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一）

图片：高瑜2006年受访那年在美留影。（RFA张敏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详版首播首发2014，07，26）

*高瑜再度被捕现被囚。2006年在美受访，访谈录详版首播：高瑜自述人生经历*
从本次节目开始，“心灵之旅”将分段播出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这是该长篇访谈录的首次播出。

*高瑜简况*
现年70岁的高瑜今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高瑜第二次获“新闻勇气奖”，颁奖典礼实况录音片段*
2006年10月24日，高瑜出席在美国的颁奖典礼领奖，我作了现场录音采访。

颁奖典礼前后，我在高瑜下榻的宾馆对她作了共长达三小时以上的专访。因采访涉及多方面话题，受节目时间所限，留存的高瑜受奖现场和她受访自述人生经历的详细版录音，未及播出。

今年5月8日曾经两次向高瑜颁发“新闻勇气奖”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发表声明，向中国当局呼吁撤销对高瑜的控罪，立即释放她，并促请中国尊重新闻自由原则。

以下我们就随着保存下来的七年多以前的采访录音资料，回到2006年10月24日在美国举行的颁奖典礼现场。

请听颁奖方向上千嘉宾介绍高瑜——

（现场录音）中译文：“高瑜一直尽一切努力确保中国人民能够得到真实的新闻。由于这一努力，她两次被投入监狱，因与政府有不同想法。高瑜有写真实新闻的魄力，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使她很难获得大学学位。

我们‘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第一次表彰高瑜的职业精神是在1995授予她‘勇气奖’。但是，高瑜当时正在监狱服刑，因此不能前来领奖。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表彰高瑜在对中国新闻业的贡献和不懈努力。”

（录像片伴音）中文译文：“现在让我们看一段有关高瑜的录像：经济和政治记者高瑜，1995年赢得了‘勇气奖’，但是她一直没有自由来领奖，直到今天才能来。

她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关进监狱6年。

她在准备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前两天被逮捕。

中国政府与新闻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报纸数十年一直刊登经过政府批准的故事。国际保护记者协会的报告说，中国连续7年一直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但一直有坚强的记者和编辑一字一句、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努力探寻及公开事实真相，并有在香港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谈及这些。

其中说‘我们都知道媒体是一种权力，政府一直严密控制这种权力。这一切是因为中国腐败在蔓延，就像食物在冰箱里腐烂一样，臭味四散’。”

（颁奖现场介绍者录音）中文译文：“高瑜1962年在大学主修新闻，但是因为‘大饥荒’，这一专业被取消。她的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延迟，教育系统解体，她被下放到农村8年，最后获得了文学学位。此后她一直是中国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她采访了很多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在1980年代，她的创造性报道以及对改革者的采访，帮助引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导致她第一次入狱。

后来她被软禁在家一年。中国新闻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尽管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仍然有很多头脑聪明有能力的人，只要控制稍有放松，哪怕是一点点，情况就会好转。

根据高瑜1990年代保释出狱的条件，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但是因为她在中国的大胆报道，以及她为这一事业而入狱，记者们认识到坚持是值得的。

我们将本届“勇气奖”授予高瑜。”

（掌声）高瑜上台领奖，全场掌声持续将近一分钟。

*高瑜：早年家事——老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家庭*
高瑜女士在下榻宾馆接受我的专访，自述她的人生经历。

高瑜：“我父亲叫高韶亭，很早就参加共产党，但是他是共产党里的知识分子。他是‘五四’前的大学生。

从现在河南的一些县志上就写他是1928年到哪个县去成立共产党组织。在这之前我好像还听说他们还要集体加入国民党，那都是‘国共合作’的事情了。

我母亲也是个知识分子。她比我父亲年轻十几岁。她当年还是北伐战争的时候，走到什么地方，就要宣传‘妇女要解放脚，把小脚都打开’，而且动员女孩子上学。

我妈妈就是……全县要培养女校长，让女孩子唸书，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县里进行会考，她考了全县第一名，就保送到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女师去读书。

她认识我父亲以后，我父亲就可以资助她一些。她又用助学金的那笔钱把姨、舅舅都带出来读书，都读到大学。所以整个家庭环境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可是当时又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中国的富强、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共同跻身于教育事业，同时在做‘地下党‘的工作。”

