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新書《我家》(2001年3月3日)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報道2001年3月3日)

2010.03.11


遇羅文是遇羅克的弟弟,很多經歷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會記得遇羅克,他因爲撰寫《出身論》於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公審大會後被處決,那一年他才二十七歲。遇羅文在文革期間曾與牟志京和王建復等人一起在北京創辦了《中學文革報》,刊登了遇羅克的《出身論》等文章。遇羅文和他的家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四口人共五次坐過監獄。遇羅文最近出版了他的新書《我家》,講述了家人的命運。記者採訪了住在北京的遇羅文先生。

       主持人:《我家》這本書出版後受到關注,您爲什麼要寫這本書?您想告訴讀者些什麼?
      遇羅文:我寫《我家》着重寫遇羅克,爲了告訴那些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或者提醒那些雖然經歷過,但是很健忘的中老年人,他們現在還很懷念過去,比如
懷念毛澤東。我想在《我家》這本書裏以我切身的經歷告訴人們,過去是什麼樣,那時候有沒有民主和自由?尤其到今天,那些宣傳媒體極力迴避的文革,到底是什麼樣?它是突然發生的?還是幾年前就營造了一種適宜的環境?我在這本書裏沒有,或很少下結論,我儘量用一種平和、客觀的口氣敘述我個人和我一家人的遭遇。我當然也沒有指望通過我的這一本書就能對中國大陸幾十年的歷史給予總結,但是我希望和我有同樣願望的作者也能寫出越來越多的回憶文章,這樣就自然會對那段歷史有了一個鮮明的總結,因而人們也就能夠知道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如果因爲我們的努力,避免了過去的愚昧,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另外,我很希望年輕人成爲我這本書的主要讀者,我在書中用了很長的篇幅寫了我的知青生活,而且這是我最得意的一筆,因爲我知道,許許多多的知青在前途無望和惡劣的環境下,往往很消沉,當然就談不上生活的質量了,而不去奮鬥,反過來他們的生活質量就會更差,甚至還不如拖家帶口的當地農民。我當時的處境可以說是夠糟糕的,我遭受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所沒有的那種政治壓力,但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居然也能在苦中尋求一點快樂。我後來成了我們村裏的首富,而且還自己辦起了工廠,我認爲這主要得益於我母親的樂觀向上,還有我哥哥的奮鬥不止的精神。

         我非常想通過我的經歷說明這樣一個問題:無論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都不要喪失進取的信心,努力了,也許達不到目標,但是總還有一線希望,可是如果不努力,就肯定永遠達不到目的。

        有人說過,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而每次運動都會造成大量的冤案,使無數無辜的人慘遭磨難,以致全國民不聊生,假如允許作統計的話,造成的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程度一定是觸目驚心的,這還不包括難以計算的、對人心靈上的傷害。一般而言,一個家庭不可能歷次運動中都成爲被迫害的對象,我們家算是遭遇迫害夠多的了,但是也有幾次重大運動與我們家沒有多大關係,比如土改、鎮反、四清等等,所以我們家沒有人在這些運動中喪命或坐牢,但是難免有恐懼之感,因爲一個無足輕重的理由,照樣可以把你變成下一次運動迫害的對象,我想大多數善良的人也都會有同樣的想法,我認爲,這就是當權者發動運動的目的,這是一種統治人民的方法。

         畢竟我們家被迫害的次數和程度還算比較集中,我認爲我們家的遭遇是中國億萬家庭的一個縮影。本來《我家》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億萬中國家庭的縮影”,但是在書出版的時候給刪掉了,也許出版社認爲這有點刺激性。我認爲,正是因爲我們家的這種遭遇,《我家》這本書很受讀者的重視,書剛問世,北京地區就有十幾種影響比較大的報刊發表了介紹和書評,有兩家電視臺採訪了我,有一家雜誌想要連載我的這本書。按照出版社的說法,這種反應算是比較強烈的。一個網上書店很長時間都把這本書列爲暢銷書。最近,我聽說《廣州日報》的“讀者評選三本好書”欄目,其中就有《我家》這本書。

         主持人:能不能介紹一下在《我家》這本書中涉及到的您的幾位家人的命運?

