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200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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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備忘錄第十七集)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08,09,06)


*8月5日家祭卞仲耘*
        
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播出了在文革中最早被學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學校長卞仲耘遇難四十二週年8月5日紀念節目――“抗議與祭奠”。
        
1966年,卞仲耘是當時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那時這個學校沒有正校長。這所學校現在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今年8月5日,卞仲耘遇難祭日,卞仲耘的丈夫、八十七歲的王晶垚先生在北京家中,和前來的朋友祭奠了卞仲耘校長。
         
日前王晶垚先生再次接受我的採訪,從今年8月5日的祭奠談起。
         
王晶垚先生:“唉!是這樣,北京辦奧運,交通嘛,一般人很少出來,有朋友來看望,而且獻花,照片你們看到了嗎?(已上網)”
*王晶垚先生抗議:實驗中學校慶宋彬彬成‘榮譽校友’*
          
2007年9月9日 ,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九十年校慶。12月22日,王晶垚發表致該校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信中就該校九十年校慶,將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當時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評爲九十名“榮譽校友”之一表示抗議。
        
關於1966年8月18日發生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事情,請聽當時紀錄片片斷:
      
(插播)“< 羣呼>‘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 廣場音樂>‘大海航行靠舵手’< 現場解說>‘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主席說‘要武嘛!’< 羣呼 >‘毛主席萬歲!’...<現場解說>‘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桿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什麼也不怕。’< 衆狂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毛主席!’...”
        
王晶垚先生在他的公開信中,回顧了卞仲耘校長遇難,以及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紅衛兵後,北京(官方統計)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公開信要求實驗中學撤銷宋彬彬榮譽校友稱號,讓青年學生認清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王晶垚信中表示,等候袁愛俊校長的迴音。

*王晶垚先生:對公開信置之不理,袁愛俊成奧運火炬手,不能容忍*
       
王晶垚先生說:“國內外輿論界、文化界對他們這次校慶的作法反應很強烈。我寫公開信提出強烈抗議,現在他們居然置之不理,毫無迴音,有關方面也沒有任何表示。到現在我仍然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有關部門,以及有關政府部門對這樣的重要事件應該表態,這就是我在卞仲耘校長慘遭紅衛兵殺害的四十二週年,表示我最強烈的抗議。”
        
王晶垚先生還提到:“北京奧運的火炬傳遞,袁愛俊傳遞火炬,這意思就是說,有關領導對她違抗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這樣的倒行逆施行爲,不但不加以干預,還容忍支持她大張旗鼓同黨中央決議對抗。不但沒加制止,而且在奧運期間反而對她進行張揚,加以鼓勵。這是不能容忍的。我準備提出書面意見,向有關方面進行投訴,表示抗議”
     
*王容芬女士:8月5日這一天不能忘啊!* 
       
王晶垚先生還談到:“王容芬在卞仲耘遇難四十二週年時的文章你看到了吧?”
       
他這裏提到的8月4日王容芬發表的文章題目是《紅八月祭》。
       
今年1月12日,也就是王晶垚先生髮表公開信後二十天,居住在德國的的學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聯網上發表一封致胡錦濤的公開信,題目是《敦促胡錦濤給文革結案,懲處反人類罪犯》,至今也無迴音。
        
現在在德國的學者王容芬四十二年前二十歲,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學生。她給毛澤東寫信抗議文革,以後坐牢十二年。
        
我就《紅八月祭》一文和1966年8月5日卞仲耘遇難採訪了王容芬女士。
        
談到8月5日這個日子,她說:“這一天很自然地蹦到我日曆上,這一天不能忘啊!因爲這是一個恐怖行動的開頭。從這兒以後就剎不住了,加上毛澤東再一‘揮手’,一‘要武’,公安局...那時候公檢法還沒有倒臺,他們統計出來的數字,僅僅一個月時間,死在紅衛兵皮帶底下的已經是1,772個人了。
        
所以,這個日子不能忘。不止是紀念遇難的卞仲耘校長一個人,也是紀念1,772個無辜死了的人,紀念在整個文革中遇難的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就寫了《紅八月祭》,記這個恐怖行動的開頭。
        
