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與心路:從歷史見證到長期調查收集史料的動因 —劉曉笛先生訪談錄(三)RFA張敏


2018.08.28
mind828.jpg 劉曉笛與關心和幫助他的美國友人施耐德(V. Snyder)在工作室的標誌前合影(劉曉笛提供)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18,08,25)

劉曉笛:中共在信息壟斷方面,就是讓你找不到證據,你說得再多,他們不回應。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們確鑿的那些證據,包括照片、《公告》、《判決書》……他會說你是造謠,很容易被人質疑。這是我開始收集這些東西的一個初衷和前提。當然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後來也收集到很多東西。我基本上要講的話也都是根據他們這些材料來講。

 

*劉曉笛 :調查收集史料,進入公共話語系統,以記憶對抗遺忘、對抗極權暴政*

在前面節目中播出了劉曉笛先生訪談錄的第一、二兩集,今天請聽第三集。

劉曉笛先生筆名俠父,他默默從事中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收集大量原始資料,並從事相關寫作。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

談到這項工作,劉曉笛先生說:“我覺得這個工作對中共的極權政治體制有很大殺傷力。很多東西他是要隱瞞的。那些黑暗的東西、血腥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覺得叫這些東西見陽光,讓這些東西進入公共話語系統,應該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

對解構專制政體……我自己書裏也寫了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說這個歷史記憶怎麼樣去對抗極權專制,我能做的就是記憶。你做的罪惡我給你記錄下來,我覺得有很大價值。

所以我感覺到我現在做的工作不僅僅是一般的歷史研究,它和極權暴政在對抗,記憶是自由的永恆代價。

我做這個工作是爲了對抗遺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一定要堅持下去。當然這跟我個人的性格也有關係、跟經歷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劉曉笛:我的家庭不是體制受益者,也不是迫害對象。我工作最初動因是親歷故事*

主持人: “您經歷中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觸發您想到做這項工作?哪些事情成爲促使您能夠堅持做這麼多年的動因?有您的家庭,或者個人受迫害的經歷嗎?”

劉曉笛:“我們家庭沒有這方面的問題。連公安局他都想不通,我最後1993年被抓時,跟我談話的王治國是主要審訊我、管我案子的祕密警察,他說 ‘我們整天研究你,想不通。’

我父親是市裏的政協委員,高級工程師。家裏經濟狀況,我父親……一般過去的人五、六十年代掙幾十塊錢時,我父親那時已經是兩百多塊錢、將近三百塊錢工資,也負責過很多大型工程。我有一個姐姐、三個哥哥、兩個弟弟。我小弟弟28歲就是正教授,家裏我哥哥姐姐沒有一個跟共產黨有矛盾的。

他們(警察)也覺得很奇怪,‘不知道你是怎麼搞的?’要按他們的話說‘都在位子上,好像都很正常,就是你。我跟廳長也彙報過……’王治國親口講,‘我對你是有點偏愛,你看你這麼多年也碰到很多挫折,但是一直很勤奮,總是想做點事情。我們開會的時候也在討論。我跟廳長就講了‘這個人的案子交給我,我來處理。他過去受過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對政府有怨氣’。

對我說‘當然了,方勵之講的話,你一聽就入耳;雷禎孝講的話,你一聽就入耳;政府講的話,你聽不進去。因爲你對政府有怨氣嘛‘。他說 ‘這一次我跟廳裏邊講了,只要你答應不再幹你這些事情,停止你的這些活動,特別是你不能搞有組織的……’他也知道我當時有公司裏的一些職員,我給他們發着工資讓他們去幫我跑這些事情。

他說‘你只要答應這個,我們一律給你開綠燈。你要工作,我們給你安排工作;你要做生意,我們保證讓你發財。’

我說 ‘我給你只能承諾我不搞暴力活動。針對平民進行恐怖活動,投毒、放火什麼,搞顛覆火車……這個可以保證我不會幹,其它事情,我不能保證‘。我說‘你知道我現在已經40歲了。如果二十年以前你要給我講這個話,說不定我就接受了。現在我的思想已經定型了,我自己對共產黨有很深刻的瞭解,所以我不能保證。’

他後來笑,他說 ‘我也相信你這說的也是真話。’