         遇羅文:我們家經常生活在一起的有七口人,我的姥姥、父親遇崇基、母親王秋林、哥哥遇羅克、姐姐遇羅錦、我(遇羅文)和弟弟遇羅勉。

         首先談談對我哥哥的看法,在我們家的成員中,我最敬佩的就是我哥哥遇羅克,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他寫的《出身論》,這篇文章發表在我與人合辦辦的《中學文革報》上,讓數百萬人能夠讀到這篇文章,當時在全國影響比較大,之所以影響大就是因爲它反對“血統論”,而當時文革的時候,“血統論”又特別盛行。在文革前,“血統論”就壓制了無數的青年,讓他們抬不起頭來,使他們感到沒有希望。到文革的時候,可以說“血統論”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因爲出身問題使很多人死於非命,所以,遇羅克能寫出《出身論》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壯舉,當時很少人敢於這麼做,因爲只要你有出身問題,即使你不說什麼也會有危險,更何況要替這麼多受壓制的人說話,那種危險是可想而知的。遇羅克除了勇敢以外,他確實有一定的才華,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在書裏我着重描寫了我的哥哥遇羅克,他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只活了二十七歲就被剝奪了生命,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好學、勇敢、有正義感,所以他才能寫出《出身論》,纔敢道別人之不敢道,敢言別人之不敢言。他在獄中有一段經歷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爲我也在那所監獄裏呆過。我覺得在監獄裏最大的一種折磨人的方法是讓你喫不飽,每個人每天都在飢餓當中煎熬着,那些剛剛入獄的人也會感到非常痛苦。

         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個階段監獄方面想出了一個壞主意,他們把那些不認罪的人送到社會上不相干的單位去作爲活靶子進行批鬥,所謂“批鬥”大部分都是拳打腳踢式的體罰,每個被批鬥的人回來往往都是鼻青臉腫,有的甚至都被打得爬不起來。遇羅克因爲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有罪,所以他被批鬥的次數很多。被批鬥的人唯一的一點好處就是中午可以多得兩個窩頭,但是被打的人往往喫不下這兩個窩頭,也沒有心情喫,遇羅克也不想喫,但是他想到獄中有人挺餓的,他捨不得扔掉這兩個窩頭,就把它們揣在懷裏帶回來了。有一次他被打得最嚴重,一回到牢房就爬不起來了,同牢房的人都很同情他,圍過來看望他,沒想到他在這時還艱難地又從懷裏掏出窩頭,給一個叫劉文海的難友喫,劉文海當時就感動得哭了,獄中許多人都哭了。這只是他關心別人勝於關心自己的一個例子,他的這種事很多,在我的書裏寫了很多。

          主持人:您在《我家》中,寫到您的姥姥,她是唯一的隔代長輩,您爲什麼專門用一節來寫她呢?
         遇羅文:我的姥姥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老北京,她爲人忠厚、心地善良、勤儉持家,並且助人爲樂、彬彬有禮,親戚朋友和街坊鄰居沒有人說過她一個“不”字。在《我家》這本書中有關我姥姥我專門寫了一節,限於篇幅,寫得遠遠不夠,我想以後有機會多寫寫她。從她身上我知道了老北京的可愛之處,而不像很多作品裏把老北京描寫成油嘴滑舌、口是心非,或者陰陽怪氣那種人。其實那都是社會邊緣人物,並不是北京人的主流。真正大多數老北京的特點是:忠厚、有禮貌、熱情、好面子,具有嚴格的道德尺度,但是這些美德不被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教育制度看重,甚至把它們歸到資產階級名下。在文學作品中着重描寫的是拉洋車的、地頭蛇、不如意的遺老遺少這些人物,使人對老北京產生了一種誤解。文革的時候,北京紅衛兵的表現又讓許多外地人望而生畏,使人誤以爲他們就代表了北京人。我很想在我的書裏爲老北京正名。

