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錄:對話作家馬建(二) :八十年代我們真是白活了一場


2017.06.16
馬建在倫敦.jpg 馬建在倫敦。(圖片由馬建提供)

 

你好,聽衆朋友,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訪談錄”,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向大家問好!這期訪談錄的嘉賓,我們爲您請到的還是旅居英國的著名作家馬建先生。今天的節目,我們要請作家馬建聊聊中國的1980年代、聊聊他在北京南小街53號的日子。這個馬建當年在北京居住的小院,被稱爲是“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的啓蒙地,一幫又一幫的畫家、作家、詩人,以及各種各樣“離經叛道”的哥們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經常來到53號聚會,其中包括日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先生、以及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先生。說到那些過往的歲月、那間又破又舊的房子,即使隔着歲月、隔着電話,我都好像看到了馬建當年作爲這間小屋的主人,侃侃而談、神采飛揚的樣子。

記者:我想和您聊聊中國的80年代。不過一開始可以先聊一下您自己。我看到有人這樣評價您——“這是一個完全憑個人的感覺偏執地生活,並進行反常規的人生抉擇的人”,您認同這樣的評價嗎?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我很好奇哪些人、哪些經歷造就了您之後特立獨行的個性?

馬建:歐洲有一句話就是,每個家裏面都會有一隻黑羊,就是羊羣裏總會冒出個不一樣的。你問到這個問題我就忽然想到了我的美術老師,他叫劉祥雲。因爲他是一個右派,他曾經畫了一張畫,在一個知了上提了幾句話,就是這個知了叫得很響,但是他的肚子空空如也。那麼,這句話把他打成右派。你想 這麼一個右派老師,他經常帶着我去海邊畫畫。他把美感給了我,這點非常重要。然後你會發現,共產黨它是反審美的政權。還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記得我在青島的海邊游完泳,非常無聊地往家走,有一個老頭子推着一車他蒐集的廢品,堆滿了書。我當時也無所謂過去抓了一本,馬上就看入迷,那是蘇聯作家叫萊蒙托夫寫的小說。 而且每隔幾十頁就是插圖,那漂亮的白紗裙子,那樺樹林,一男一女在樹林裏的那種美感,天呢,我忽然就被迷住了。我跟那個老頭說這本書 我要了, 老頭死死抓住,在街上大喊,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絕對不賣給你。最後我們兩個就在街上搶那本書最後老頭同意了,我說我只是把插圖撕下來。從那以後,我發現那就是我寫作的啓蒙,我不是要把拆開的書再合起,也不是爲了講故事,而是從那天之後,我知道了什麼叫失落,什麼叫失敗。你知道萊蒙托夫也說過,人的心靈的歷史,哪怕是最渺小的,也比 整個民族的歷史重要。然後你知道了失敗,你就會發現悲劇意識,就會發現在集權下,別人的生活、別人的悲劇,一步一步地你引到了反常規的一個人。

記者:剛纔聽您談得非常有意思,給我們談談您在北京的南小街53號吧,您把它稱爲“中國現代文學藝術的啓蒙地”,對吧?

馬建:南小街算是北京的市中心,我住的房子其實又破又舊的老房子,但是獨門獨院,當時就是一幫又一幫的畫家、作家、詩人經常來玩,可以聚會,有好多夢想都是在那兒誕生的。 在80年代這種開放和大膽是大家的凝聚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注意到這個現象,其實只有愛好文學藝術的人,他們更容易和這個世界,打開國門之後的外國人有所接觸,可能是他們的價值觀更接近,而普通生活的北京市民是有排斥的。我們也經常從大使館偷一些外國人過來,給他們帶上口罩,帶上中國棉帽子把他們給變進來。還有個美國大使館的記得還買了一張我的畫,給了30美金呢。當時到我這裏來過各種各樣的朋友,象史鐵生、高行健、譚甫成 、石濤、貝嶺、李陀、 鄭萬、劉曉波、徐星、付惟慈、周舵、島子,還有我們一批畫畫的,寫小說的還有云南的姚非……太多了。我的屋子很多人都有鑰匙,我自己都不知道。

記者:剛纔您也提到高行健,那我知道高行健先生比您年長一些。他對您的寫作還有人生觀有影響嗎?

馬建:高行健這個人吧,膽比較小,不太說政治方面的事,但是一說到文學他的眼睛就非常亮,我也經常去他的宿舍。跟老高談的當然很多,關於外國作家,現代派的寫作手法,然後他經常透露文化界的各種變化,因爲他本人也是文化界的。高行健他這個人的特點就是追求個人的現代意識,他用小人物的方式去衝擊國家的這種大我。對我們寫作有影響的還有象惟慈老教授,他翻譯的《月亮與六便士》、《1984》、《動物莊園》等等這些都對我的寫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記者:除了文學藝術之外,當年還有哪些思潮對您影響特別大呢?

