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中國透視:天地閉,賢人出——追念余英時先生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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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中國透視:天地閉,賢人出——追念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先生
唐獎臉書截圖

主持人:陳奎德

座談人:蘇曉康先生:《河殤》總撰稿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前執行主席

余英時其人其學


1) 天地閉,賢人出


陳:一年前的今天,余英時先生離開了我們。但是,大家都不願相信這是真實的,因爲我們仍感覺到他的存在。在此週年忌日時刻,不禁想起他在千禧年 2000年寫的一段話:

“中國史上經歷過多次’天地閉,賢人隱‘的遭遇,但都阻止不住往下一個‘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必然降臨。今天也不可能是例外”。

如果改一個字,可以澄明餘先生的獨特歷史地位,那就是:“天地閉,賢人出”。

在現代中國,“天地閉,賢人隱”是常態,而餘先生卻是在天地閉的黑暗時刻,毅然站出來的大賢人。他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人。由於餘先生的典範性存在,我們對“天地變化,草木蕃”時期的降臨更有了堅如磐石的信念。

蘇:關於“天地閉,賢人隱”,我的理解是另外一種,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爲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爲“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覆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號):頁36-38。

餘先生在另一處也曾非常感嘆地指出,從1989年的民運之後,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國的地位,使得中國這個“神州”出現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爲這個因素,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快速地成爲“識時務”的俊傑,拒絕對當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層百姓請命。因此,他借用易經當中的“天地閉,賢人隱”來形容當時的處境(注4)。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噤聲,是令人感嘆的事情,但這也與統治政權統治策略奏效有關。

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不但在經濟實力上持續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軍事等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余英時先生十多年前憂心的現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樑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爲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鉅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爲“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爲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羣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征服神州,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爲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這是一段中國讀書人的這段恥辱史,對它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迴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爲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並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

打通三界 卓然大家

陳:餘先生的學術傳承受到中西兩方面影響。1950年,從中國大陸出走,那時他20歲。1950年到香港,拜錢穆先生爲師,受到很深的薰陶,然後又到美國,在哈佛大學受業於極有學品的楊聯陞教授,並獲得廣泛的西方學術訓練與薰陶。在其“童子功”以及中西兩面的學術淵源之上,在其殫思
竭慮,嘎嘎獨創之作用下,誕生了他引人注目的學術原創性成就。

餘先生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獲頒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和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均具有很豐富的人文涵義。我們放寬眼界,從國際學術界的觀點來看,像美國所謂的中國學,就是所謂Chinese Studies,還有緣自歐洲的“漢學”傳統 Sinology,還有中國
傳統的所謂“國學”,加上西方學術主流中的歷史學,餘先生可以說在這幾個學術領域中都是打通了的。

餘先生作爲能夠打通三界,而且超越這些傳統的學者,非常不容易的。他得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這麼一個大獎和唐獎首獎,說明他已經得到了西方的、美國的史學界、人文學界和中文世界的相當高的尊重和認同。

大家知道,中國學者過去在西方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然有不少成就。但是,一般來說,客觀上是被學界主流認可爲是所謂地域研究。“中國學”,就是所謂地域研究的學科,而不是西方主流核心的人文學術傳統。而現在,我們剛說了,餘先生打通三界,更進一步,得到了主流的西方史學界、人文學界這樣高的榮譽,就說明這方面的研究、這樣一位卓越學者,已經得到國際社會、國際學術界相當高的認同,進入了國際學術界的主流。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它的意義也是重大的:它是在這樣廣闊的學術視野範圍內提升了中國文明的地位,提升了中國歷史的地位,在中國文明連綿不斷但同時又處於深刻危機的情況下,從國際學術的視野來看,餘先生這兩個得獎說明了,“東亞研究”也好,“中國研究”也好,“漢學”也好,“國學”也好,都正式地進入了國際主流學術界的視野。

三峯鼎立 文化重鎮

余英時在現代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堪與胡適、陳寅恪這兩位大師比肩。他們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學術、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鎮,三峯鼎立,各成氣象。往者已矣,余英時成爲當下的“中國文化的託命人”。