更讓人悲憤的是,這個恐怖行動到現在沒有結個案,沒有結個帳,沒有個了,而且當年恐怖行動的那些主角,今天還活躍在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舞臺上。”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校長“八.五”遇難簡要經過*
 
校友王友琴的尋訪與記錄――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中),她在該校經歷了文革。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王友琴採訪文革經歷者和受難者家屬,2000年建立了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2004年出版了五十二萬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記載了659名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長、記述最詳盡的。
8月5日前已有暴力事件――
        
王友琴博士談卞仲耘遇難經過:“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學已經開始發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經有紅衛兵學生用民辦訓練的用的木槍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長鬍志濤。
墨汁澆頭,被鬥跪高臺――
         8月5日那天上午,當時掌管學校的革委會就通知了已經在所謂‘勞改隊’裏的卞仲耘、胡志濤、梅樹民、劉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訴他們當天下午要鬥爭他們。
        
實際開始的時間是下午大概兩點時。高一的一些學生先開始,然後其它一些班級學生參加。在學校的操場和宿舍樓前,有人拿來墨汁,澆在他們的頭上。也有人拿來簸箕,把他們遊街,要他們一邊走一遍敲簸箕說‘我是牛鬼蛇神’。。。然後把他們揪到鍋爐房側面一個高臺上,讓他們跪在那裏,就喊打倒這些人。
釘棍毆打,挑土“勞改”,遭開水燙――
        
然後,把他們揪下來,有人到學校的木工房拿來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邊有釘子,接着就把他們幾個人。。。特別是把他們三位女老師,帶到了學校的小操場,那兒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們挑土,進行所謂‘勞改’。當時把土筐裝得非常滿,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來,她們就打,而且用有釘子的棍子打,看見的同學說,釘子打在肉上,就看見血很快從那小洞洞裏湧流出來。
       
梅樹民和劉致平兩個男老師被押送打掃男廁所,他們和三個女老師就分開了。這中間,有人去鍋爐房拿過開水來燙他們。
卞仲耘昏倒被踩臉,大小便失禁,瞳孔擴大未送醫――
        
卞仲耘從小操場又被押送到學生宿舍樓一樓的廁所,讓她打掃廁所,這時候她已經站不住了。然後她又被拉到宿舍樓門口,昏倒在門口的臺階上。這時候還有人往她頭上扔東西,用腳踩她的臉,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濤副校長曾經也被拉到那個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經擴大,她說‘這個人已經不行了,應當送醫院’,紅衛兵不聽,把胡志濤推到一個屋子裏,關在那兒。
學校對門是醫院,天黑才送早已死――
         
後來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個垃圾車上,送到了校門口。學校的對面就是醫院,但是她們說,送過去影響不好,所以把她的身體放在學校門邊。一直到天黑時,才推到對面郵電醫院,醫生說已經死了很久了。
        
這就是那天下午的簡要過程。”
*王晶垚先生:預感危險,8月5日早上夫妻握手告別*
        
王晶垚先生回憶1966年8月4日、5日兩天。那時候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他說:“當時在共產黨鼓動下,成立了紅衛兵,打死校長的暴行,紅衛兵中間高幹的女兒作爲骨幹,領頭殘殺自己的校長。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長就告訴我,她們當天下午已經開始遭受到紅衛兵的威脅和毆打,當時情況很嚴重,非常危險了。我跟她講‘感覺是由紅衛兵在管理學校,很危險,你是不是暫時走開?比如回到故鄉農村暫時迴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離開,這些紅衛兵就有了藉口,更證明她有問題了,所以不能離開。而且她也預料到有生命危險。”
        
主持人:“她離開家時的情況您還記得嗎?”
        
王晶垚:“我記得。因爲我們兩個人分住兩個房間,她起得早一點,她就走到我的寢室,告訴我要走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家保姆勸她‘你不要去了,感覺很危險嘛’,她說,還是要去。
       
臨走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就不約而同的握手告別。”
*王晶垚先生:8月5日前後三天,接連死三位同我有關的人*      
       
主持人:“通知她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言詞使她意識到危險很大?”
       