我的家庭雖然不是體制的受益者,但他也不是迫害的對象。我父親做技術工程,自己也有點發明創造, ‘文革’中一直都沒有受過什麼衝擊。所以(我做的事)跟我家庭本身是沒有關係,主要是我自己的生活經歷比較奇怪,有很多事情也都不是我自己能夠提前設計到的。”

*劉曉笛: “文革”中看見家對面臥龍寺被抄砸、法師僧人先後自殺……*

主持人:“那就請您講講後來觸發您做這項工作的您人生經歷中特別的故事。”

劉曉笛:“我拿着初中畢業文憑,實際上我初中只上了一年,第二年‘文革’就開始了。我家對面是個很著名的寺廟,叫臥龍寺,現在那個廟還在。我從小就在那廟裏玩大的,裏面那個方丈朗照法師跟我非常熟,給我喫過糖果呀什麼,因爲我經常到他那個禪房裏去。

後來‘文革’中間我第一個親眼看到的自殺,就是他自殺了。

1966年九月份,那天正好是中午我回家喫飯,兩點多鐘,平常一般十二點左右我就回家了。一進我們那個巷子口,就看見廟門口擁了很多人,而且煙霧騰騰。

我趕緊就往前跑,圍着的都是我們那些鄰居。我就問,他們說是抄家。當時實際上在廟裏面查抄、打砸什麼根本不是現在人們理解的‘紅衛兵’,就是我們街道……當時還叫‘公社’辦事處的幹部,領着社辦工廠那些工人。因爲都在我們附近住,很多人都認識,他們主要是要佔這個廟,要辦他們的工廠。社辦工廠就是過去收那些私人房屋,房子很小,車間都很小。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他們是出於這個目的。

當時他們來的時候是講‘破四舊’。正在拆門口有個石牌樓,據說是慈禧太后給了兩千兩銀子修的,在前面印的(字)是什麼‘皇恩浩蕩、萬壽無疆’……我小時候總是在那底下作遊戲,來回跑。後來他們用那些簡陋的起吊機,把整個那些東西全部毀掉了。

又有人講 ‘出來了,出來了‘。

我不知道什麼出來了,我看有幾個廟裏的和尚……因爲其他人我不太熟悉……就把朗照法師拿牀板抬着放在三輪車上。我後來看到的資料是說他上吊自殺的,‘自縊死亡’。當時就送到火葬場火葬。靠西邊的廣場上煙霧騰騰,燒他的東西,那些佛教用品啊,書籍、字畫呀,還有很大的木魚是檀香木的,所以那香氣很大……“

*劉曉笛:童年記憶中的臥龍寺和朗照法師*

主持人:”這件事情對您的觸動是在什麼地方?“
劉曉笛:“關鍵是這個人非常熟悉。過去,死亡這些事情都是距離很遠,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朗照和尚因爲他本身是出家人,對人很和藹。小時候我在廟裏玩以後,我就到他的房子裏,吸引我的有兩點。一個就是有兩張非常大的照片,一張是他在緬甸參加法事時的留影,是合影,他在裏面我能看到,照片很大。我感興趣的是,他是在一個大象旁邊站着,因爲那時候我還沒見過大象,我說‘大象會不會咬人?’跟他閒聊。還有一張也是合影,不知道是在什麼集會上,照片上有周恩來在中間站着,他也在其中。這兩張照片每次我去都要看半天。裏面還有一個銅鑄的香爐,造型是麒麟,每一次我去幫他撿點兒很小塊的檀香點着後給他放在爐子裏,他有時從那個錫罐裏抓上幾塊糖給我……關係處得非常熟。

我甚至跟他有過這樣的交流——

我小時候看武俠小說,我總是想闖蕩江湖,想作俠客。看書看到那些英雄都騎着馬,揹着刀,我一直想要匹馬。那時候當然是小孩嘛,根本不可能。

我就聽大人說‘神仙如果同情你的話,他會給你’。我就專門跑到廟裏去,在菩薩的大像前面,在如來的大像前面,我都燒過香,也跪拜過。我說‘你給我一匹馬,不能放在房子裏邊,你就給我綁在門口的那個電線杆上,怎麼樣?’