*高瑜：父亲从在人称“直南革命策源地”的“大名七师” 任职，到组建中央工校*

高瑜：“抗战前我父亲正好是在河北工学院。这之前我父亲也从事教育，曾经……我的印象里，他们老提一个‘大名七师’，那是当时河北省的一个学校，里边全部是共产党员，从校长到学生都是共产党员。

我父亲好像那会儿就是作教务主任类的，因为那个‘左倾李立三路线’搞了一次暴动，整个学校全军覆没，没有死的人，就是各奔东西了。好像那个校长是个非常好的共产党人，叫谢台臣，受那个刺激以后就脑溢血死掉了。

我父亲从那以后……这是最早在‘大名七师’，后来到了河北工学院，就是他毕业的那个学校。在那个学院也是干到教务长职务。因为我父亲不是留学生，那个校长一定要留学生。但是我父亲在那个学校里还是很有威信的，当时那个学校办的……我也是听说的，我没有核实，也都是我父亲的那些朋友也都这个学校的人，他们的晚辈跟我讲的，他们年纪比我大，他们还是记得这些事情，就说那个学校当时办得比较出色。国民政府就让这个学校到南京……当时的首都，去办分校，就叫‘中央工校’。办这个分校因为是一无所有新组建学校，是我父亲负责去组建的。”

*高瑜：抗日战争中我的父母亲——流亡南下，会合在重庆*
高瑜：“这时，抗日战争整个爆发，南京的所有机关、学校一起转到大后方。刚去的时候，离我出生还有很长时间，因为那时是1937年，我母亲还在读书。

我母亲沿途在河南大学借读过，在武汉大学借读过。

反正他们都经过了，我父亲一直就带着学校去了。

（母亲）她作为学生也是流亡，往南方流亡。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母亲讲，当时她那个学校光钢琴房就是一大排，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掉了。我母亲一直到了重庆，好像才和我父亲会合。”

主持人：“您的父亲1928年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瑜：“还早。我在一个县志上看的，他1928年去组建那个县里的共产党组织。”

主持人：“您母亲叫什么名字？”
高瑜：“我母亲叫傅清晖（音）”

主持人：“您的母亲后来是不是也入了党呢？”
高瑜：“当时父亲的工作比较隐蔽，要做地下工作，从来不跟我母亲谈这个，所以我母亲那时一直就是作为学生，以后就去工作，根本就不知道我父亲的身份。所以那会儿在解放前我母亲没有加入。”

*高瑜：1955年父亲去世，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母亲“六四”后去世，我在狱中*
主持人：“您的父亲实际上1927年以前……更确切地说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高瑜：“这个我不清楚，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年纪小，从来也没追问过这些事。”

主持人：“您父亲去世是什么时候？”
高瑜：“1955年，我才11岁，刚解放后没几年，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他就重病，是癌症，后来扩散。当时吴阶平给他做的手术，打开后一看，就又都缝上了，已经扩散了。那会儿治疗条件没有现在好，现在‘B超’啊什么，都能照出来什么程度了。”

主持人：“您父亲过世时多大年纪？”
高瑜：“65岁，当年死的时候年岁（算是）比较大，按现在来讲太年轻了。按当时的医疗条件他就病逝没有救活。
后来……这就是以后的话了，我母亲去世是在‘六四’之后。我在监狱里时我弟弟他们办了一个事，就是打报告让我母亲也和我父亲合葬。因为我父亲在八宝山有一个墓……”

主持人：“革命公墓……？”
高瑜：“革命公墓里边，他有一块墓。现在都不可能了，都是骨灰堂了。他们那时候……（在）一进门，就是在任弼时那个（墓）那一片。”

*高瑜：如果没有“六四”，我母亲绝不会那么快去世，愿父母亲长眠久安*
高瑜：“所以当时监狱里找我，让我给墓提个词。我就说‘愿让慈父母大人长眠久安’。这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我不愿意让他们死去以后再经历中国的政治风波，或者为儿女这种遭遇使他们心里不安，所以我愿意让他们‘长眠久安’，我就提了这么个词。

等我出来以后，1999年我去给我母亲、父亲扫墓，我还看见我弟弟很好的完成了这个题词，刻在墓上。

他们那会儿难得还有一块墓地，现在好像八宝山将来要作为国家公墓，好像还要迁移了，因为都满了。等于如果没有‘六四’，我母亲绝不会那么快就去世。”

