李克強,能有好政策出臺,能給他們解決點問題。但是現在我這麼一看,還是不可能,因爲他們跟前還都是這幫貪官污吏嘛,我看還是沒什麼太大希望。

‘兩會’之前北京警察抓捕一回,往回清了一回了,我們隨時隨地都有被他們警察關起來,找任何藉口隨便給我們扣個帽子,是刑拘,還是什麼拘留,還是送到那兒……我們就會失去人身自由。”

*訪民王素娥:上訪原委——18歲兒子被搶劫,卻以“搶劫罪”被判刑8年*

我通過電話採訪的第二位訪民是王素娥女士。

主持人:“請問您作訪民有多長時間了?是爲什麼事情上訪?”

王素娥:“我是爲我兒子,馬元旭(當時18歲)。2006年9月份被判搶劫罪8年刑。事實上我兒子沒有搶一分錢,而是我兒子被三個持刀歹徒把錢搶走,鞋搶走,在這種情況下脅迫我兒子兩天時間,這兩天我兒子沒喫一口飯,沒喝一口水,沒拿他們一分錢,被強迫吃了一把藥(阿普唑侖)。搶完我兒子兩個小時以後,以同樣搶我兒子的方法去搶別人。3個歹徒都想把自己的責任摘清,都把責任往我兒子身上推。

那個法官叫李品,是站前區法院刑事庭的主審法官,是我兒子案件主審法官。他說‘我說你兒子是受害也行,我說你兒子是罪犯也行,這事就我說了算。就根據你給我的錢多與少來量刑定罪’。

在這種情況下,公檢法把我兒子判成‘搶劫罪’。而且,一審開庭根本就不通知我,不給我起訴書,不給我相關手續,不給我下開庭通知書。我兒子一沒有律師,二沒有辯護人,什麼都沒有,而且在法庭上還不允許他說話。

他們給我兒子扣的‘搶劫罪’,但是判決和筆錄前後矛盾,足以證明我兒子沒有搶劫一分錢的財物,而是我兒子的錢財物被別人搶,被他們刀壓在脖子上跟他們一塊兒走的。我兒子不願意跟他們走,筆錄裏都有。”

主持人:“現在您的兒子服刑已經多長時間了?”

王素娥:“6年零7個月了。我兒子現在裏頭有減刑,本月,4月25日他就能出獄了。”

主持人:“您一直都能夠正常探視他嗎?”

王素娥:“我每個月都去看他。”

主持人:“他在哪個監獄?”

王素娥:“大連南關嶺。名字叫遼南新入監犯監獄。”

主持人:“您的兒子在事發之前是做什麼的?”

王素娥:“他在一個技校上學,(當時18歲)回來的路上被劫持走。”

主持人:“現在您到北京上訪有多長時間了?”

王素娥:“我到北京5年多點兒。”

主持人:“這5年有沒有什麼效果?判決有沒有什麼變化?”

王素娥:“我是2008年3月9日第一次到北京上訪,3月12日就認定我兒子是冤案,那時候就要把我兒子放了。放的前提就是叫我承認我兒子有點錯,承認有罪,他就放,不給任何說法。我又到北京來,又上訪。2009年12月信訪局的樓上、公檢法、監察委還有信訪局的局長、市委祕書長、還有副局長他們跟我談,就說把我兒子放出來,給我一些錢,讓我別告了。那時候我就認爲‘你給我多少錢也買不來我兒子的名譽,我就非要那個改判書,證明我兒子無罪,改判我兒子無罪就行’。他們說‘你要那個改判書,就等於要我們大夥的烏紗帽一樣’。我覺得通過這麼多年上訪知道,地方現在就是要壓。”

主持人:“您兒子在被羈押期間和後來在監獄裏有沒有受到什麼虐待?”

王素娥:“那就不用說了。我兒子現在在裏頭非常慘,我月月看他去,每次都是隔着大玻璃,談話能談10分鐘。”

主持人:“他的健康狀況、精神狀況怎麼樣?”

王素娥:“精神狀況還行。我兒子善良,心態好。但是他現在就是瘦,皮包骨,在那裏有病,痔瘡挺嚴重的也不給治。我兒子非常孝順,他在外頭從來不給我惹一點事,跟我從來沒大聲說過話,我兒子不會罵人,不會打人。現在這個‘搶劫罪’一盆污水潑在我兒子身上,我兒子永遠得不到清白,這是我和我兒子最大的恥辱。我不惜用生命的代價和所有的錢財,我現在房子都賣了,就是傾家蕩產打這個官司……我一天到那市場上去撿菜,去打工,起早貪黑,在我眼裏沒有白天,沒有黑夜,沒有節假日,爲了他付出了很慘痛的代價。我相信共產黨,我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可是最後才知道法律是這樣的黑暗,這樣對待我們百姓,我心裏真是太難過、太難過了!”

*王素娥:如果沒有“六四”大劫難,他們不被鎮壓,我們國家不會腐敗成這樣子*

主持人:“今年‘清明節’前的2日您和訪民一起對‘六四’遇難者作悼念,您是怎麼想呢?”

王素娥:“過去我們不知道‘六四’,當我們來到北京上訪,這麼多年了,慢慢地知道的,不是說一下子就知道。今年我們也是冒着很大的風險。如果沒有‘六四’那場大劫難的話,他們不被鎮壓了的話,我們國家不會腐敗成這個樣子,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現在就覺得,這個國家、這個黨失去民心,失民心就是失天下。我覺得他們對老百姓這種做法,太讓老百姓傷心了。

我作爲中國公民,真的,我現在心裏是非常難過。現在我們老百姓懷念‘六四’學生的人越來越多了。以前偷偷摸摸的(懷念),現在變成公開的了。我們百姓越來越懷念他們。在天安門鎮壓‘六四’學生的慘案、政府慘無人道的屠殺、鎮壓,我覺得暴露了它的本質。”

*“清明節”前,一些八九“民運”參加者和民間知識分子公祭“六四”遇難者*

在“清明節”前3天,4月1日,一些八九“民運”的參加者和民間知識分子在中國河北省正定縣殯儀館銘德堂舉行公祭,祭奠“六四”遇難者。由於警方阻撓,另有部分人未能按時到場,主要組織者於世文先生被警方羈押訊問後獲釋。

一位參與《公祭詞》聯署者說:“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祭奠是應該可以的。但是沒想到警方反響如此強烈,我開始感到有些問題。因爲我們這次祭奠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因我們的同學,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親人就這麼死了二十三、四年了,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我們現在祭奠他們,完全是屬於人道主義。如果這個都不讓,那就是一個很不人道的局面了。”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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