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出身論》(2001-03-3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北京的《中學文革報》創刊號發表遇羅克撰寫的《出身論》一文，當時署名“北京市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遇羅克於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那年他二十七歲。從《出身論》發表到現在，已經三十四年了，當初讀過《出身論》的人們後來走過各自的人生道路。爲了瞭解人們當初、後來和現在是如何看待《出身論》的，主持人訪問了幾位當年在文革中身份、處境不同的人士，請他們評說已經成爲歷史文獻的遇羅克的《出身論》。

         首先接受採訪的是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教授、技術部主任、文革史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

         宋永毅：文革時，我是中國大陸六六級的初中生，也就是所謂的“老三屆”，我原來是在上海市的上海中學讀書。上海中學是一個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是上海最好的中學。

         主持人：您自己在文革的時候是處於什麼樣的狀態呢？
        宋永毅：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當然也和大多數青年一樣參加了，有一段時間也是很積極的，比如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爲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員。到一九六八年我開始對文革有看法，我是因爲參加了一些讀書活動，就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文革中有一句話叫“迫害使人成熟、使人反省”。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走的是這樣一個認識過程。

        主持人；您是什麼時候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的？
        宋永毅：我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在北京《中學文革報》出版的時候，我正好在北京，當時《中學文革報》我每一期都跑到西單去買。

        主持人：您是怎樣評價遇羅克的《出身論》的？
        宋永毅：遇羅克所進行的批判是對這個制度的，是對文革中間所掀起的那種青年法西斯文化的。遇羅克的所有的文章本質上就是一句話：平等！所以，我評論他的文章就是以“黑暗中的人權宣言”爲題目的。

         主持人：另一位文革史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現在在北京的徐友漁先生文革中是四川成都市一所中學的學生。我請徐友漁先生，對遇羅克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作一些評論。
       
         徐友漁：這說起來話就很長了，我當初就發現這麼一個問題，他的理論水平很高。當初文化革命中間大家反對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而一般學生之所以反對這一點，都是因爲認可文化革命前的所謂階級路線，所謂重在表現的政策。大家的政治訴求無非是：我承認我是二等公民，我只配受到團結、我只配改造思想，而對所謂紅五類和執行政策的人只有一點可憐的要求，就是：你們應該要講黨的政策，黨的政策並不是把我們完全排除在革命隊伍之外，我們可以在革命隊伍內部當二等公民，但是你們不應該斷了我們的這條路，一般人的思想都是這樣的。

        主持人：遇羅克的思想有什麼特別不同呢？
        徐友漁：遇羅克在理論上很徹底。他有兩點，一是他認爲不僅這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不對的，而且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觀點。因爲，就是用今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能夠駁斥當初那麼野蠻、那麼殘忍的血統論和階級路線。首先階級路線指的是整個階級，而不是個人。資本家、地主作爲個人完全有可能參加到革命隊伍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來沒有說過根據家庭出身、父母的政治立場和經濟地位可以決定本人的思想，文革中的論點純粹是封建的血統論。遇羅克非常勇敢，他說這純粹是山大王、竇兒墩的那一套，跟馬克思主義是毫不沾邊的。

         主持人：對於遇羅克在《出身論》中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詞句來闡述問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是怎樣看遇羅克的這種論述方式呢？
         徐友漁：當時馬克思主義是佔絕對統治地位的，遇羅克指出，你們自己說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的血統論，是印度的種姓制度的東西，是赤裸裸的法西斯的東西，遇羅克把這一點講清楚了。
         第二點，他提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明確提出了人權問題，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這個思想幾十年以後來看，也沒有失掉它的意義。所以我們這些人佩服遇羅克絕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衝動，而確實是因爲他思想的魅力。

         主持人：您在文革中第一次讀到遇羅克的《出身論》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感受？
         徐友漁：遇羅克文章發表以後，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震動，他看問題完全是另外一種角度，他的話語是全新的，跟人類的整個文明結合起來了，比方他用了“自由、人權、人生而平等”這些觀念。

        主持人：當時您的同齡人，您周圍的人對這篇文章有什麼反應？
        徐友漁：遇羅克的文章在全國影響非常大，但仍然有很多人心有餘悸，他們認爲，遇羅克寫的東西有點不正統，這樣想的人當時也很多。

        主持人：您怎麼看當時的這種現象呢？
        徐友漁：現在看起來，這剛好表明遇羅克的思想境界遠遠超脫了文化革命的話語境界，遇羅克思考中國的問題不是按照當時的框架，而是以人類文明積累下來的思想爲基礎。從他寫的東西可以看出，他對古希臘、羅馬的東西也有了解，他不是整天思考毛澤東對文化革命是怎麼講的，他的語言風格完全是另外一套。揭示遇羅克文章的這一面也非常有意義。