在“引領風氣、開闢言路、提攜後學”方面,余英時一脈相承於胡適。在“文化守成、學術深度、知識發現”方面,余英時又直接賡續於陳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陳、餘這樣在文明交替時期的碩果僅存的大師,已成絕響。他們是一段特殊時期的特殊人文產物,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恐
怕將再也不復見於國中。

從外緣的視角看,餘先生曾任康乃爾大學胡適講座首席客座教授(1991-1992年),撰有專著《重尋胡適歷程》(包括了舊作《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以及新作《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餘先生關於《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論著反映了他對前輩史家陳
寅恪相知之深。

余英時著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日益風行,他關於中國思想道統的現代變遷、中國反智主義傳統的研究、中國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與當代“創世紀”、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朱熹的歷史世界、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等思想與論著,都具有原創性格,別開生面。同時,它們對於中國知識界與國際學界的溝通,亦是功不可沒。像你就對餘先生關於《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中對中國激進主義的梳理特別有體會。

蘇:前不久康正果專程去普林斯頓墓園,拜謁餘先生墓塚,回到家就發給我一張照片,令我神傷與羨慕,而先生辭世很快就滿一週年了。我忽然感到,我們說餘先生已經說了很多,卻一直沒說,辭別中國,在海外遇到他,就沐浴了另一種文化和精神,那究竟是什麼?當然我至今說不清楚,比較簡略地可以講一點:

他梳理的“激進主義”,中國思想史上可謂無人論及,巧合的是,他那篇著名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恰好發表在一九八九年,跟天安門學運同步。濃縮一下:

一種對於現狀的態度

1,對於一種現存的秩序(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來說,認爲基本合理,主張維持的態度稱爲保守;認爲不合理而要改變它的態度稱爲激進。其間還有各種程度不同的立場,從較溫和到最極端(兩極化);非兩極化時應有一個共通領域存在,如美國的自由傳統(liberal),又如中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政治秩序等。

2,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沒有一個秩序穩定過,因而沒有一個基礎可以用來衡量保守或者激進,也不可能在兩者之間產生一個共通領域。從清末到民國初年,沒有一個政治現實是值得維持的,沒有一點可以定下來,其結果是保守主義沒有辦法根據一個現存的秩序來說話,而激進的力量則長足發展,推翻一個東西未能達到目的,就再往下一步走,形成了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3,從清末開始懷疑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卻一直無法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又永遠回不到傳統制度上去,這個“變”就沒有底了,也不知道變到哪裏爲止,不知道要達到什麼地方纔可以不變。

4,四階段

康梁變法: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張之洞的“舊學爲體,新學爲用”,都未觸動中國的政治倫理秩序,到康有爲始提出“速變”,從此中國再沒有一個系統、一個共識可以被大家接受。變政治倫理秩序就涉及文化,康有爲還想改儒家爲孔教,還承認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譚嗣同則把康的思想推到最大限度,要改變整個倫理道德秩序,這顯示政治激進主義者已經關注到文化層面。戊戌的失敗導致革命,即表示政治理念又一步激進化;但袁世凱的復辟藉助孔教,激進化不可避免向文化層面引深了。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社會政治退化,新的秩序建立不起來,舊的權威已經崩潰,只剩混亂,這樣保守主義無法根據一個現狀來說話。

五四運動:要用西方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文化,但涉及到價值系統和政治制度這兩個方面,又有激進和保守之爭。前者體現在“科玄論戰”(1923年)中,激進派認爲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由此爲“唯物主義”開了門,所謂“玄學”即宗教無用;後者體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中(1930年),民族危機使保守派主張接受一個獨裁方式的政治中心,激進派則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五四”以後,中國不復有真正的保守主義,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就成爲保守派,第一流腦筋的中國學人和思想家,如章炳麟、劉師培、熊十力、粱漱溟等也只是說到不要變得太過爲止,原先激進的人很快就被後來者視爲保守派。

抗戰後期:對於國民黨政治現實的失望和內戰的原因,知識分子普遍感染盼望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的左傾思潮,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五四”所引進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又變成保守的觀念,此時思想界已無有價值的發展。

社會主義時期:“新中國”終於提供了一個政治現狀,知識分子的負面評價引起了“反右”運動。毛澤東則一路激進,從拋棄“新民主主義”到否定“社會主義”,一直走到激進主義的終點:“文革”,中國傳統、西方現代文化以及社會主義文化這三個主流均被否定。