         主持人:您的父親是從日本歸國的工程師,爲什麼他一直沒能發揮所學呢?
         遇羅文:我的父親一九一零年出生,是一個典型的、埋頭鑽業務的書呆子,他學的是土木建築專業,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給他扣上一個行賄的罪名,其實他不僅很反感行賄和奉承那一套,而且一般人常見的點頭哈腰那一套他都不屑於作。他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是:巧言令色鮮于仁。他沉默寡言,不會應酬奉承那一套,我們也曾經批評他說:“您爲什麼不愛跟人多說話,多應酬呢?”他說,他認爲如果一個人太能說會道了,可能在仁義方面就差一些。他把正直看得十分重,但是在五十年代,他的這種性格不能爲各級領導所容忍,所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把他打成“極右派”是必然的,很可惜他從日本回國想報效祖國的願望根本就無法實現,他四十幾歲就和他的專業無緣了。

         他被勞動教養七年,在勞教期間,只能幹些粗笨的體力勞動,後來在文革期間的高壓管制下,他只能被迫去幹掃大街、挖防空洞這類的“義務勞動”,他甚至想和我到鄉下去走街串巷給人做木匠活,他跟我說假裝他是我的師傅,實際上是給我打下手。他還對我說;“我在家已經琢磨桌椅板凳的做法,我都會劃線了,能不能帶我去?”

          我其實當時技術也不是特別好,而且我知道這種走街串巷的工作是非常艱苦的,往往喫住都很難保證,更何況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去當一個木匠,很容易就會被人識破技術不行,人家也不會願意找一個喫閒飯的人,所以我認爲這不太可能,但是,我父親非常想這麼做,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當時被殘暴地摧殘到了什麼程度!

          主持人:您父親被判勞教離開家那麼多年,媽媽一個人承擔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又經歷了後來遇羅克的遇難,她是怎麼樣熬過來的?
          遇羅文:很多人看了《我家》以後,對我母親非常敬佩,就在一九九九年我們《中學文革報》成員的一次聚餐會上,同學們首先向我的父母敬上祭酒,因爲他們幾乎都在我家享受過我母親的烹調手藝。我母親當時是專政對象,她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我們辦報紙的支持。多年來,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以後我父親離開家被勞教
期間,是我母親承擔了整個家庭的重擔,她用微薄的工資和難以想象的能力支撐了這個家,讓我們這幾個子女完成了學業,度過了三年大飢餓。我母親非常樂觀和剛
強,在文革期間,警察通知遇羅克被處死的消息時,我父親痛苦得哭坐在地上,而我母親能堅持不掉眼淚。我父親也很敬佩我母親這點,當他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們確實從中感到了支持的力量。

          我母親當時說:“哭有什麼用?有用,咱們都哭!”她不痛苦嗎?不是。哪一個母親能不爲那麼好的兒子死於非命而心碎啊!但是她知道,只有她的堅強才能減少我們的痛苦,以及我們這些生活在幾千裏以外的兒女對父母的惦念。在母親去世以後,從她的日記裏我們才知道,她是把痛苦強嚥到心裏了。她每天上班都要路過宣判我哥哥遇羅剋死刑的工人體育場,每次走過那裏的時候,她都把頭扭過去不往那裏看。她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哥哥遇羅克的生日五月一日,在三月五日,就是遇羅克的祭日,她因爲懷念自己的兒子就犯了病,從此就住進了醫院,到我哥哥生日的那一天,也一定是她最難受的一天,她再也沒有力量熬過這個日子了。

         羅克被捕以後,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日子,家中每一個人都被牽連進去了。一九六八年春節期間,我母親和弟弟才陸續被單位放回家,我母親首先想到的是在
我家被抓走的孫鋼,他是瀋陽的一箇中學生,他因爲看了我們的報紙,跟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遇羅克被捕的時候,他正好在我家,當公安局搜查我們家的時候,
他跟搜查的人頂撞起來,結果就被逮走了,並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我母親知道孫鋼的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一定也十分惦念她的兒子,所以特意安排我弟弟羅勉去
瀋陽看望孫鋼的母親,因爲孫鋼被捕後,家人離開了原住處而沒找到,在自己尚且自顧不暇的時候,能夠想到別人,這就是我母親的人格魅力。所以,她才受到了大
家的尊敬。