*高瑜：母亲比《青春之歌》林道静还激烈地冲破封建家庭，但从未鼓励我入中共*
高瑜：“母亲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从抗战到……而且我母亲还是……如果要讲当年《青春之歌》，讲林道静冲破封建家庭，我母亲实际上比林道静还激烈得多了。

她一岁半的时候指腹为婚，给她就是当地一个……那会儿都叫长垣县，当时是河北，解放后划给河南了……是县里边也就是当地一个农民，农家的。

为什么我母亲生我比较晚？我母亲小学毕业后，教了8年小学，在当地教书。你看，这年岁就很大了，等于要高中毕业的年龄了。这时候北伐军来培养女校长。

她15岁的时候，好像也是和北伐有关，当时要进行新思想的妇女解放的宣传，我母亲15岁还在教书，要求要解除婚约。

当时我姥姥……我姥姥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她那种封建思想束缚她，她就让本家的一些人拿着……我妈妈在教书的那个小学在庙里边……我想我要写小说的话，这一段写起来非常精彩。

当时她自己在一个庙里不能回家，和家庭关系破裂了嘛！老是我的小姨来给她偷偷送一把梳子啊，送一点东西呀，结果我小姨被发现了，好像被我姥姥毒打，脑袋上都打的大血包，我妈和我姨关系特别好就在这儿。

后来我妈说，大雪天我妈在那边教书，离家还很远，我妈的家是在县城里住。我姥姥带着几个本家，拿着绳子什么的来追我妈，我妈就在雪地里……雪都埋着膝盖……跑啊，也跑不动，说结果（正来月经）跑得例假血弄得雪地一片一片都染红了。

就这样，有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要拿桌子把庙门都顶上。听见外边树上的乌鸦‘哇——’就飞起来了，就知道来人了。结果，我姥姥给她从门里边塞进来绳子、剪刀，说让她自杀。就这么冲过来……但是我母亲还是在我父亲一个朋友，也是个共产党员……很早的，那时候还是国民党政府，好像姓李，当年主持县政府的工作，给我母亲判了离婚。”

主持人：“实际上结婚了没有？”
高瑜：“没有！指腹为婚一个婚约就解除了。这样我母亲……又过了几年就是培养校长嘛，就到天津去读书。”

主持人：“那您母亲后来加入过共产党没有？”

高瑜：“我觉得没有。因为解放前我父亲一定要让我母亲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后来我母亲又在大学里图书馆一直工作。那会儿为了身份……你看在天津的时候，我们家前边……我们家的楼下，旁边就全部是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一个联络机构。

我母亲从来也没鼓励我加入共产党。”

*高瑜：“镇反”记忆——父亲受排挤的原因*
主持人：“您父亲1955年过世时担任的职务是……？”

高瑜：“他是建工部当时有一个华北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那时下边有很多……就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建设，很多大工程都是他领导的。

实际上解放后也都是受排挤了。因为我父亲还受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解放后第一次运动‘镇压反革命’，当时我爸爸到察哈尔省当工业厅厅长，很多当年帮助他上学的一些非常好的朋友，有几个人来投奔他，他都安排工作了。结果后来当地的政府来了，说（他们）叫‘逃亡地主’，都是些知识分子，‘逃亡地主’都被押回去了。

这都受牵连影响。”

主持人：“那押回去后来生命有没有……？”

高瑜：“那很可能都枪毙了。要不然就关监狱了。‘镇反’嘛，‘镇反’杀了多少啊！上百万？！还是多少啊？我父亲离开家乡了，又上这儿，反正是几十年没见面的。但是你想想，那些朋友，过去他们家有的是地主，有的是什么，都资助我父亲读过书的。我父亲上大学都是靠这些朋友资助的，人也都是些非常好的人，结果都算‘逃亡地主’。我父亲安排工作以后，好像有好几个人当年都被押回去。”

*高瑜：我没入过党，受苏俄文学和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精神影响较大*
主持人：“那您自己入过党吗？”
高瑜：“没有。就入过一个团。”

主持人：“现在知道您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最早记忆中有些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

高瑜：“父亲去世很早，我和我母亲、弟弟在一起时，我们家庭好像很多时间都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过去的。
我还记最小的时候是母亲给我们读，我们三个人有时候睡懒觉，星期天、节假日，我母亲睡在当中，我和我弟弟一边一个，听母亲给我们读书。