        主持人：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著有《陽謀》和《人禍》等書的丁抒博士又是怎樣評論遇羅克當年所寫的《出身論》的呢？

        丁抒：他的文章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在人權方面是一個歷史性的文獻，是一個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出身論》這篇文章確實很了不起、寫得很好，遇羅克的思想在當時也比較先進。但是話又說回來，我的看法，他實際上有點像劉賓雁那樣，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能從馬克思主義裏面來找根據，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當然，中共把他槍斃是毫無道理的。

        主持人：由於遇羅克在他的《出身論》中使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對於遇羅克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專家、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這個問題，

宋永毅先生髮表意見——
        宋永毅：因爲《出身論》在那個時候要能夠以鉛印的形式發表，就需要有很多僞裝，需要很多馬列的詞句等等。你讀遇羅克的日記就會看到，他一開始就對文革持批判態度，他對“破四舊”、對“紅衛兵”、對所謂學習毛澤東著作，都持批判的態度。

          主持人：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在他的《夜讀遇羅克》一文中也談到有關問題，他在文中寫道：“遇羅克，我們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較一下文集中的日記和文章就會知道，這中間有多大程度的區別，只要他跨出個人的房間就會立刻變得拘謹起來。在日記裏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總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

         談到這個話題，徐友漁先生說：可能因爲當時的地位和心情與遇羅克比較接近我覺得自己特別能理解遇羅克。如果我們下一代的人用一種挑剔的眼光，不理解遇羅克當時所處的那種語境，他的語言表達受到的限制，就會覺得遇羅克的文章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毛病。

         主持人：您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徐友漁：比方遇羅克在他的論述中時常要提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提到“劉少奇或彭真的修正主義路線”，或者對中央文革表示支持或贊同的態度。我覺得，這是在那個時代，任何人都會有的思想上的侷限，但對於遇羅克來說，他實際上在思想上已經突破了很多侷限，但他在表達他的思想的時候只能這麼表達。他也借用馬克思的東西，但是當時你論述任何問題，不借用馬克思的著作是不行的。而中國那時候的血統論，或者是文化革命前的所謂階級路線，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就算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的思想已經足夠能把這個問題說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覺得遇羅克理論上的深度不應該受到他表面文字的影響。

        主持人：現在的讀者還會提出一些什麼比較值得研討的問題呢？
        徐友漁：也許有人會說，遇羅克你當初對血統論還沒有看清楚，你不是還在那裏說中央文革小組怎麼好，怎麼執行革命路線，而走資派怎麼壞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說清楚的表面現象，這一點在遇羅克的遭遇裏就表現出來了：後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反覆出面代表中央表態說，遇羅克的文章是反動文章、是很危險的，要遇羅克懸崖勒馬。而且最後抓遇羅克的，當時唯一有權力行使專政手段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應該說是在文革中掌權的文革派把遇羅克處死的，從這一點上說，遇羅克並沒有跟文化革命的推行者站在一起。

        主持人：接下來我要訪問的是兩位曾經當過“老紅衛兵”的人士。第一位是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的王虎博士。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北京八中學生，他回顧自己的經歷。

        王虎：我的出身算是革命幹部，我的父母都曾在原來的老新四軍工作，我從小填出身的時候，填的就是“革命幹部”。文革開始以後，從六月份停課，到八月一日組織紅衛兵，現在想來我當時非常天真，覺得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資產階級的反，對毛主席無限的忠誠激發一種希望作出貢獻的心情。在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基本上是基於血統論的紅衛兵。我當紅衛兵大概有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比如當時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和八三一兩次我都參加了，而且也是在重要的位置上。

         主持人：您那時候參加了哪些紅衛兵的活動呢？
         王虎：我也參與了“破四舊”的活動，在“破四舊”的過程中，人受到信念的驅使，能夠作出超乎正常人想像的事情來，比如說，當時我們班的一些同學在文化革命前都是不錯的朋友，但在文革期間被折騰得很慘。我記得我們班的一個同學被綁在椅子上接收批判，也捱打了，僅僅由於他的父親當時被認爲是有歷史問題。

         對於我本人，我也做過那麼多非常愚蠢而令人遺憾的事情，這對我來說也是個終身的遺憾，我說，如果我要再有一生的話，我想我不應該這麼愚蠢。當然不能指望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能夠全面看清楚那些帶有極端邪教性質的東西的灌輸，我覺得，當時做的那些事情確實傷害了別人。