結果每一次磕完頭、燒完香回去以後,都沒有。

我後來還專門問朗照方丈,我說‘我給如來都跪過幾次,怎麼他不給我馬?’他後來笑,說‘你要信佛啊,就是要無慾,沒有慾望。到廟裏燒香的人,不是問前程,就是問婚姻,就是問仕途,這個都不是真正信佛的’。我當時很失望。

他都願意跟我作這些方面的一些交流。”

 

*劉曉笛: 廟裏鎮殿珍藏《貝葉經》等被燒,我熟悉的朗照法師和陽泰和尚自殺,觸動我心*

劉曉笛:“ 因爲有這個接觸,所以……他死的那種方式很慘烈,爲什麼他要自殺呢?本來佛教人已經四大皆空,什麼都看通了嘛。關鍵是他廟裏邊有一些廟藏,就是它的‘鎮殿之寶’,一個叫《磧砂經》,一個叫《貝葉經》。貝葉是印度當地的一種植物,經文就寫在貝葉上。貝葉經在佛教的經典中是非常珍貴的。後來幾個懂佛教的人也給我解釋過,那是從印度搞回來的,是他這個廟裏藏的很多廟裏都沒有的,‘鎮殿’的,非常珍貴的珍藏。

結果後來街道上那些也戴着紅袖章,但實際上不是中學生,都是工人,把那些東西拉出去,後來都燒掉了。對方丈刺激非常大。

當然後來不是他一個人。第二天他們那個陽泰和尚,河北滄州人,當天晚上是上吊自殺的,第二天在他房間裏發現了。陽泰當時和我也很熟悉。他在門口每天掃地,開開門、關關門,跟我關係也很熟。這樣死了以後,對我當時心裏邊有很大的觸動。”

 

*劉曉笛:張德夫妻子之死——我困擾多年的一件事*

劉曉笛:“後來還有一些,比較多了。我就舉個例子講,都是1966年。有一天我們當時‘紅旗戰鬥隊’……跟學校里黨支部他們辦的那個‘紅衛兵’還不是一回事情……我們接到通知,到人民體育場開批鬥會,批鬥西北局當時的書記劉瀾濤。我說的這個事情基本上都是銜接的,都是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左右,後來十月份我就去北京了。

開這個批鬥大會我們去的晚了,都是中學生嘛。號稱上萬人在那兒開會,我們去的晚,一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那個會還在開。因爲人很多,司令臺上燈光很亮,大人們都在前面站着,我們實際上什麼也看不見,還是在聽廣播,批判的、控訴的、喊口號什麼的,我們根本就看不到現場。

我們就退出來以後馬上要往學校方向,往西走。有個同學就隨便說了一句,說‘(我們同學)抗美他們在那邊抄家呢,搞了好幾天了,不知道抄完沒抄完,咱們從這兒走過去看看’,是臨時一個提議,後來我們就沒拐彎,一直往前走。

一進巷子……那時候因爲都(晚)十點多快十一點了,靜悄悄的也沒有人。我就看到被抄家的那家,姓張叫張德夫,我們那兒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是抄的他家。門口的燈光很亮,院子裏燈也亮着,靜悄悄沒有人。

我就喊‘有人沒有?’沒有人應門。我後來就上臺階把那個門環拍了一下,馬上從裏面跑出來……當時年齡可能也就50多歲的一個婦女,後來我知道是張德夫的原配。

我就問她‘我們的人呢?’

她說‘紅衛兵小將都走了。’

我說‘什麼時候走的?’

她說‘就是喫晚飯的時候。’

我說‘那你怎麼還不關門休息啊?這麼晚了。’

她說‘我不敢關門。因爲他們走的時候說是去喫飯,我怕他們再回來,我關了門以後他們就不高興,我也不敢關門。’

我說‘那你關門吧,這麼晚了,他們不會再來了。我特別講了一句,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吧。’

她說‘那謝謝,謝謝!’

