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哈金訪談錄（二）: “我寫小說和李安拍電影不同”

作家哈金(public domain)

主持人: 你好，聽衆朋友！歡迎收聽“訪談錄”。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大家問好！ 這期“訪談錄”的嘉賓，我們爲您請到是美國波士頓大學的文學創作教授、著名華裔作家哈金先生。在上一集的節目中，哈金爲我們介紹了他最新出版的小說《折騰到底》。接下來，我們要請哈金教授和我們聊一聊他作爲一個移民加流亡的作家，關於文學和寫作的思考。

記者：我們來談談您的寫作。《紐約時報》說您最新的這部小說“首度展現您深藏不露的諷刺才能。”但其實我第一次讀您的小說《池塘》時，就強烈地感受到您寫諷刺喜劇的才能。《池塘》也許不像您的這本《折騰到底》在語言上有很明顯的諷刺和調侃，但您筆下人物本身的個性，讓我看的時候感覺有“笑中帶淚”的諷刺性。對《池塘》的男主角邵彬，我記得我當時一邊讀一遍反覆想到魯迅先生的那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池塘》是不是您的第一部小說?

哈金：是。其實這兩本書是有聯繫，《折騰到底》是《池塘》風格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那是第三人稱的敘述，有點受魯迅的影響，多多少少。但是這本書（《折騰到底》），馮丹林因爲是第一人稱，他在講自己的故事。所以這個角度和感覺還是多少有不一樣，而且，馮丹林畢竟眼界比邵彬要寬闊一些，經歷也不一樣，所以他看的問題比較尖銳一些。

記者：我知道您寫等待是有一個原型，您寫《池塘》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原型呢？

哈金：那個真的沒有。我在工廠裏工作過，工廠裏一般每個車間都會有一兩個秀才， 就是大夥兒認爲的秀才。這些人不是什麼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他會寫東西，有的人會畫東西。我遇到好多這樣的人，沒有具體的人，就是創造這麼個人物。

記者：我很同意作家餘華對你的成名作《等待》的評價，他說您用的是“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並且轟然作響。”但不知道爲什麼，我看您《等待》時還想到了張愛玲的《十八春》。就是那種對人物細微處的刻畫、很多性格的鋪墊、情節的佈局，以及最後結局的無可奈何。我相信在推土機式的轟隆聲下，其實隱藏着您驚人的寫作天才。您覺得自己有寫作天才嗎？

哈金：我並不覺得那個。但是《等待》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個放了很長的故事，再有一個當時那個情況我必須寫出一本書來，因爲那個時候（美國的大學）要評職稱了。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基本的方法，因爲我也教寫作 ，那些基本的方法其實是歐美經典小說中都有的。

記者：您說您的《等待》受到《包法利夫人》的影響，對嗎？

哈金：對，《包法利夫人》還有《安娜.卡列尼娜》、《父與子》，這些經典的、最好的愛情小說。就是受這些影響，這些筆法、寫法，還是受歐陸傳統影響很大。

記者：剛纔我們提到魯迅，您說過魯迅的《阿Q正傳》，比世界上真正的偉大作品少了憐憫。我表示同意 。所以相較於魯迅，我更喜歡沈從文。同時我也想到曹雪芹的“紅樓夢”，其實他對每一個小人物，都懷有一個悲憫之心。那您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是如何避免那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呢？

哈金：實際上《池塘》就有這個問題，多多少少有點居高臨下，   那是魯迅的傳統，而且我有個別短篇也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阿Q正傳》這個問題，就是寫完了他讓人怕，實際上都說中文，但是很少有中國人把自己和阿Q的命運聯繫起來，是這個問題。但反過來再看魯迅的《祥林嫂》，多少女人看完了會覺得我絕對不能像祥林嫂這樣活着。所以，兩個作品給人的感覺給人不一樣。是，《阿Q正傳》寫得非常非常巧妙，但有一個問題，就是作品不光是個巧的問題，境界不一樣。這是我自己的感覺，所以我對魯迅在這方面要堅持我的看法。但是（《折騰到底》的男主角）馮丹林，因爲他是第一人稱的敘述，就好一些，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他，當然我們可以聽他的語音、聽他的講話。當然還有別的，就是說第一人稱比較難寫，特別是非母語的一個作家，怎麼能在另一種語言當 中創造一個convincing voice, 大夥兒可信的一個聲音，這個比較難，在技術上也是一個挑戰，所以我用第一人稱寫。

