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說“反右”


20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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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回顧“反右”*

今年是中國的“‘反右’運動”五十五週年。五十五年前的1957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鬥爭”,簡稱“反右”,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後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之一。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還常常可以聽到有人說起某某人曾經被打成過“右派”,有過一段沉重的人生經歷……

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我也採訪過一些當年曾經被打成過“右派”的人士,請他們談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以及被打成“右派”後人生的坎坷跌宕。在今後的“心靈之旅”節目中,還將繼續播出“‘右派’沉浮錄”,聽更多人講述親身經歷,見證這段歷史。

五十年前的“反右”,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當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直到現在,來自中國官方和獨立研究人士的說法仍然很不相同。

* 丁抒博士: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者一百二十萬 *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反右”運動和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是“反右”專著《陽謀》一書的作者。

關於“‘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的人數,丁抒先生認爲:“到底‘右派’有多少人,我查了相當多的資料。 毛澤東一直認爲是四十多萬,中共中央一直認爲是‘四十五萬’、‘四十六萬’,他們從來就不知道他們打了多少‘右派’。就這個‘四十五萬’、‘四十六萬’的數字,中共用了二十年。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鄧小平他們做了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決定給‘右派’所謂‘改正’,但他們不願意說‘平反’,這時候才統計,是五十五萬多。從此以後,所有資料書就把這‘五十五萬多’,作爲正式打‘右派’的數字。”

主持人:“您認爲這個統計數字對不對?”

丁抒:“我說不對。”

主持人:“您根據什麼?”

丁抒:“第一,根據戴煌先生的調查。戴煌先生是個大‘右派’啦,他說,當時說‘五十五萬右派’,都是一些上了名冊、拿工資的。大學生之類不在數,不拿工資的不在數。

第二,還有一批人被當作‘右派’處理了,實際上沒有進‘右派’花名冊,或者基層單位把他打成了‘右派’,報到上級,上級並沒有批覆下來,但是下級單位就把他按照‘右派’處理了,送去勞改、勞教、開除等等。事後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沒有他們的份。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當初打‘右派’的時候,分類很多,有‘極右派’、‘右派’、還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澤東親自點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先生的說法,也是按敵我矛盾處理了。

據我的調查瞭解,全國‘中右分子’大概有四十萬左右。另外還有些人,說他們有‘右派言論’,叫‘右言分子’。另外由於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來‘疑似右派’,所以全國又抓了一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這些一共有多少人?”

丁抒:“根據我的統計,我是作了一些抽樣調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來大概也是六十萬。

所以,按理說全國‘反右’當中被戴上‘帽子’的,是一百二十萬。

中國在這點上是不誠實的。你當初抓‘右派’的時候,‘極右派’、‘右派’和‘中右’你是一起抓的,處分也是一起處分的。爲什麼一到要‘改正’的時候,‘中右分子’你不算了?那四十萬人,你就抹掉了,根本就不提,好像這四十萬‘中右分子’從來沒有存在過!很多‘中右分子’也是被送去勞改、勞教的,也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的。當然這個所謂‘勞改’是‘勞教(名義)’,但是也到了勞改農場。”

* 丁抒博士: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約不到一萬 *


中共當局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爲中國大陸五十五萬“右派”履行了所謂“改正”手續,宣佈他們是被“錯劃”成“右派”的。當年被打成“右派”,正式戴過“右派”帽子的人中,也有些至今沒有被“改正”。這樣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丁抒先生說:“不到一萬人”。

在這不到一萬至今沒有得到“改正”的“右派”中,比較知名的有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其中;林希翎女士於2009年9月21日在巴黎病逝,享年74歲,是最後一位離世者。至此,以上幾位全部離世。

*林希翎女士:沒有“‘反右’運動”,後來也不會發展成“文化大革命”*

林希翎女士生前在“心靈之旅”節目中多次接受過我的採訪。

1957年林希翎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1957年因發表“中國實行的是封建的社會主義”、“胡風不是反革命”等言論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獄,坐牢十五年,1983年移居法國。

林希翎說:“新中國成立以後,到了像‘反胡風運動’……”

林希翎女士這裏所說的“反胡風運動”,是1955年毛澤東發動的所謂“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胡風先生是著名的評論家、詩人和翻譯家。胡風後來被監禁二十多年,1979年出獄,後來得到“平反”。