我就走下臺階。我們(同學)就在一塊兒回學校去。

走的時候,我還能聽見身後她關門,門環在晃動,門閂還在滑動。

回到學校以後,馬上就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突然有人敲門,進來個同學叫牛新華,很緊張地對我說‘張徳夫的老婆上吊自殺了’。

我當時驚了一下,說‘不可能吧,我昨天晚上還見了呀,什麼時候自殺的?’。

他說‘可能就是你走了以後。他兒子早上去取什麼東西,叫不開門,趴在窗子看到他母親已經上吊。他不敢動,就跑到派出所去報案了’。

搞得我當時覺也睡不成了,我心情就很壓抑,反來覆去回想那個場面。我一直都想‘哎呀,這個事情是不是跟我有關係?我當時如果不去,或者去了以後沒讓她關門,沒讓她睡覺,她會不會就不死了?’

這個事情我困擾了很多年。”

*劉曉笛:“文革”中武鬥、搶槍經歷成爲我懷疑中共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路標*

劉曉笛先生談到“文革”中他被關牛棚受審查的經歷。

劉曉笛:“我說的是1968年,我就是在牛棚裏關着,他們當時要審查我。”

主持人:“爲什麼事審查您?”

劉曉笛:“真實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在陝西省一個秦嶺山裏面柞水縣,我們當時是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正在演出,在那兒後來發生了武鬥。我也講過了,搶過槍,把我們後來包圍在武裝部裏面,槍也一直在打。最後我們沒辦法,把武器庫砸開,裏面的槍實際上都沒有槍栓,槍栓都上交了,不讓我們拿,挨着個在那房子裏面搜,後來拿的基本上都是短槍。

八十年代我再到柞水去調查這個事情的時候,他們有很詳細的統計,機槍是幾挺,衝鋒槍是多少,‘五四手槍’是多少,子彈多少發……他們都有記錄,我後來在檔案館查到。

我們是搶的槍,對方一看我們也有槍了,相持了很長時間,後來就撤退了。

我從柞水縣要回西安的時候,他們‘聯指’的總指揮張治德,他來送,一直在攔我們,說‘馬上就會有車’。因爲當時我太太、還有我太太的妹妹跟着我……”

主持人:“您太太當年和您是同學,是嗎?”

劉曉笛:對,對對。我們一班的,而且我兩個人座位連着。”

主持人:“同桌,是嗎?”

劉曉笛:“同桌。她妹妹那時候才上小學,我就怕出危險。我哥腿上還中了一槍,不是很重,後來也沒有受什麼影響。當然還有幾個人,我們後來覺着‘不行,趕緊要走’。一會兒響槍,一會兒響槍,害怕隨時可能受到攻擊,我們又沒有車。路上他們炸石頭,把山已經炸得根本就不通車。我們最後是步行。

從山裏邊步行了三天兩夜,正好是6月1日回來的。爲什麼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回到西安的當天是‘西安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所以我印象很深。”

主持人:“這件事情和您後來寫作、調查的關係連接點在什麼地方?”

劉曉笛:“連接點就是,當時他們不讓我們走的原因是要把把武器全部扣下。因爲我們拿了很多槍,後來他那個武裝部駐軍就把路封鎖住,要檢查。

我回到西安時間不太長,有一個人姓金,名字我不知道,我們叫他老金,突然跑到我家裏,頭上流着血,布條纏着,當時神情很慌張,也很狼狽。

我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他說‘你們走了以後,武裝部調動了柞水縣、山陽縣,還有鎮安縣三個縣的民兵跟他們對立的那個組織的人’圍剿他們,他是躲在山上後來被流彈把頭刺破了。

關於武鬥搶槍那個事情,從我個人的理解,它應該像路標吧。我後來對於中共主流的意識形態……或者說價值取向,我爲什麼有懷疑,或者說有反叛,我覺得那個事件,在我身上發生的這個事情,應該說是一個觸發點。”

 

*劉曉笛:“文革”中我因偷書被抓進公安專政機關*

劉曉笛先生談他在“文革”中被關進公安專政機關的經歷。

劉曉笛:“我從小因爲家庭的影響,有閱讀習慣,一直是靠自學,靠自己讀書。後來再高考什麼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是1972年8月26日,因爲一個案子被關在公安局看守所裏。在這之前,我也被工宣隊、軍宣隊關到牛棚,但是沒有正規的關到公安局專政機關裏面。1972年時,也是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在飯館裏喫飯,被鄰居認出來,打電話報警,後來把我抓起來。

那兒關的人很多,我在一排三室,裏邊關了26個人。有個叫羅興國的人,跟我年齡差不多,也都20多歲。他自己自報說,他是勞改隊長大的孩子,從小進少管所,勞教過、強勞過。

他自己講,他是老江湖了,一般關進來的人是幹什麼的,他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來。但是看我就看不透了。

他就說‘你是因爲什麼犯的案子?怎麼關在這兒呢?其他人我都能看得出來,我看不出你到底犯的什麼案子。’

我說 ‘我這個案子比較特殊,我是偷書。’

他當時有點奇怪,不理解。他說‘你是在書店偷書?’