         主持人:對於熟悉八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人來說,遇羅錦是一個並不陌生的名字,請您介紹一些有關她的情況。
          遇羅文:我的姐姐遇羅錦是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比我大兩歲,她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冬天的童話》,這本書以文筆的優美和感人的情節受到世人矚目。八十年代她的離婚案又引起了全國的大討論,按她自己的話說,在爭取自己幸福的權利上,她首先邁出了一大步,她是在跟哥哥遇羅克學習,遇羅克可以說在爭取人權方
面邁出了一大步。

          我姐姐的前半生是非常坎坷的,在青春年少的時候,別人可能正在籌建自己的小家庭,尋找自己的意中人,憧憬甜蜜的愛情、浪漫的生活的時候,她卻因爲
幾篇日記被投入監獄。在三年的勞動教養生活中,她只能與小偷、流氓爲伍,在這種處境下,她根本無法考慮到美滿的婚姻,社會對她的不公影響到她的性格,但
是,我們家人對她還是能夠理解的和同情的。

         我覺得,她這種爭取幸福的權利的行爲還是很有魄力的,但是,在我的書中我主要描寫了她在東北當知青的那段生活,因爲那一段時間我們一起在東北,我
還特別揀選了許多幅她的照片,她和她的前夫有一個兒子,我特別希望她的兒子能夠看到這些照片,尤其是看到他母親揹着他去鋤地、哄着他玩耍和講故事這些真實
的寫照能夠喚起她兒子心中的愛,但是至今也沒有辦法和他取得聯繫。

遇羅錦一九八六年到德國定居,並在那裏尋求政治庇護,此後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來。我很理解我姐姐不願意回來的原因,她年輕的時候太坎坷了,雖然後來落實政策,她又寫書,好像挺風光,但是,她的第二本書《春天的童話》在發表的時候,忽然受到了大規模的批判,好多刊物都在批判她的這本書。另外,當時北京開展了一個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雖然沒有全面搞起來,但是她的單位也要求她作檢查。她出國後,可能感到國外沒有這種壓力,而在中國總有一種恐懼感,所以決定不再回國了。她在德國也成了家,生活比較清閒,也寫寫書。我們有時勸她回來看看,她也沒有興趣,可能是這塊土地對她的傷害太重了。

         主持人:請介紹一下你們兄弟三人中,還沒有詳細介紹過的遇羅勉。

         遇羅文:我的弟弟遇羅勉是一九五零年出生,比我小兩歲,在我家是最小的。在我哥哥被捕以後,全家人除了被抓走的,剩下的人都被羣衆專政,當他被放出來
的時候,家裏只有他一個人,他要忙着往我們被關押的監獄、教養農場和單位送日用品,那時候他只是一箇中學生。我和哥哥、姐姐的童年還算有過短?旱暮萌兆?
,而弟弟羅勉從記事起就面臨着家庭的不幸,當時我們家總是在提心吊膽當中生活,唯恐我的母親又被抓走,因爲我父親那時候已經被抓走了。

         弟弟羅勉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無憂無慮的童真,也許就是因爲如此,才造成他那種內向的性格。我弟弟從小體質就很弱,但是他特別能喫苦,當我們在東北插隊落戶的時候,農民認爲最累的活是割莊稼,許多知青到割莊稼的時候都請了假,想躲過這個活計,最後一直能堅持下來的只有他一個人,連農民都很驚訝。他不僅能喫苦也挺能幹,當時我們幹過好多種副業,最有成效的是走鄉串村的給人照相,同時我們也結交了許多知青和農民朋友。我聽羅勉說,前幾天他的一個棋友,恰巧就是我們過去結識的一個知青,他風趣地說:“遇羅勉是最前衛的,三十年前就下海經商了。”