林希翎說:“‘反胡風運動’就已經開始政治上肅反擴大化,對一部分人已經開始造成災難,但是這麼大規模進行全國性公開的政治運動,那就是從這個‘反右’開始。沒有‘反右’運動,後來也不會發展成‘文化大革命’”。

* 朱正先生:毛澤東的“匈牙利情結”*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報》社工作期間,被打成“右派”,當時26歲。四十一年後的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談到‘反右’運動爲什麼會發生,朱正先生說:“簡單地說,‘反右派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長期積累的一次猛烈的爆發。是執政黨和黨外的政治力量,就是以‘民盟’爲代表的民主黨派長期矛盾的一個猛烈的爆發。

毛澤東是帶着他的‘匈牙利情結’進入1957年的。因爲‘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10月底到11月初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剛剛被蘇軍的坦克平息下來以後,中共舉行了八屆二中全會,主要議題就是談‘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當然極不希望在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對於當時中國知識界對‘匈牙利事件’、對波蘭政局的變化表示的熱情非常反感。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裏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毛澤東在6月8寫的黨內指示談到,要把‘匈牙利事件’分割開來,要‘變成一些小匈牙利事件’再去處理。在他這個指示之下,馬上就出現了一大冤案,就是湖北漢陽縣第一中學在六月十幾日因爲中學生升學率上街遊行,結果就說,這是一次‘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學校的副校長,還有兩個人被槍斃,製造了極大的冤案。直到1985年湖北省委經過中共中央批准,纔給那個冤案‘平反’。

對於很普通的學生鬧事,他把它說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所以就說明他這個夢魘、這個‘匈牙利情結’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影響。”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一張時間表 *

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先是號召“整風”、“鳴放”,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開始“反右派鬥爭”。

現在看看丁抒博士提供的“反右”早期一些大事的時間表。

丁抒:“毛澤東寫所謂的‘反右的新號令’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變化》,是5月15日就寫完了,可這個時候,全國‘鳴放’其實還沒有開始,只是零星在報上登了一些黨外,或各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的意見,陸陸續續的,意見都比較溫和,並沒有很激烈的。 真正比較激烈的‘鳴放’運動是在大學生介入以後。

可以看一張時間表――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第一張大字報。

章伯鈞是5月21日提出‘設計院’的設想。

龍雲所謂發表的‘反蘇言論’是5月22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處理以前‘肅反’和歷次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右派’林希翎,抨擊中共‘實行封建社會主義’,是在5月23日。

清華大學的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是5月24日。

上海華東師大第一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是在5月28日。

儲安平的所謂‘黨天下’更晚了,那是6月1日。

後來所謂‘最猖狂的右派言論’統統都是在5月15日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才‘放’出來的。

這個時候,中共在黨內已經在佈置要‘反右’了,可是他們這些人根本就什麼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產黨小範圍給被認爲可靠的知識分子透底,他們沒出來提意見*

丁抒:“當然,共產黨只是在小範圍內把他們認爲一些可靠的知識分子個別私下作了通知,這些人就沒有出來‘鳴放’,沒有出來發言,沒有給共產黨提意見。

舉個例子就是北京大學教授熊偉(音)說,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裏去和其他一些教授,他也沒有點明是哪些人,告訴他們黨的整風鳴放,給他們透一點底,所以他們(後來)就沒有說話。但是他事後也比較內疚,沒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告訴他們(別人),結果他們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這麼一個安排。”

* 朱正先生:“反右”中顛倒是非、影響深遠長久 *

朱正先生提醒人們注意,在‘反右’運動中,一些被劃爲“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見,在很多年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

朱正:“比如當年法學界批判‘無罪推定’,批判‘獨立審判’,這些在現在已經被接受了。像當年經濟學界批判北京大學教授陳振漢,批判上海高方,把他們‘引進外資’等主張作爲一種錯誤觀點批判,說是‘賣國’……現在看,事實上也糾正這些了。

當時批判的許多東西,假如當時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細考慮或接受它的話,那中國的建設、現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進一步。

所以,實際上當時是顛倒了是非,把一些正確的東西當作錯誤的東西來批,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很長久的。”

* 朱正先生:“反右”——幹部隊伍的逆向淘汰,歷史影響極壞至今*

主持人:“據您看,‘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還有哪些方面的影響?”