王晶垚:“現在有人記得有過正式預告,通知說第二天要鬥爭你們。現在有個當時的同學,一個作家,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集體謀殺》,她出過一本書。說‘卞校長的死刑是她一進學校大門的時候就開始執行了’。
        
這裏要聯繫起來看。我在我的單位已經是革命對象了,8月5日上午我進我單位的時候,我們三個老幹部已經被造反的人劃定爲‘小三家村’。說我們三個老共產黨員要同他們造反派爭奪權力,這是加在我們頭上的陷害語言。我們之中一個人,頭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園’,喝‘敵敵畏’自殺死了。但當時(單位)沒宣佈,我們正在開會。自殺者叫祁式潛是國民黨高官、考試院院長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後一眼,是他4日下午從單位出去的時候,我進大門。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長被他們殺害了。再過一天(6日),過去《大公報》的名記者劉克林、我的大學同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跳樓自殺。”
         
主持人:“是不是劉自立的父親?”
         
王晶垚:“對,對。同我有關的,(三天)就死了三個人。我回家(5日)的時候,還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長消息是幾點鐘?”
        
王晶垚:“八、九點鐘。”
   
主持人:“您怎麼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後,女附中人事幹事、總支辦公室幹部趙桂英從醫院打電話給我,說‘卞校長受傷了’,實際上是不在了。九、十點鐘,我帶着孩子趕到醫院。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受傷以後救治無效’,實際早在學校已經完全被打死了。這個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講得很具體。”
*林莽先生:聽到嚎叫,見遊鬥被墨汁塗臉的人們*
        
我採訪了現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他說:“我九十二歲了。當時我就是個‘右派’嘛,還在勞動,‘學校專政’二十幾年,我被劃成‘一類右派’,勞動教養,送到茶澱勞改,餓死過去救轉來,這樣纔回到單位,是作爲病號回來的,就在資料室、圖書館。
        
8月5日那天,聽到外面鬼哭一樣嚎叫。我一看,外面人排成隊,第一個是卞仲耘,第二個是胡志濤,校領導,其他幾個是教務主任,副校長啊,劉致平等人。那個情況實在。。。我們歷史上幾千年。。。今後怎樣我很難說,搞成這樣一個精心策劃的場面――卞仲耘、胡志濤,她們的臉用墨汁全塗黑了,就看見眼睛和牙齒。嘴巴還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我是走資派!我該死,我該鬥!。。。’每個人都這麼喊。卞仲耘手上拿着掃地裝垃圾的鐵簸箕,胡志濤拿着個臉盤,另外還給他們個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斷捱打,就是因爲要他們聲音大些,嚎,喊得不夠響就打。他們就拼命鬼一樣嚎叫,不停捱打。
        
這時,其實已經在大操場我沒看到的情況下已經批鬥過了。批完遊鬥,游到後面小操場上來。”

*林莽先生:被學生踢打,終於倒下的卞仲耘校長*
         
林莽先生回憶:“打來打去,下午終於倒下的是卞仲耘,因爲卞仲耘比較胖一點,打她最厲害。因爲她是學校的書記,又是副校長,人都已經倒下了,紅衛兵踢她,說‘你裝死’,讓她起來,當時起不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就再踢。。。
       
這些紅衛兵就在這一、兩天之間,變化很大。過去沒有哪個穿草綠色軍服,還箍了個紅衛兵袖章,腳上過去也從來沒見過一下都穿那個翻皮軍用皮靴。用穿着軍靴的腳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林莽先生:“勞改”捉弄與折磨*
        
後來紅衛兵打累了,就改個辦法‘勞改’,發現有一堆磚,還有沙,就捉弄他們。讓他們把磚搬到這邊來,搬完再搬回去,來回折騰。
        
這時卞仲耘還倒在地上,她稍稍甦醒一點點,還重新慢慢爬起來,她也想來幫助,就走不動了。這時我就沒再看了,因爲我還要打掃廁所去,這邊情況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掃完廁所,紅衛兵又來叫我,這時已經過了相當長時間,跟着她們到了女生宿舍。因爲她們讓我平時打掃女生宿舍廁所,掃把什麼東西我知道在什麼地方,宿舍樓廁所外間是盥洗室,裏間是廁所,我到那裏發現她們已經把卞仲耘弄到這兒,她沒倒下,但也站不住,扶着靠着牆。讓我遞笤帚給她,讓她打掃,她還沒接住我遞的笤帚,倒下來。一倒下就再也沒爬起來。
        