我說‘不是,我在圖書館裏。’

他說‘那也不至於吧’,公安局那時候破刑事案子是按價值,他說‘你偷幾本書能有多大價值?案子鬧得這麼大’。

因爲他是看到我在外面打指紋,那時收集指紋是很少的,公安局能去讓你打指紋的話,一般都是大案子。”

*劉曉笛:“文革”中的讀書、換書圈子和當時很多跟“紅海洋”等很對立的社會異動*

主持人:“您是到什麼地方,偷了些什麼書?”

劉曉笛:“當時1968、1969年以後……我後來看到一些資料,知道北京也有這種情況,西安的情況我比較瞭解。以社會青年和‘知青’爲主,在西安當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紅衛兵’都打散了,1968、1969年這段時間,我們西安形成了很多很多‘圈子’。北京也有這個情況。就是很多人經常會聚在一起,中間的聯繫主要就是書,大家在一起讀書,或你把你的書借給我,我把我的書借給你,我知道西安至少有幾十個。

我舉個例子,有個作家叫王宗元,他寫過《惠嫂》,後來拍成電影叫《崑崙山上一棵草》。他也是‘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她女兒家裏面藏書很多,她也通過同學跟我們換書。

當然(這樣的人)很多了。有個叫劉安,現在人已經去世了,那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他有一幫人,都是高中生,他們那時候搞什麼經濟學、哲學呀什麼的。

我們那時候主要是文學方面的比較多。像我弟弟接觸的那些人主要是畫畫的,包括石魯的女兒、兒子,石丹、石果在一起,他們就是傳那些畫冊呀,有些相互之間寫的詩詞,你傳給我,我傳給你,寫什麼文章,基本上是以文會友那種狀態,主要是書。

有些人我不認識,但是他們會把他們圈子裏的書借給我,你一定要拿你的書去換。包括比如基督教啊,很多在那個地方傳教,我都接觸過。我不信教,但是我知道他們都在做這些工作,我到他們的現場也去看過。

當時社會上有很多很多異動,現在人理解‘文革’的時候,有時候覺得‘文革’好像就是‘紅海洋’啊,實際上有很多很多跟它那些當時很對立的社會狀況。

我講這個背景的意思,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我看過很多書,都是一夜看完的。晚飯時給你送來,第二天你八點上班,他就一定要來取,所以晚上不能睡覺,一定要看完,第二天給他,你要是中間耽擱時間,下一個人馬上就晚了,有很多書都是這樣看的。我印象……後來回想那個過程,1968年就開始有這個苗頭,後來到‘上山下鄉’以後就非常普遍。”

*劉曉笛:追蹤抄家後堆積的書,發現了被封門的圖書館——從換書到“偷書”的我們*

主持人:“後來傳書怎麼能就被抓了呢?”

劉曉笛:“因爲在這個過程中,跟我經常在一起有七、八個人,其中有個人姓魏,他跟我講,他們學校……他在當時的20中學,抄家以後有那些金銀財寶、傢俱什麼後來都運到其它地方去了。但是學校裏有兩間教室堆滿了書,都是抄家抄來的,沒人管。

所以後來我們去,因爲書都在地下扔着,堆得小山一樣。後來我就發現有一個很大的櫃子,擋着什麼東西,我們就把櫃子抬開了,發現有個門,一推就開了。裏邊是個圖書館,書還都在架子上,很容易看。我就從前面撿了一些,在後面書架上拿了一些。這就開始第一次。”

主持人:“您還記得其中有什麼類的,或者什麼書名?”