         革開放以後,遇羅勉因爲帶領他們科室創下可觀的經濟效益,而被評爲北京市勞動模範。不料轉了年,因爲姐姐遇羅錦在德國政治避難的緣故,羅勉出差想坐飛機領導都不敢給開介紹信,從此以後,羅勉就毅然地辭去了工作,下海辦了自己的公司,經濟效益也挺好的。現在,他和我共同研製高壓水射流切割機牀,同時還搞了好幾項其它的發明。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才華被那種畸形的環境消耗了一大半,他三十歲纔開始上大學,我想假如他的童年得到的是健康和愉快,假如他能夠受到正常的文化教育,假如他的青春不是消耗在低效率的農業手工勞作上,我相信,他一定能有更多的、閃光的成就,一定能作出更多的貢獻。當然了,被埋沒的豈止他一個人,那是一代人!我認爲,這真是中華民族不可估量的損失。

         主持人:您在《我家》這本書裏介紹你們家八十、九十年代的事情並不多。
         遇羅文:對,我的這本書只寫到一九七九年年底。

         問:您有沒有計劃繼續寫下去呢?
         答:這不好說,因爲我即使寫了也可能被刪節,因爲涉及到政治敏感問題,《我家》這本書就被刪掉了好多,我覺得很可惜,如果要寫離現在更近的這段歷史,可能被刪掉的更多。所以,我想把寫作計劃往後再拖一拖,當然我一定要寫。

         問:您父母后來的情況如何?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
         答:我慶幸的就是,我父親母親都活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總算看到了希望。我母親落實政策以後,已經過了退休年齡,她就回到了東城區政協,繼續作政
協委員,分管的工作就是落實政策。她非常熱愛這項工作,因爲她自己就深受不落實政策之害,所以乾得很有興趣,她一九八四年去世了。我父親的專業荒廢了,根
本不可能再搞土木建築專業了,可是他的日語很好,所以他翻譯了幾本書,同時還去教日語,八十年代學日語很熱門。我父親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

         問:現在有沒有當年經手遇羅克案子的人出來講話,承認當時的錯誤,或者證實當時的情況?
        答:沒有。不僅如此,就連當年遇羅克被捕的時候從我們家抄走的大量的日記、信件、相片到現在也不發還給我們,我去要了多少次都沒有要回來,我覺得非常遺憾。

         問:還有沒有別的遺留問題?比方說官方對遇羅克的評價、對家屬的撫卹等等後來是怎樣處理的?
         答:我覺得中國作爲一個禮儀之邦,政府應該懂得道歉,其實我們家沒有過高的要求,並沒有要求追認遇羅克烈士,因爲我們並不看重這種稱號。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偉大,人們自然會紀念他,相反如果一個人被定爲烈士,如果他不夠那麼偉大,人們很快就會忘掉他,像這樣的所謂烈士,不用我舉例,也不乏其人。讓我特別遺憾的是,我們家雖然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但不等於做了壞事的人就不該懺悔,併爲錯誤作出補償。

         事實上,不僅像我剛纔說的應該還給我們的那些被抄走的日記、信件和照片沒有還給我們,甚至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份出版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據說還成了禁書!出這本書紀念遇羅克有什麼錯誤呢!發行單位還受到了中宣部的批評。對此我非常不理解,遇羅克被平反是在一九八零年,首先是《光明日報》刊登出來的,還發了很長的文章,稱遇羅克爲“劃破夜空的殞星”,“逆風惡浪中的雄鷹”,溢美之辭很多。而且繼《光明日報》之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各大報刊都轉載了。按照我們常人的理解,遇羅克在現在的政權下就是一個正面的人物,政權並沒有變換,可是我感到遇羅克居然好像成了反面人物了。