這時,紅衛兵到盥洗室裝了一臉盆水,朝她頭上潑過去,潑得她一身是水,還不能醒。這時我跑開了,沒有心情看一個人受難,我又回去了。”
*林莽先生:目擊口吐白沫和死亡的卞仲耘校長*
       
林莽先生說:“沒過多久,又來叫我。這次是在女生宿舍樓中間對着操場的門臺階上,已經挪到外面來了,卞仲耘躺在那裏,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還沒有完全死,她的眼睛還翻動,說不出話了。女紅衛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來,放到平板車上。
        
我就抬,她兩腳上的鞋子、褲子都溼透了。
        
就在我把她兩腳剛剛抬起的時候,一抬頭,很多女紅衛兵、學生都在圍觀,她們爲什麼還哈哈哈哈笑?我忽然間明白了,我不是個右派嗎?讓個活着的‘右派’,抬個快死的‘走資派’,她們覺得好笑。這時我突然感覺恥辱、憤懣、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當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兩腳放下來。結果有穿着軍靴的腳朝我後腿上猛踢了一下,沒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後校工老白他們怎麼弄上車去的,抬到後面小操場廁所的門口,有棵樹,我還要在廁所幹活,才發現卞仲耘在樹底下,這時已經完全死了,身上蓋了大字報,大字報上還放了個長笤帚,這是我當時看到的情況。”
  
主持人:“當您看到大字報上壓着笤帚的時候,是大概幾點鐘?”
        
林莽:“相當晚了,大概三、四點以後。她後來的情況我不知道了。”
*陶洛誦女士:那天特別特別熱,他們跪在高臺上*
        
現在旅居澳大利亞的作家、原師大女附中高中學生陶洛誦回憶1966年8月5日下午。她說:“卞仲耘捱打是那天在操場上,天特別熱特別熱。紅衛兵讓他們一些人跪在那個高臺子上。反正我對卞仲耘、胡志濤、梅樹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別深,因爲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實際是一種抗議。幾個紅衛兵提着棒子在臺子上,後來那些我就不知道了。白天看見這一幕,我想‘壞了’,因爲我母親是教師,打人風一開始,回去我跟母親一說,母親說‘前景不好’,因爲高幹子弟他們這種行動,有什麼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會,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邊的支持和指使的。”
*當年在校一高中學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動了沒人管*
        
一位現在在北京已經退休的當時師大女附中高中學生說:“那天我到學校去的時候,看到一隊紅衛兵押着卞仲耘他們幾個人,掛着牌子彎着腰,往前走,遊街一樣的。她們就在後邊扔糨糊瓶、爐灰,往他們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裏發抖,覺得她們怎麼這麼狠毒,這樣打人,這樣折磨人,我心裏根本就不覺得他們是什麼‘反革命’,是什麼壞人。
         
後來我就和我們出身‘右派’什麼的幾個人,找了個特別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沒人去的地方待著去了。後來等我們出來的時候,看見操場上沒人了,卞仲耘一個人躺在操場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動了,沒人管。”
 
主持人:“那是幾點鐘?”
        
答:“記不清楚了,過後聽說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麼折磨,給折磨死了。”
*王晶垚先生:卞仲耘遍體鱗傷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當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醫院。
         
日前王晶垚回憶說:“女附中對面的郵電醫院。在場的就是七個人,宋彬彬、劉進。。。我有名單,這名單現在網上已經有了,就是當時他們叫什麼委員會負責的,掌權嘛。剛一上來,他們很慌張。後來名單是我要他們寫的,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我的四個孩子也去了,他們讓我的孩子在另外一個房間。我大女兒當時大學一年級,在中國科技大學,二十歲,學校通知我的時候,我們先到醫院,後來才通知她從科技大學趕到醫院的。二女兒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師大一附中。老四,女兒在師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長那年多大年紀?”
        
王晶垚:“五十。”
       
主持人:“您當時見到這幾個人,讓他們留下了名字,這時候您見到卞校長遺體沒有?”
        
王晶垚:“見到了。”


主持人:“是什麼樣子?”
        