劉曉笛:“各種各樣的,古典的有《十三經》、《周易》啊這些,像西方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笑面人》、《巴黎聖母院》呀……當時我們把書裝在麻袋裏,幾個人抬着,各種書都有,我們也要把書借給別人嘛。

像‘黃皮書’,‘白皮書’啊,那些東西不一定是我們拿的,就是圈子裏不斷在傳看。當時動因就是你借書不好借嘛,因爲你不借給別人,別人也不借給你。後來我也有一些畫冊送給我弟弟,他就換的有……到最後都不止是西安了,有些外地畫畫的人都跑到西安來找他,要看那些……比如俄羅斯的像列賓呀……這些人的畫冊,當時都很難看得到。”

 

*劉曉笛:追查政治含義書——極端違禁品,有人爲《推背圖》被抓、被刑訊後自殺*

主持人:“您被抓、被關進去後,難友羅興國知道您是偷書被抓的,還被打了指紋,他是什麼反應?”

劉曉笛:“因爲打(指紋用)那個油墨嘛,我要在水池邊洗手,他看到,說‘怎麼還叫你’……監獄裏把那(打指紋)叫彈鋼琴……‘怎麼還彈鋼琴’?意思‘有什麼大案子?’

我說,‘不是,現在偷書的事情他們是放在其次,因爲那個很好落實,圖書館的書都有藏書章,一看就知道你在哪兒偷過。這個現在倒不是主要問題。主要是他把案子基本上肯定了以後,馬上換了提審員,提審的計劃也不一樣,也不到訊問室。

他就把我叫到一間跟家庭住家戶……裏邊有雙人牀啊,竈具什麼,就跟一個住家一樣。叫我到那個房間裏,然後叫我坐在沙發上,還給我倒點水。有一個專門主審我案子的,拉了個藤椅坐在我面前。

我那時候已經多少有點經驗了,我知道他問的那些問題都是比較一下直衝着要害的。他們後來問我,‘怎麼圖書館裏邊那麼多的書,爲什麼你單挑這幾本書?’

因爲當時我們相互之間換書,他們後來抓的也不是我一個人。有一些書是當時極端的違禁品。因爲當時根本什麼書也不讓看,他們特別注意,包括布哈林寫過《被背叛的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還有吉拉斯的《新階級》……對這些書查得非常緊。

當然那時候我們也看包括《紅與黑》……西方的那些名著。

他一直是在追查那些有政治含義的書。特別最後我才清楚,他們是追查一本書,叫《推背圖》,就是隋唐時期,李淳風和袁天罡……他們是兩個道士,寫的那個書。現在我看到把那叫‘預言書’,實際上就是跟過去那些測字呀、算卦嗯,圖讖這方面的書(似的)……當時社會上流傳,就說這個書可以推算出共產黨執政多少年。

就在那個時候,出了林彪事件,社會上各種各樣傳言,因爲這個書……我知道有一個人叫白大關,他是個回民,傳過這書。後來被人揭發,結果就把他們當‘反革命集團’,後來在監獄裏被刑訊、被打以後,他上吊自殺。”

 

*劉曉笛:獄中的對話與約定*

劉曉笛:“我把情況告訴羅興國以後,他就奇怪‘看書嘛,有幾本看就行了,你要那麼多書幹什麼?’

我當時因爲不好解釋,隨口說了一下‘我是因爲自己以後要寫書,不看很多書怎麼能寫?’

因爲我特別是在上初中以後,看過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書,很多人寫書實際上都是寫自己的生活經歷。有些跟當時的政治有關係,有些人就完全寫自己個人生活,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就有這想法‘以後年紀大了,自己也有生活經歷了,我也要寫書,把我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上初中時很朦朧的,但是有這個想法。

他問‘你寫書寫什麼東西?’

我說‘就是寫我個人的經歷吧’。

他說‘會不會寫咱們號子裏邊啥事?’

我說‘也可能吧’。我講這些話都是隨口的。

結果他很認真‘那你能不能以後寫的時候把我也寫到書裏面去?’

我說‘我不瞭解你啊。’

他後來給我講過很多他在監獄裏邊的見聞,包括那些黑幕,很血腥的那些東西。我後來在作調查的時候,通過其它途徑,又證實過他講的那些話,裏邊有好多都是真實的。

這話題是從這兒引起來的。他問我‘你知道不知道美國有個作家歐.亨利,他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叫《二十年後》?’