朱正:“‘反右派鬥爭’實行了言者治罪的原則,對提意見的人,馬上就把他打成‘右派’分子,給他戴上帽子,輕的批鬥,重的送去勞動教養,沒有人敢再說話。接着來的‘大躍進’,就可以毫無批評地展開。

毛澤東和周恩來很多文章也都承認,不過他們是用一種意識形態的詞彙說的,說‘如果沒有政治戰線、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大躍進’。這個說法完全對,不過把‘反右派鬥爭’稱爲‘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把他們這種話翻譯成普通人的語言,就是如果沒有‘反右派鬥爭’,就不會有‘大躍進’。‘大躍進’這個事情在歷史上起的破壞作用,是大家誰都看得清楚的,這就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

‘反右派鬥爭’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道德,把一些正直的人、敢於堅持原則、敢於講真話的人加以打擊;對那些說假話、趨炎附勢、告密賣友的小人加以表揚、鼓勵、提拔……所以,有人說這是幹部隊伍的一次極大的逆向淘汰,把好的淘汰掉,壞的提上來。對於整個幹部隊伍平均的業務水平、道德水平都是個極大的破壞。

所以,我覺得‘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起了極壞的作用,有些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能夠恢復過來。”

* 林希翎女士:回顧“‘反右’運動”,非常必要*

林希翎女士特別強調回顧“‘反右’運動”的必要性。她說:“我覺得對這段歷史作回顧是非常必要的。特別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他們看了對我的一些採訪,一些有關資料,覺得都好像天方夜譚似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着這個時期。”

像林希翎女士一樣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採訪、現在已經離世的曾經被打成“右派”的人還有很多。他們留下的聲音已成絕響。

*李梧齡先生:“反右”無法無天而且殘酷,要消滅輿論,實行愚民政策*

李梧齡先生是《泣血年華》一書的作者,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歲。李梧齡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不滿22歲,是上海復旦大學因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留校的新教師。成爲“右派”後,他被送去勞教、勞改,一共被關押二十五年。他在獲得“改正”後,在上海同濟大學任教。

李梧齡先生在人生最後一段時間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對“‘反右’運動”的看法。

李梧齡:“我認爲這個‘反右運動’是共產黨所發動的數不清的運動當中的一個環節,而且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我們如果從什麼‘湖南農民運動’、江西的‘反AB團’,實際上後來我們知道這個‘AB團’根本不存在,‘延安整風’、以及‘土改’啊,建政以後的‘思想改造’啊,‘反《武訓傳》’啊,大學當中的、文藝界的種種運動來看,運動多得不得了。但是可以說所有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無法無天。不講法律,而且非常殘酷。

當然從局部方面來講,你想想‘土改’那麼殘酷,當場隨便開個羣衆大會就殺人了,比起‘反右運動’要殘酷得多,但是規模來講,‘反右派’要大。毛澤東他‘打天下、坐天下’,他自己公開講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深知道,要做到無法無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輿論消滅掉,要把新聞自由消滅掉,要實行愚民政策。所以他嘲笑秦始皇,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才坑了四百一十六個,他的規模要大得多了。他當時講這個話的時候,說他‘肅反’殺了幾十萬人。可那個‘肅反’還不是‘坑儒’,對真正的‘儒’,也就是對知識界的行爲是從‘反右’運動開始。”

*劉賓雁先生:“反右”造成的影響前所未有,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大逆轉*

著名作家劉賓雁先生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時被打成“右派”,開除共產黨黨籍。1979年“改正”以後,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87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再次被開除黨籍。後來流亡美國。

回顧“反右”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劉賓雁先生說:“毛澤東時代無論‘反右派運動’以前,還是以後,中國的作家、知識分子是沒有自由的。那時候甚至沒有沉默的自由,必須按照黨的要求去說話、去寫文章。”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反右運動’的發生?”

劉賓雁:“‘反右’運動當然是從1949,1950年以後毛澤東以打擊知識分子爲目標的運動的一個繼續。它不是開始,但是一個高峯。”

主持人:“您認爲‘反右運動’對中國當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

劉賓雁:“它造成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應該說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像這樣子以文人……以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的人爲對象的這樣一種掃蕩、打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它同時還帶來一些其它後果。我認爲中國社會邪氣壓倒正氣的情況,我看是從‘反右運動’以後開始的。”

主持人:“您爲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

劉賓雁:“因爲在‘反右’中被打擊的不僅是黨外的人,還有很多黨內的。我當時也是個共產黨員。是毛澤東自己決定的,黨內照樣要搞‘反右派’的,照樣打‘右派’,而且打了‘右派’一定會開除黨籍。這已經是個常識了。