        主持人：那段時期您還有別的什麼難忘的事情嗎？
        王虎：到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父親被突然抓走了三天，他出了問題，我就自己退出了紅衛兵。原來預定在十一國慶我會上天安門，至少會上觀禮臺，但是，因爲父親的問題，我在九月中旬就退出了紅衛兵。

         主持人：那時候您是什麼心情？
         王虎：首先我是懷着一種非常虔誠的心情，我當時所提出的理由是，紅衛兵是這樣一個組織，而我現在已經不屬於這一類人了，我不願意玷污紅衛兵的名譽，所以我就退出。儘管當時我也感到很痛苦，可是沒有辦法。可以想像在八一八的時候我們在天安門廣場非常起勁地唱起“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歌，那時是非常自豪的，但是在九月份以後突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基本上是處在相對消沉的狀態。

          主持人：在這種狀態下，您後來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有什麼感受？
         王虎：《出身論》發表以後，我看到了，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他比較勇敢。我對遇羅克講的東西並不感到奇怪，我自己的父母出了事以後，我退出了紅衛兵，我本身對血統論就覺得沒有太大的意思。《出身論》發表以後它的理念在社會上有大批的支持者，我充其量算是一個同情者而已。

         主持人：《出身論》在發表的時候並沒有署遇羅克的名字，您是什麼時候知道遇羅克這個名字的呢？
         王虎：我知道遇羅克的名字是在七十年代末，我當時是七四級的工農兵學員，在外地上大學，那時候我已經徹底地不再相信毛澤東所宣傳的文化革命的基本原則了，所以後來聽說遇羅克平反，我覺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覺得遇羅克是一個非常勇敢，而且非常偉大的人物。

        主持人：您爲什麼這樣認爲呢？
        王虎：第一，他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能看到這個問題，實際上他當時是在直接對抗毛澤東的理論，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夠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跟血統論面對面勇敢地爭辯，表明他是很有思想的。遇羅克能夠站出來奮爭，而我後來所作的一些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受到他的啓發，比如我對後來的各種運動從心裏的抵制和挑戰，以及在實際上的抵制和挑戰，我想恐怕和他在精神上是有關的。

         主持人：我訪問的下一位是文革中北京一零一中學最早的紅衛兵之一、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擔任終身教授的楊博士。

         楊博士：文革的時候，我也算是老紅衛兵，當時在北京一零一中學，那個學校鬧得比較厲害，對聯出來以後，在我們學校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也非常激烈。八月份紅衛兵走向社會，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就更加狂熱了，我們也到社會上去破四舊。

         因爲一九六六年夏天情況非常不正常，人們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非常緊，好像中國革命就要面臨着一個大的危機，工農、幹部的生命好像都面臨着危險，當時的情緒很強烈，在出身的問題上非常偏激。對聯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我當時還是挺認同這個對聯的。

         主持人：您後來是什麼時候看到《出身論》這篇文章的？
         楊博士：我想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初吧，當時《中學文革報》我們都看到了。

         主持人：您當時讀到這篇文章覺得怎麼樣？
         楊博士：我這個人還是延續着過去的那種思路，不特別贊同《出身論》這篇文章，感情上不特別認同這篇文章。並不是說我真正在邏輯上，或在理論上能夠把這篇文章駁倒，它也是駁不倒的，但是我還是不太信服，因爲我不覺得社會的影響真的就大於家庭的影響，我當時的思想受血統論影響還是比較深的，還是覺得出身很重要，這也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看法。

         主持人：當時社會上流行血統論，您自己又是出身於幹部家庭，是屬於紅五類，對您來說是比較有利的，您現在回想起來是不是感到自己特別幸運呢？        
楊博士：總的來說，也是不幸的，因爲我損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該上學的時候沒有能上學，當然也有一些悔恨。比如說，我曾經做過一些自己後來想起來很臉紅，覺得很羞愧的事情。

         主持人：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您有什麼評論？
         楊博士：現在看《出身論》我覺得它是文革中最有思想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既有思想，又有勇氣，現在我對《出身論》的評價是非常高的。我們當時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在那種革命的、狂熱的框架下，很難脫出來。《出身論》指出了這個社會的不平等，有的人生來就受到了很嚴重的歧視，遇羅克的基本思想，我想就是人權問題，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有比較平等的機會。