王晶垚:“遍體鱗傷,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還睜着的。在毆打過程中,有女生踢她頭、身上、手。還有個學生到最後站在她頭上。我們看的時候,她的臉上、頭部有傷。後來到了醫院太平間、臉上就發紫黑色。到了火葬場,9日火化之前,她的臉全部變紫黑色了,那真是慘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爲孩子們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兒找一塊大手絹,把她的臉蓋上。照片上臉蓋着布。”

*王晶垚先生:當時買相機拍照,存照片遺物至今*
        
王晶垚先生當時買了照相機,照下了很多照片、連同卞仲耘校長的遺物保存至今。
        
關於卞仲耘校長死後情況,王晶垚補充說:“到醫院以後,看她遺體的時候,她上身的衣服就沒法穿了,就給剪開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王友琴博士:8月5日,非常重要的一天*
        
談到卞仲耘校長遇難的1966年8月5日,王友琴博士說:“我想,這一天不但對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歷史上,特別是在這樣大規模暴力事件發展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爲在這一天,是北京第一個發生的紅衛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當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來辦公室等等都已經來學校,知道了這個事情。而且當時學校革委會的負責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飯店,當面向當時北京第二號負責人吳德彙報這個事情。可是沒有人來制止這樣德暴力行爲。
          
所以在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發生了第二起打死老師的事件。
*王友琴博士:毛澤東“八.一八”接見,對宋彬彬說“要武”*
        
在1966年的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他們有非常著名的談話,然後她就改了名字叫‘宋要武’。
        
8月5日這天,在整個暴力迫害中起的作用當然非常明顯。毛澤東他了解這些,其實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爲在他發動文革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後來8月8日的‘十六條’裏邊,都講的非常清楚‘這個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分子’。
        
我們從北京死亡的人的日期來看就非常明顯,‘八.一八’之後,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從一位數變成兩位數,從兩位數變成三位數。
         
另外在女附中當時,有二十來個老師和職員在勞改隊裏,除了被強迫勞動以外,還遭受各種污辱,也包括毆打。比如政治教員楊震,就曾經被打得昏死過去。林莽兩次被提審,都是被打、罰跪,在第二次以後,他決定自殺,已經寫好自殺的信,貼在牆上,然後他去拉了電燈。可是電燈泡炸了,他沒有死。然後他改變了主意,活了下來,今天他還能爲這個歷史作證。
       
北京是一個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這樣殘酷的的事情,就是用一些當時年齡從十四歲到十九歲之間的青年,用拳頭、棍棒把大概是兩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野蠻和殘忍。”

*王友琴博士:女附中,毛澤東兩個女兒的學校*
        
王友琴博士指出:“  這個學校有個特點就是有非常多的高幹子弟,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中學的學生(1966年前已經畢業離校。)
       
特別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時候,學校的幹部子弟大概佔了百分之五十。我們也看見紅衛兵運動就是在這些高幹子弟集中的學校最早開始形成的,這也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事實。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這樣子的。
        
我們可以看見在北京,在北京大學附中、清華大學附中、師大女附中。。。這些最早成立紅衛兵的地方,他們的領導人都是一些高幹子弟。他們有內部的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文件和方向,他們也以‘革命的主導力量’自居,這兩者的結合,使得他們在那個時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沒有道歉和懺悔,受難者家人還在恐懼中*
       
王友琴說:“當然非常遺憾的是,一直到現在,他們中間的幾乎沒有什麼人,對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談不上懺悔。
        
我是想,這已經是四十二年前發生的事情了,可是直到現在,這些受難者們的事情,還沒有得到清楚明晰的記載,他們的家人還感到非常大的壓力,很多人還生活在恐懼之中,這是應該改變的。”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後――是譴責記載,還是當光榮炫耀?*
       
王友琴表示:“雖然這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情,爲什麼我們還要來說呢?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對這樣一個事情,如果我們不譴責、不記載,那就等於接受這樣一些東西,而事實上可能有一些當年的參與者們,也還抱着這樣的看法,所以也纔有不久以前,在實驗中學(師大女附中)校慶的紀念會上,還把宋彬彬給毛澤東帶袖章的照片當作學校的光榮來張貼和炫耀。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假如我們到現在還認爲,殺死校長是一種光榮,那麼今天怎麼可以有我們現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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