在1956、1957年敢於出來說話,敢於寫文章主持公道、批評當時社會問題的……應該說都是社會最優秀的人,在黨內也是這樣。而在‘反右’中間那些打手,按照黨的號召,當然也有個人的目的,在裏面作了出色的表現,‘在火線上立了功’的人,有的不是黨員就入了黨,有的原來是黨員的就提升,可以叫作‘黨內的新左派勢力’吧,大批這樣的血液就輸送到共產黨裏面來。所以共產黨的變質應該說也是從反‘右派’運動之後加快了步伐。把‘反右派運動’作爲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逆轉,一個大逆轉,還是恰如其分的。”

主持人:“您認爲是大逆轉,轉成了什麼樣?”

劉賓雁:“‘反右’之後,確實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局面。造成社會的各個層次、各個階層普遍的恐懼,覺得不能隨便說話了。因爲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僅僅是在政治上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的人,在一個小小的小學裏給校長提點意見;在人民大學給黨支部書記提點意見……都打成‘右派’了。何況還有很多被誣陷的。”

2005年12月5日,劉賓雁先生病逝於美國,享年80歲。

*茅於軾先生:“反右”顛倒是非,對“反右”和“文革”歷史研究非常不夠*

中國著名學者茅於軾先生當年也被劃爲“右派”,那年他28歲。從上海交大機械系畢業的茅於軾先生當時在北京的鐵道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多年前已經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退休的茅於軾先生,現在北京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於軾先生也着力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並且強調回顧這段歷史的必要。

茅於軾:“爲什麼能做成這麼一件事呢?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共產黨‘解放了全中國’,所以大家對共產黨抱了巨大的希望,而且共產黨進城時表現爲很有紀律、很有效率。毛澤東的文章、他的言論……這個時候大家對共產黨是深信不疑的。所以,雖然他說了很多大家很難接受的話,可是大家都以爲‘是不是我自己錯了,還是共產黨對呀?’沒有把握來作判斷。

第二個原因當然是共產黨手裏有政權嘛,不聽話就鎮壓你嘛!人們不敢說不同意見。少數人敢說,境況就是很悲慘了。

所以,由於這樣兩個原因就使得這樣一個完全是顛倒是非的一件事,居然能夠做得成。

爲什麼說現在我們需要反思?需要總結?其實人類社會一直有這樣的事情。回顧‘反右’這段歷史,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是非常不夠的。就好象‘文革’歷史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夠的。這個問題遲早要解決。現在可惜就是年輕人離開這一、兩段歷史越來越遠。現在講給他們聽,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所以爲什麼要學歷史呢,用處就在這兒。

這段歷史其實並不遠嘛。現在還有很多人、很多事情、很多資料還存在,所以需要認真地來研究它。有關的人說了什麼話?前後的時間是怎麼樣的?因果關係是什麼?各人說這些話的出發點、立場是什麼?這些都缺乏研究。

趁我們現在人還在,需要研究它,防止以後再次發生。”

*茅於軾先生:“反右”過程無恥、真理遭巨大扭曲,毛澤東所做最無恥的事*


茅於軾先生回憶‘反右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茅於軾:“開始的時候大概是2月份,毛澤東作了幾次‘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這個報告聽上去好像是真心誠意向黨內外人士徵求意見,這個時候就轟轟烈烈開展了‘鳴放’。這麼一直到了6月份吧,忽然之間他就決定要開始‘反右’了。於是就在《人民日報》好幾個報紙的社論上發表他的文章。然後把過去批評黨的一些人都說成是‘右派’,這個故事就是這麼發生的。
這是一個最無恥的過程,毛澤東一輩子做了好多事,這是最無恥的一件,自己還說是‘陽謀’。以後他做的很多事證明他這是一貫的。他不僅僅是發動了‘反右’,以後發動‘文革’,把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個個搞下去。普遍的是迫害。用各種方式侮辱你、甚至打你、關起來、長時間的妻離子散,不許做自己的工作,失掉自己對社會貢獻的機會,不斷地叫你‘交心’、‘思想改造’、不斷地施加壓力,用謊言和無恥的言論來侮辱別人……。這不是他一個人乾的,是一大羣人乾的。”

主持人:“您說的這一大羣是些什麼人?”