以上四個階段,爲第一個循環:從“五四”的個體主義迅速向社會主義的整體主義轉化,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形成一個以羣體爲核心的新宗教。

“文革”後,第二個循懷即開始,又回到“五四”的起點:個人主義和反傳統,全面譴責中國傳統文化和擁抱西方現代文化,這是激進思潮的再抬頭,其象徵即《河殤》。

陳:就史學譜系和撰述機緣論,餘先生自1958年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發不可收,出版了一系列有關陳先生的論著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數種,風傳海內外,遂與著名史家陳寅恪結下了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緣,寅恪先生在世時亦稱“作者知我”。余英時,正如陳寅恪一樣,作爲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守護者,在北京政權摧毀中國文明的滔天洪水中,一個在外,一個在內,以自己的寫作和研究,在嚴肅地審視和評判着北京政權的作爲。他們代文化立言立德,代歷史立言立德,記錄下了其身處之世華夏文化衰微的悲劇性軌跡。

悲天憫人 音容宛在

1)【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緣起

陳:1989年,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餘先生悲憤之餘,先是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六四屠城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他又仗義出手,奔走籌措,在一位普大的美國校董約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
囊下,餘先生創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親自挑選和延攬了二十多位學者作家於普林斯頓大學繼續研究,以庚續文化命脈。

餘先生稱學社的人都是歷史創造者,是製造歷史的人,而不是寫歷史的人。他謙稱自己寫歷史的,但不會製造歷史。

但我認爲,餘先生當之無愧,既是寫歷史者,同時又是創造歷史者。僅就創辦學社一事,即在創造歷史。在國運與文化的危難時刻,餘先生此舉,德配先賢,義薄雲天,影響歷史。更不用說七十年代他返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見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等功業了。

餘先生當之無愧是“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人物。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後,開初主辦了蘇曉康爲社長、孔捷生爲主編,我爲主筆的刊物《民主中國》,後來變爲網刊。 其後,從2008年起,又主辦了我主持的《縱覽中國》網刊。

學社亦舉辦過《從五四到河殤》、《中國知識人與達賴喇嘛尊者對話》……等研討會。

2) 大災禍之後,與優異人物溝通心靈,訴諸人世間的精神力量

蘇:在中國學社,我跟餘先生餘太太接觸最多,也是因爲我們出了車禍,他們夫婦搶救傅莉、幫助我們,真是恩、重情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餘先生教會我如何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這份精神財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盡。

車禍後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臺灣回來。先生爲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裏。

兩年後,餘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臺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臺北旅次”。近乎墨新書香的兩件文字,令我回家連夜讀得如飢似渴,驚歎不已:一是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爲當今僅見的學術奇蹟;二是,該書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啼之桎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當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煙沒。”這種氣概,餘先生稱之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知“天蠻地荒”,也看慣了“衰翁變奼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餘府我又同餘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練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爲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裏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纔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啓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啓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爲都說“我不如卓如”。

我覺得,這份精神財富,也是餘先生研究考證陳寅恪當中發掘出來的,他發掘“文化遺民”,提出“文化氣節”,也通過洞穿歷史,尋找人的永恆精神,這是他關於士與中國文化、士與現代知識人的系列研究的重大拓展。

3、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

陳:三十年來,我曾陪不少訪美的學者前往拜訪餘先生。在餘宅書房,縷縷書卷氣,一室生香;對學界往事逸聞,餘先生如數家珍,娓娓道來,滿座如沐春風。然而,每每當閒聊轉入正題,談及中國大陸學界和社會諸種情狀,他就變得目光炯炯,語調肅然,面容也逐漸凝重起來,呈現出人文學者的本色。

宋人張載所說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在餘先生一生中完美地體現出來了。

余英時先生是中國文化之託命人,是典型的學者、知識人,他並不直接投身政治;但面對公共事務,他絕不迴避,而是挺身而出,坦率批評,慷慨陳言,勇於道義擔當。這正是在“天地閉”之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他的等身著作,正是爲往聖繼絕學。餘先生堪稱知識人的典範,他的
一生,堪稱完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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