記者：剛纔和您談到張愛玲，您也提過張愛玲到了美國之後很可惜，因爲她英文那麼好。而林語堂一直用英文寫作，其實在西方世界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認同。那您自己20多歲纔開始學英文，之後卻能用英文寫文學作品並獲得巨大成功。但其實您剛纔也提到一些，您最早用英文寫作的初衷其實是迫於生計，對嗎？

哈金：對，另一方面我也知道我是在寫文學，從來沒有懷疑過。

記者：爲什麼一開始就那麼堅信？

哈金：我認爲我自己寫的就是文學，這是從來沒有懷疑過的。因爲我是做文學工作的，我不可能寫別的東西，別的東西我也寫不來也不會寫，所以我寫這個東西只能在文學這個結構，各個傳統中找參照， 所以我認爲我是在做文學的工作。是這個問題，林語堂他自己的身份不一樣，他認爲他是一個文化大使，所以他在兩個語言之間做工作。林語堂的影響其實還是很大，但主要是在他關於中國文化的介紹，和他的散文，影響現在還有，都在讀的。他在小說方面的成就就要低一些。

記者：張愛玲是不是因爲“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她之前實在是太成功了？

哈金：從某個方面是的，名譽往往是一個包袱。 這個問題不是說你英語好，就一定會寫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在裏面。象張愛玲從小就學英語，而且好多年她完全就不看漢語，就完全進入英文的世界，但最終寫得還是不行。我想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寫那些東西的情致和她的感覺，實際上都是漢語和中國文學已經成型了，所以她想問題、處理寫作的想法和感覺，都不是從英語來的，不是從英國文學來的，那意思。

記者：所以您之前從來沒有用中文寫過小說，反而是少有包袱，讓您可以成功。

哈金：也不是成功不成功，但我們不一樣，就是象我這種情況，我們是從邊緣來的人，是屬於野生的。我們沒受過中國正式、傳統的教育。雖然我們上了大學讀了研究生，但是我們都是還是自己教自己，實際上。

記者：對於您的成功，您之前也提過自己運氣比較好。不過我就忽然想到，跟您所處的這個大時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關係呢？ 就像張愛玲、林語堂，當然我們剛纔提到他們自身的一些侷限性或者一些側重面，但是他們那個時代，西方對中國文化、中國故事只是獵奇。而在“89學運”之後，西方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您的“等待”在10年後出版，變得非常引人注目。因爲這個作品本身很好，您是用英語寫的 ，您又是有這個中國的背景。您覺得您的成功有沒有這樣一個大背景在後面嗎？

哈金：那當然了，時代不一樣。而且，這個問題就是說英語它散到全世界各地，英語變成一個更包容的語言。你想很優秀最優秀的作家實際上都是來自非洲、南亞，各種各樣的，時代的大環境不一樣了。四五十年前的話，就是華人美國作家去寫作間學寫作，這個老師和同學都會告訴他，你不要寫小說，沒有市場，沒有人要看你的，這個是很正常的。但是以後就不一樣了，慢慢時代也不一樣了，越來越多少數族裔的作家開始引入英語。還有殖民地那些作家，他們都整個改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結構。所以這個大環境確實是重要的。

記者：您說過“不要輕易選擇非母語寫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場悲劇。”除了您之前提到過的，象（俄裔美籍作家）納博科夫說的，象一場爆炸後，斷了七八根手指，只用剩下的兩三個根指來做事之外，您的分裂、悲劇指得還有哪些呢？

哈金：一個是勞動量非常大，一般人承受不了那種勞動，和英語說是frustration  那種阻力， 因爲整個寫作過程就是你不斷地受到挫折，不斷地克服，一步步地走下去，這很漫長，需要忍耐力。  一般人忍受不了這種壓力，這是一個原因。再有一個我是很幸運，我的兩個導師，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我一開始是以詩歌起步的。其中有一個導師是非常優秀的，編輯手稿是最有名的一個，叫弗蘭克.比達爾（Frank Bidart），我和他工作了五年。別人不會有我這種運氣，就是私下和一個詩人工作了五年。不是說你英語或者外語能學到好的程度，比我外語好的人好多好多。但問題就是說，你沒有進入那個環境，再怎麼好的外語，你不一定對那個語言有那種直覺，有那種感覺，所以對語言的感受力和對語言的掌握，是兩碼事情。