茅於軾:“這些人中間我不敢說有多少人,心地不正吧,整人的人很多。整人的人有的以爲他是正確的,有的自己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各種原因湊在一起,就是所謂把人內心裏最骯髒、見不得人的東西抖露出來。毛澤東挑動人跟人去鬥,這就是他乾的事。”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現在人們對‘反右運動’的回顧?”

茅於軾:“我覺得非常必要。因爲這是真理受到巨大扭曲的故事,其實這樣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上是多次出現,當然是不同的名詞,它們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把非常明顯的一個道理說成是錯誤的。”

*朱正先生:成書甘苦,一部書稿兩地出版書名、內容有別,希望讀者邊看邊想*

我對《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的作者朱正先生作專訪時,請他談談這本書的成書經過。

朱正先生說:“這書有兩個本子,一個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書名就是《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其實我這本書的手稿書名就是《兩家爭鳴》,河南出版社的編輯把書名就改成《1957年的夏季》就報批了,我不喜歡這個書名,就和他們社裏一位先生說起,我說‘我這《兩家爭鳴》的書名好一些’,他說‘已經報批了,不好改回來’,就加了個很長的副題‘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這書是1993年寫好,1998年才印出來,我就等聯繫出版社。中間我又補充了一些材料。有一位朋友把我最初的手稿帶到外面去了。2001年在臺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的書名《兩家爭鳴》,我原來的書名、最初的手稿。

在大陸犯忌諱的一些話,大陸版都刪掉了,臺北版都保留下來,我原來怎麼寫就怎麼印了。後來這幾年增加的新材料也沒有能夠增補進去。這兩本就不完全一樣了,兩本加在一塊兒才完整些。

後來我又有個修訂稿,BOOKOO網把我的修訂稿出了。現在有些網自己拿去根據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本子錄入的,那個不好,錯字很多。出版過程簡單說就是這樣。”

主持人:“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想寫這樣一本書?寫書過程中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以後怎樣動筆寫?”

朱正:“因爲我自己就是‘反右派鬥爭’當事人,1957年我是被打成‘右派’的,所以這段歷史我是刻骨銘心記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些讀者看了我的書就說‘你這麼多資料,一定作了很多記錄、很多卡片什麼的’,我說‘根本沒有做卡片’,我不需要做這些準備。我回憶一下大概當時在什麼報紙上有篇什麼文章,結果一找就找到了,對這段歷史我太熟悉了。

實際上我是從1957年以後就時常想做這個題目。具體引起來就是那次在邵燕祥先生家,他把他的手稿給我看,那篇文章叫《1957中國的夢魘》,後來發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邵燕祥著《非神話》,他的雜文集,見216頁。我那天到他家,他給我看剛寫完的手稿,我覺得寫得很好。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了,你這一萬字左右只能說點觀點,真要把這題目做好,觀點和材料都要有’。我說了這個想法,他很支持我,而且給我提供了資料的援助。

我這本書主要有三個材料來源。一個就是當年出版的《新華半月刊》,現在叫《新華月報》,就是把半個月中間報紙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選編進去的文摘性刊物。我把1957年、1958年的《新華半月刊》從圖書館裏借來,這是個最重要的來源。所以我書上引的《人民日報》哪篇哪篇都是從《新華半月刊》上翻來的。

第二,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得到一部書,就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大學爲了‘反右派’,自己編印了一部書《社會主義教育閱讀材料選編》,就是把當時那些‘右派’的言論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一共印了四本。這本書給我提供了很重要的幫助。比方說,像那些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像陳振漢的那些論文這裏面就有,是作爲批判材料因在裏邊的。它是從當時的報刊上找來的,我沒有可能把當時所有這些報刊都找齊。

還有一個材料來源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後來倒是更多了,文獻出版社出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共出了十三本。但我開始寫的時候,沒有利用這個材料。還有就是有些人的回憶文章,比如薄一波的、李維漢的……這些都是公開出版物,他們談到這一歷史事件的材料我也儘量利用了。”

朱正先生說:“我覺得‘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起了極壞的作用,造成的影響,長遠的有些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恢復過來。

葉聖陶的兒子葉至善先生對我說‘我看你這本書看得很喫力。有些書,就這麼看下去了,我看你這書的時候,一面看一面還得想’。我就笑了,說‘我不就是最想讀者都像你這樣嗎?一面看我這書一面想,不就對了嗎?”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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