         主持人：三十五年時間過去，中國大陸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我訪問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著名作家劉心武先生的時候，和他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主持人：在最近的這些年裏，出身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的情況怎樣？
         劉心武：淡化了，這要實事求是講，出身問題淡化了。甚至一些年輕人不懂得如何填履歷表中出身這個欄目。情況又有點反過來了，有的人聽說自己出身貧農，就問，爲什麼我們不是富農呢？因爲現在中國大陸是越有錢越好，越富越光榮，所以出現了這樣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主持人：這樣看來如果再談文革中的血統論，重讀遇羅克的《出身論》，會不會被認爲是沒有什麼必要了？
         劉心武：這是現在一些人的看法。我覺得應該說，現在中國社會是進步了，因爲是以經濟建設爲社會發展的中軸了，不是以階級鬥爭爲綱了，因此人們在出身這方面的觀念開始淡薄，那時候有所謂“黑五類”，現在有的食品商標就叫“黑五類”，故意要這個名字，這可以說是時代的一個反彈，是一個進步。但是，極左不僅派生出血統論，不僅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被槍斃的問題，這其中有很多反人權、反民主、反法律、反契約，這些不利於社會進步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對文革、對紅衛兵、對遇羅克遇害這些問題的回憶和探討要從總體上來把握。

        主持人：在今年三月五日遇羅克遇難三十一週年前夕，遇羅克的《出身論》已經被譯成英文，即將在美國出版。我訪問了現在住在美國的譯者周澤浩先生。

         周澤浩：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文革的時候我上小學三年級，我在美國已經有十幾年了，但是文革的那些經歷仍然歷歷在目。我現在是研究員，在美國賓夕法尼亞醫學院裏任教，也做些研究。我常在美國媒體用英文發表文章，跟美國公衆交流，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是很膚淺的。

         主持人：您是怎麼想到要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翻譯成英文的？
         周澤浩：因爲我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來往比較頻繁，他認爲有必要把遇羅克的文章翻譯出來發表。

        主持人：您最早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什麼時候？
       周澤浩：我在文革的時候也賣過《中學文革報》，到美國來以後可以看到不少國內看不到的東西，所以也看到了遇羅克的文章，當時看過以後我覺得遇羅克也跟張志新、王申酉他們這些遇害的人差不多，是國內很難得的優秀的知識分子，敢於說真話。但是，我真正開始翻譯遇羅克的文章以後，感受一下子就不同了。

        主持人：能不能詳細談談您的感受？
        周澤浩：他說的都是我們親身體驗過的東西，比如說那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是親眼看到它貼在門上，紅衛兵一撥一撥到家裏來抄家，我們的鄰居都是黑五類，所以抄家抄得很厲害，自己就覺得低人一等。要翻譯遇羅克的文章就要對他有一個認真的理解，越翻譯越對他文章的邏輯、知識的淵博感受越深，這確實是一篇很了不起的著作。

         主持人：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翻譯《出身論》的？
         周澤浩：去年。

         主持人：您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出身論》還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周澤浩：特別的地方就是遇羅克的文章邏輯很嚴密，他一層一層剝下來，爲什麼當局迫害遇羅克這麼厲害，大概這跟他的文章嚴密得難以反駁有關係。遇羅克的學識非常淵博，他在文章中旁徵博引，涉及古今中外的知識，他對古典哲學的研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深刻。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引用很多毛澤東的話、馬克思的話，恩格斯的經歷、列寧的經歷作論據，比如他說，列寧的出身也不好，恩格斯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他能夠用很多事實來證明他的理論，支持他的論點，這些都非常有利，並且很難反駁。有很多話別人不敢想、不敢說的，他都把它們寫出來，這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

          遇羅克走在了我們的前面，文革時大家考慮的是怎樣誓死保衛毛主席，但是他的《出身論》確實是一篇人性的宣言，說到根子上就是一個人權的問題。我非常痛惜這樣一個有深度的、有勇氣的青年人居然讓當局槍斃了！遇羅克的事社會上了解得太少了。

         主持人：到現在爲止，英文的譯本有沒有印出來？
         周澤浩：還沒有，現在出版社的編輯已經接受了譯稿，正在排版。編輯對我們說，他們看了以後覺得很滿意，《出身論》的譯稿他們印象很深。遇羅克的文章不僅《出身論》一篇，他還有《論出身》(二)、(三)、(四)、(五)，我們也準備逐步把它們介紹給英文讀者。很多美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瞭解是非常膚淺的，不少人還認爲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跟美國六十年代的青年運動、反叛運動好像是差不多的，其實兩者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我覺得，把遇羅克的文章介紹給英文讀者，包括美國研究文革的專家、大學的教授，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爲很多人在介紹中國的文革，在教文革史，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讀過遇羅克《出身論》的原文，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譯文出版以後確實是填補了文革研究的一個空白。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