記者：這麼多年，您一直在寫。而從2007年《自由生活》後，您的視角開始從中國轉向美國，象《背叛指南》探究了中國新移民的國家認同問題，這本新作《折騰到底》則聚焦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您現在如何給自己定位，您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移民作家嗎？

哈金：我既是移民作家，也是流亡作家。移民我是自願移民到美國來的，但這個自願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回不去中國了，沒辦法，因爲我的護照他們不給我延，護照沒給我。大概有8年吧，我就沒有護照。從那意義上我也是流亡作家，因爲現在也回不去中國，人民大學6月份要求去講演，（紐約領事館簽證）又是拒絕的，不行的，現在還是回不去的。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應該也是流亡作家。因爲我父母去世的時候我也沒有回去，也回不去。

記者：那您覺得作爲一個流亡或者是移民作家，到目前爲止， 您的一些寫作的主題都是和中國有關，或者是和移民題材有關，您覺得有沒有它的侷限性呢？其實您的成功也讓我想到臺灣的導演李安，因爲李安之前也拍了“喜宴”、“推手”這樣的移民題材的電影，但之後他似乎有了更大的格局，象“冰風暴”、“斷背山”、”少年派”，還有最近那個不太成功的電影“比利.林恩”。您有沒有想到做類似的嘗試，完全脫離中國背景、華裔背景？

哈金：我並沒有。對我來說，題材不是最重要的，因爲題材是從心裏出來的，就是你對某件事情在感情上放不下。所以對我來說，完全和中國切斷是很難的。 而且我從來不認爲題材是重要的，我在這方面不太看重。

記者：您認爲什麼是最重要的？

哈金：就是您的藝術水平，書寫好了，就是一本好書。在各方面，在藝術方面做得好，這是最主要的。象李安這個情況不一樣，看電影不一樣，電影是個視覺和聽力，各個方面的綜合性的一個藝術，他得考慮市場等，象我就不用考慮這些事情。寫小說是個人的事情，藝術形式不一樣，所以他那個情況應該從他的角度來考慮，更大的平臺，什麼的。但我這個情況寫得好就是好，寫得不好就是不好，我就想寫一些好的東西。

記者：您到美國已經有30多年了，是不是？

哈金：對，31年了。

記者：那作爲一個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作家，我很好奇您對美國這個國家報有一種什麼樣的情感？這個土壤在哪些方面滋養了您？

哈金：總的來說美國還是一個包容的國家。這個國家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空間比較大。我指的這個空間不光是自然空間，而且有社會空間。它能夠讓不同的人在這個社會、文化和生活的結構層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明顯，我覺得在美國你出一份力會有一份收穫，收穫不一定很大，但一定會有一些收穫。總體上來說，你只要認真誠實地工作，在美國你能活得體面。

記者：在您的寫作上面，您覺得有沒有一些滋養？我很好奇如果您當初留在中國的話，您覺得您會成爲一個作家嗎？

哈金：我沒有想過要成爲一個小說家， 因爲我訓練是做翻譯的。回去我估計可能會做一個很好的翻譯家和批評家，在大學裏教書麼，或者搞科研是這種情況。

記者：在美國您有沒有孤獨感？您覺得這種孤獨感對您的寫作來說，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

哈金：我很喜歡孤獨，我覺得在美國這是一個工作條件。其實作家最怕就是熱鬧。開會啊、獲獎啊這都不是文學， 這些跟作家本身創作是沒有關係的。所以說孤獨是一種工作條件、生活條件，我最不喜歡的就是出去跑去，但有現在有個時候也沒有辦法。實際上孤獨的時候你可以聽自己心裏的聲音，可以不受外面太多的影響，爲什麼我說這是工作生活的環境、條件。一個人的時候，心裏就比較清靜，而且你看問題就是比較直接。

主持人：孤獨的時候你可以聽自己的聲音，可以不受外界的影響。哈金先生這句話，讓我沉思良久，在今天這個浮華喧囂、充滿信息碎片的時代，也許我們真的需要靜下來，聽一聽自己心靈深處的聲音。聽衆朋友，您剛纔收聽的是哈金訪談錄的第二期——關於文學與寫作的思考。在下一期的訪談中，哈金先生將和我們聊一聊他的1980年代以及他對今日中國大陸時局的觀察。另外，這期訪談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們自由亞洲電臺的網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謝謝您的收聽，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