這篇寫兩個美國人年紀很小就在一塊兒,關係很好,他們住在紐約,後來要分手了,各自要忙自己的生活去了,有一個要到西部去。他們分手時約好‘二十年以後咱們再回到這地方來相見,看看二十年以後我們都成了什麼樣’。

二十年後他們兩個人真的都去了。相貌已經變了很大,身分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一個是警察,一個是罪犯。而且這個警察是奉命……芝加哥通緝他這個朋友,要讓他去抓。他後來已經認出來確實是他,但是他不忍心抓,他後來就去報了警,讓另外的警察抓了他。進看守所時遞給他一個條子,說‘我已經認出來了,你就是我那個朋友。

故事情節很簡單,短篇小說嘛。

他(羅興國)後來就對號子裏邊……就是我們一起關的26個人講了這話,他說‘二十年太遠了,我們定個十年,今年是1972年,劉師傅你進來的時候是8月26日,咱們到十年以後,就是到1982年的8月26日,咱們找個地方,大家聚一下,看看那個時候咱們都變成什麼樣子了’。說‘如果你只要是自由着,或者你只要是沒有死,大家都要去’。

當時,說老實話,都是當開玩笑,沒有把這個事情當真。”

 

*劉曉笛:十年後的履約與爽約——觸動我在“大牆文學”時代開始曾經計劃的寫作*

劉曉笛:“但是在我心裏邊回憶起來那些生活時,有時候會想起這個事情。所以到了1982年,真是到了那天8月26日,我們當時約的是報話大樓,四面都能看到的那個大鐘表。每天都要報《東方紅》,報時嘛。我們在號子裏邊什麼也聽不見,根本不知道時間。完全都是聽那個大鐘表在響,就知道是幾點了。基本上西安市裏邊都能聽得到。

我後來就專門到他約的那個大鐘表下面去,到那一天我真去。本來那個地方比較偏僻,結果誰知道那個時候已經成了一個集郵市場,人很多。我在那裏邊找了可能有一、兩個小時,反正一個人也沒找到。

就是因爲這個事情觸動了我。十年以後我突然想起來 ‘我當時不是跟人講過,說我以後要寫書嗎。因爲在這個過程中間,我確實是根本沒有寫。雖然有時候我不寫日記,但是我會記些‘大事記’,有時候我把一些外出的票據什麼都會粘貼起來,就是以後記的年月日時間啊什麼的都有點根據,包括保留一些信件,都有。但是我自己當時是沒有寫的。

後來我就想‘我現在應該開始了’,當時對我有這麼一個觸動。

這段歷史你也都知道。當時不是有‘傷痕文學’嗎?包括叢維熙、張賢亮他們的‘大牆文學’,寫監獄的一些情況。在過去都是沒有的。當時我看了遇羅錦寫的《冬天的童話》,她自己也寫過她在監獄、勞教所的情況……我覺得現在他們公開都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應該不成問題了。”


*劉曉笛:寫的過程中發現,我認爲了解的親歷事,實際自己根本不瞭解,須深入調查*

劉曉笛:“我列了個提綱,就說是到底寫什麼。當然我寫監獄那段經歷,那對我刺激非常大,裏邊有很多……說老實話對我的人格塑造都起了很大作用。我列了些提綱,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實際上當時就是寫‘文革’。因爲‘文革’時我才十五、六歲,那時候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記憶,也有了一定的判斷能力。不像以前‘大躍進’啊什麼那些,片片段段我能記住,但是連貫不起來,有些問題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想要寫的這些非正常死亡個案,都是我自己直接或者是間接知道的,當時是一個重點。

但是寫的過程中我發現……實際上我認爲我自己非常瞭解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我真正要寫時,發現實際上我根本不瞭解。我要寫這些東西,必須要去作一些調查。

比如朗照法師,我知道他怎麼去世,但是他俗名叫什麼?哪一年出生的?他在信佛法前、信佛法後他的家庭情況……這些我當時完全不瞭解。我是想把他個人的狀況瞭解一下。

我也看了上百本別人寫的各種自傳,包括西方人寫的自傳。

我的自我期許就是希望我寫的這些東西見證性很強,希望我經歷過的事情,最好我自己能作些調查,瞭解得更深一些。”