那会儿有很多……最小时从童话作品，有西方的、中国的童话那会儿我们小的时候不多，主要是读普希金的、读《格林童话》这些书，‘文革’就是抄走了我还有印象，白色的书，写这几个字‘格林童话’，普希金的好像我们还保留下来了。

记得我上初中，母亲就给我买了草绿色封面的一大套……不停地买，出一本买一本，就是‘五四’以来作家的选集，有冰心、老舍、郭沫若的，还有郁达夫的……很多人，这时候，就是我在没有读中文系之前。就是在中学这些东西我已经很熟了，每个人的作品我都读过一个集子。

我自己所选择的是苏联文学，那会儿家庭条件毕竟不像一些农村的孩子嘛，这个我们毕竟有先天的优越性，可以自己到新华书店选择很多书，我读了很多。

因为苏联文学有着非常优秀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传统，那种人道主义，人文思想啊……哪怕有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也和中国的不一样。苏联文学表现了很多人的情操的那种美，爱情的执着、那种对生活的热情……不像我们（中国）那种是口号式的。

虽然我也看过……等于是我的导师了，我非常尊敬的导师何家栋先生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会儿，吴运铎——我非常敬佩他为革命献出自己一切的那种……献出自己身体，最后成为一个肢残人，那种为革命的经历，我觉得应该向这种人学习，但是我从来没有……他不是打动我的，真正打动我的还是苏联文学一些书，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有《一本打开的书》等等，那里……《一本打开的书》是写一个生物学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最能打动我，因为我的家庭知识分子气氛非常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总觉得，我母亲是受‘五四’熏陶出来的一代，一直走到‘一二.九’抗战，我从她身上……她给了我这种传承，我接受了。当时看不到欧美文学的，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东西，像法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像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像佐拉写底层的一些东西，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雨果的《九三年》，写两个小孩子和那个神父……我总觉得我和西方的一些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东西非常能够接近，这也许是我最后走上自己一些独立思考、独立思想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少年时代受文学作品的影响非常大。”

主持人：“如果归纳一下，这些打动过您的文学作品中，到底打动您的是些什么东  西？”

高瑜：“最重要的……我认为我当时思想还不是非常成熟，但我接触了一些和我们国家现实不一样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西方一些人文主义思想，一些著名的作品、作家，他们那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伟大的魅力，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

*高瑜：少年时记忆中的阴影——小树林的自杀者，政治运动可以逼死人*
主持人：“听上去，在您的少年时代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很多，有些是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是对社会和底层的关注……应该说很多都是很光明的东西。回顾您的青少年时代，您父亲是革命干部，家庭起码从共产党的政治审查来说，还是比较受到信任的，生活比较有保证，不是最直接就有政治运动波及的地方。当然我也不太清楚，中间可能也有什么事情，总之，有没有过什么阴影？或对社会的关注中您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大的政治运动、震荡？对当时底层实际生活情况……这些方面您青少年时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经历、感受，一些特别的事情？”

高瑜：“我觉得要说‘阴影’的话，那还要往前推。就是‘三反五反’。

我记得我爸爸所在的工业厅是一个石头的城门楼，里边才是大院子，很深很深的大院子。石头门楼前边有一片小树林，结果我就听说那天（小树林里）有人吊死了。我们满院的小孩子都跑去看。我看那个人已经被从树上摘下来了，都是很细的树，已经死了，蒙上布，男的。

这个就是‘三反五反’运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工程师，反正年轻的三十来岁的知识分子，就受不了那种运动的打击，就死掉。我才知道，运动还可以逼死人的。

当时我们小孩子互相攻击，就说‘你爸爸是大老虎’，那个说‘你爸爸是大老虎’。当时我受到这种攻击的时候，我非常理直气壮，说‘我爸爸是打老虎的，我爸爸是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感到了那种政治运动的残酷，能够逼死人。而且死的不是一个，几天就听说‘小树林又吊死人了’，又这样。

那会儿毕竟我还很小，父亲又没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运动都是外界的冲击。因为那会儿我父亲活着，很多时我经常来回跑，开大会的时候，我有时也探头探脑，大礼堂在斗争……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三反五反’）。”

以上是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详细版首播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