         雖然有不少報刊在建國五十週年的時候,把遇羅克作爲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刊登出來,但是往往有些情況不是這樣。比如《人民畫報》曾經跟我約稿,他們想在五十年大慶的時候出一個集子叫《中華兒女》,已經選上了遇羅克,我寫了文章,他們也準備爲遇羅克留出一頁的篇幅,但是,在快付印的時候,突然把有關遇羅克的一頁撤掉了,對此我非常不理解。

         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是文革中影響很大的一份民辦刊物,我們的報紙當時發行了幾十萬份,甚至有人把它抄成大字報,有無數的人讀到了它。我認爲,回顧這段歷史是很光彩的事,他們反而很迴避、甚至不提它。

          主持人:談到遇羅克的《出身論》常常和《中學文革報》聯繫在一起。您是《中學文革報》的創辦人之一,能不能談談當時辦報答情況?
         遇羅文:近兩年我們也在回憶當時的情況,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後,當時跟我們一起辦報的牟志京從美國回到了北京,我們組織了一個人數最多的聚會,牟志京提
議讓大家都回憶當時的情況,這樣可以糾正記憶上的偏差,使有些問題得以澄清。

        《中學文革報》的發起人有三個:我、牟志京和王建復,在創辦《中學文革報》之前,我曾經在我所在就讀的北京六十五中成立過一個叫“北斗星”的戰鬥隊,在這個組織中油印過《出身論》,並且組織過座談會,我還把油印的《出身論》到處張貼,貼到了北京四中,牟志京他們看到以後就到六十五中找我,我們一起商量怎麼能夠擴大宣傳《出身論》。當時就想到要辦一份鉛印的報紙,這樣印數會比較多,影響也會比較大,這樣,我們就開始籌備紙張,尋找印刷廠。

        第一期我們只印了三萬份,出版以後我們發現讀者非常歡迎,效果特別好,所以馬上我們就出版了第二期,大概也印了三萬份,報紙上四分之三以上的文章都是遇羅克寫的。遇羅克不僅文筆好,而且寫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有時候一兩萬字的文章往往一天加一個晚上就寫出來了。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以北京市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發表的。

         第三期開始我們就增加了印數,當時紙張供應非常緊張,因爲我們的報紙影響大,所以批發部門特別多批給我們紙。我們還爲《出身論》印了專刊,印數達十幾萬份。《中學文革報》一直出到第六期,第七期在排版的時候,當時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說,《出身論》是大毒草。社會上就開始對我們進行攻擊了,其實此前也有人攻擊我們,但是還沒有武力的行動。戚本禹的講話發表以後,有人就開始搶我們的報紙,砸我們的版,我們就不能往下辦了。我們這六期可以說都是圍繞批判“血統論”這一個話題。

         主持人:你們有沒有完整地保存下整套的《中學文革報》?
         遇羅文:我們當時嚴格地按照通知,即所有的報刊都給北京圖書館寄三份,可是他們是不是保存了下來,我們不知道。我的這一套報紙是任衆保存的,他是右
派,當時也面臨隨時會被抄家的危險,報紙是由他的弟弟妹妹保存下來的,改革開放以後,他知道我非常需要這套報紙,就給了我,我還沒有聽說我們中有誰保存了完整的一套《中學文革報》,因爲所有參與辦報的人當時都面臨抄家的危險,沒有辦法保存這些報紙。本來報紙的鉛印紙版是在王建復家保存的,他母親害怕,就都燒掉了。我們後來見到她,她也感到非常可惜,但是當時也沒有辦法。

          主持人:給《中學文革報》寫信的讀者你們有聯繫嗎?他們有沒有受到連累?
          遇羅文:我只知道那些跟我們家通過信的人,比如孫鋼,他被判刑十五年,實際坐牢十一年,一九六八年被抓,一九七九年才獲釋,他後來到了美國。我還知道一個因給我們寫信被判刑的叫雲傑,是銀川人,他好像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實際坐牢十年左右,落實政策以後,他開了一個小書店,還能夠維持生活。還有一個被
判刑的,叫丁廣武,是合肥人,他是我們報紙的讀者,因爲和我哥哥通信受到牽連,被判了無期徒刑,一直到改革開放才被放出來。他的命運很慘,原來和母親相
依爲命,他是獨子養活着寡母,他被逮捕以後,他母親就靠賣冰棍維持生活,就盼着兒子出獄,所以一直頑強地活着,結果兒子獲釋回家,沒有幾天她就去世了。丁
廣武很能幹,在合肥當過幹部,又辦過一個小紡織廠,他現在的生活不錯。