劉曉笛先生又談到困擾他多年的“文革”中張德夫妻子之死。

劉曉笛:“ 到1985、1986年,我和她的兩個兒子光榮、光正認識以後,特別她那個大兒子,我也跟他講這個事情。

他後來說‘曉笛你別背這個包袱,跟你沒關係’。他說‘我母親當時……把她掛著牌子,又是遊街啊什麼呀,追着她要什麼金子、銀子,要什麼現金……她根本交不出來。那個時候她要死的念頭已經有了,你去還是不去,她都會死的。

但是我心裏邊老是覺得這個事情跟我有點關係。後來我就問他‘你能不能找一下你母親的照片,給我兩張?’

他說‘沒有。家裏被抄家你也知道,能燒的東西都燒完了‘。

我說‘你母親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家戶口本後來都找不着了。他知道他母親都沒有正式的名字,就是他父親的姓在前面,他母親的姓在後面,就叫張陳氏。他根本回想不起來他母親有什麼值得記述,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說的這些故事,大致上就是因爲有這些原因,所以我回想要寫的時候,對我自己心裏邊有很大的觸動。”



*劉曉笛:兩件事提醒我——收集原始證據資料,拿到中共文件和各種確鑿證據說話*

劉曉笛:“開始收集這以後,有兩件事情對我是有點提醒。

一件事,當時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去一個縣的檔案館。我知道那地方發生過什麼事情,但是沒有任何材料,看看在檔案館裏能不能查到一些。

先看的《地方誌》,裏邊根本看不出來任何問題。他寫的1970年‘一打三反’,就是‘1970年3月X日,本縣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就是這一句話。

他給我拿出來的,說能看的就是可以公開的那些文件,跟我要調查的事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從他那個目錄裏我找到一份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之間,當時他那個縣只有六、七萬人口,曾經破獲過129個‘反革命集團’,有列表,沒有內容。

我說‘你幫我把這個目錄複印一下’。

他說‘不能複印,不能拍照,不能抄錄……我跟你說了半天你還沒聽明白嗎?實際上 就是不讓看。你要講的話,都沒有根據’。這是對我一個提醒。

後來我看一個報告文學,就是寫李宗仁回國的。是全國政協的一個工作人員寫的,叫《歸來》。裏邊涉及到共產黨中央調查部到美國、到歐洲,包括在卡拉奇把李宗仁……策劃一直到送回去,就是寫那個過程。

裏邊寫到很多調查部在國外的那些祕密據點,在外面的活動……這個書正式出版以後,調查部的部長、副部長羅青長和王捃非常生氣,就把這個記者叫去說‘你怎麼亂寫?國家機密嘛,你怎麼能寫出去?’

後來記者就說‘我調查過程中間、在採訪過程中確實接觸過很多國家機密,我是篩選了再篩選。我現在寫到書裏邊的,全都是國外的那些新聞機構早已都報道過,而且在《參考消息》上都登過,沒有報道過的我沒有寫一點。’

羅青長就指著他說‘你還得意呢!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外電報道再詳細,只要我們不說,他就永遠是‘謠傳’,就是‘傳言’,他沒法證實。你這樣一登的話,你現在是代表全國政協的,就等於是把他們在外邊的那些猜測全部證實了’。

這是他自己後來寫的他寫這個書的過程。

後來我就想到兩點,一點就是他們現在在信息壟斷方面,一方面就是一定讓你找不到證據,你就是說得再多,他們不回應。所以你如果拿不到他們確鑿的那些證據,就是他們出示……比如包括什麼照片呀,《公告》呀,《判決書》啊,法院裏面當時編輯的那些案例……所以我後來開始收集這些從共產黨他們自己那些政府部門,特別是政法部門,就是所謂‘專政機關’的那些文件……如果你拿不到這些東西,他都會說你是造謠,就證實不了,很容易被人質疑。

這是我開始收集這些東西的一個初衷和前提。當然這個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後來也收集到很多東西。

我基本上要講的話也都是根據他們這些材料來講。”

 

聽衆朋友!以上您聽到的是對多年從事共產主義受難者調查的現在美國的劉曉笛先生專訪的第三部分。在以後的“心靈之旅”節目中,請繼續收聽其後部分。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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