         問:在書中提到一位因爲參與《中學文革報》的工作,代替遇羅克接待讀者,後來受到嚴刑拷打,被監禁幾個月的郝治,他的情況怎麼樣?
         答:郝治學的是造紙,落實政策以後,他就到北京造紙十一廠當了搞技術的副廠長,因爲他不是共產黨員,所以不可能讓他當正廠長。一直到一九九八年,
終於讓他當了正廠長,據他說,他是他們局的系統裏唯一的一個非共產黨員的正廠長。一九九九年他的工廠被一家合資企業收購,他就回到了造紙研究所。

         問:您書中的人物,除了您的家人,其他人都是用真名嗎?
         答:不是,因爲有些人我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不便寫出他們的真名。有的人曾經給我們的編輯部帶來災難。比如有一個人,我們原來都是朋友,遇羅克也
非常喜歡他,他的文筆很好,我們在辯論會的時候他也很愛發言,很能切中要害。他是北京四中一個小組織的頭。但是,當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說我們是大毒草以後,
他卻成了反戈一擊的急先鋒,本來外人不知道我們在哪裏印刷報紙,就是想抄砸我們也找不到地方,可是他知道,因爲我們關係不錯,也沒有瞞着他,他們就來抄砸
我們,而且做得很過份,顯示自己跟我們劃清界限。到現在我們對他也很反感。


         問:能不能談談您後來所從事的工作?
         答:我下海很早,一九八四年就辭職,開始幹自己喜歡乾的工作。到一九八七年我和我弟弟共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九九二年這個公司就不再辦了,我們
決定繼續研究技術,就是水利切割設備,這是一種很先進的技術,全世界只有幾個國家能夠生產。我們研製的是這類設備中比較先進的型式,叫前混式,它比原來的
那種後混式先進得多,很節能、成本很低,所以它很有前途。我們經過努力終於把它研製出來了,據我們所知,現在能夠造出商品機型的只有我們一家,爲此我們也
很自豪。一直到現在,我和遇羅勉都在這家公司工作。

          問:您自己的家庭,以及遇家下一代的情況在書中沒有詳細介紹,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答: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現在在清華大學二年級,是在生物醫學電子工程系,小兒子上小學六年級。我弟弟遇羅勉有一個女兒,現在在復旦大學四年級,
學物理專業。我姐姐遇羅錦只有一個兒子,現在有三十歲了,但是一直沒有聯繫。

          主持人:你們的兒女對父輩對遇羅克和你們的上一代是不是有了解?他們現在看到《我家》這本書以後,有什麼反應?
          遇羅文:本來他們對我們的過去不太瞭解,我們之間畢竟有所謂的代溝,他們沒有經歷過這個時期。他們跟所有的年輕人一樣,都不想去了解一個他們不熟悉的過去。但是,自從我寫了這本書以後,我有意識地讓我的兒子參加了一些座談會等活動,他纔開始知道他們的大伯遇羅克是這麼了不起的人物。因爲在座談會上,一些專家學者對遇羅克的評價是相當高的,比方說,他們把《出身論》說成是中國的人權宣言,認爲遇羅克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所以,我的兒子纔開始想了解我們的那段經歷。我曾經讓我的兒子爲我的書寫了一個簡短的介紹,他寫得挺好的,本來想印在書的封底,但是後來改變封面
設計,就沒有采用。我認爲,我的兒子終於比較成熟了,我的侄女也是這樣,她讀了《我家》這本書以後,也對我說:“大伯,我覺得你寫的書很好,非常感人。”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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