馬建:80年代最主要的就是強烈的自我意識,就不斷地用自我意識去反叛文藝領域,然後進入到政治領域, 這種人文精神與一黨專制就不斷地展開拉鋸戰。然後世俗化的熱潮真正席捲了中國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就是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生活品味,小到鞋子、墨鏡,可以留長髮、留鬍子這種世俗化的熱潮慢慢地推動社會的變化。然後你會發現畫家們追求藝術自由、作家開始反思文革、農民開始自我致富、工人開始調到深圳或者自辦工廠,大學開始迴歸渴求知識、黨管天下開始變化。我自己就感覺80年代其實是一場成人洗禮。我不但加入了“無名畫會 ”、“四月影會”、參加畫展、影展,我們去畫女裸體、辦家庭舞會、偷聽鄧麗君的歌曲什麼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我總是被抓進去審查。其實我發現這種衝撞恰恰讓你的思想在成長。我記得西城區公安局被從後門放出來,剛走到街上,警察叫住我,說:“馬建,你別以爲你有什麼了不起,我隨時可以讓你悄悄消失。”那句話一下子把我釘在街上,我忽然發現背後是涼的。雖然我可以自由地往家走,因爲放出來了,但是你的精神並不自由,你感覺到後面有一支槍,還可以追你。我記得我當時走不多遠吧,馬路上停着輛解放牌卡車。因爲冬天太冷,我凍得沒地躲, 就把那個車撬開,在駕駛室睡覺,在想要不要回家。你感覺得到那種自由後面還是需要努力才能獲得,非常奇妙。

記者:那我知道80年代您肯定有很多值得回憶的東西,那您這麼多年在回望80年代您覺得有沒有一些值得您自己反省反思的地方呢?

馬建:80年代最好的感覺讓我懷念就是看書, 你知道,那個時候你到人家裏去你不看書就沒法談話,手裏不拿着本書你就不是個人! 我記得在南小街,我們幾個人連夜,四五個腦袋一起看一本書 ,誰看快了,誰看慢了,誰在那兒睡了,然後就把那個頭給按下去

記者:說這兒我就忽然想到您剛纔說的李陀也經常去南小街53號,他在談80年代的一個訪談中談到半夜12點多他和太太都睡了,然後張承志就來敲門,說要借一本書。

馬建:李陀也在南小街住過。那可以說是求知慾如同到了沙漠一樣記得我當時在木樨地地全國總工會上班,是國際部的記者。每天上下班我專門用一個鐵絲做了個頭套,下班就帶在頭上,鐵絲頭套有個圓圈,就可以把手電筒放進去,手電筒就掛在腦袋上,垂下來,我就邊走路邊可以看書。然後上了公共汽車,汽車晃着我也可以看書,手電筒一直照着書。你現在在街上不會看到這樣離經叛道的人。但是在那個年代 你不覺得有什麼奇怪,手電筒垂在頭上走路你還覺得特舒服。

記者:我覺得聽您說話和看您的小說一樣特別有畫面感。當年您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在 《人民文學》刊登後引起了轟動,但不久就被禁了,而且成爲一大政治事件。而與此同時您也離開了中國大陸,您當時爲什麼會想到要離開大陸?跟您剛纔提到的您被放出來之後雖然獲得自由了,但是背後還一直有涼颼颼的感覺有關嗎?還有,您覺得這部小說在哪些地方影響您的創作與人生呢?

馬建:對,當然受影響。怎麼說呢,因爲從1987年一月或者二月,我和這部小說一樣,從中國的版圖就給擦去了。我在1987年其實已經終結了,剩了一個卡夫卡式的影子在活着,證明我曾經存在過。它也改變我以後必須要真實地展示人生,或者大膽地揭露謊言,就是那種揭露感在我今後的文學創作中變得非常重要。我變成像西西弗斯那樣的工作狂,必須不斷地用文筆證明我還活着。這是《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被查封、被宵禁對我的影響。而且你也知道從此以後,我也只能變成流亡作家

記者:說到80年代,您覺得有沒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呢?

馬建:80年代要說到反省,就是面對一個百病纏身、罪行累累的政府,你居然以熱情或者信念認爲它會有改革開放的明天,我認爲這太天真了。集權制其實很容易趕走那些反叛者,建個防火牆,然後再引進港臺式的娛樂文化,就把追求真理的思想都給麻痹了。我的反省就是:今天,80年代的激情、信念已蕩然無存,我們這一代人甚至連馬列主義邪教都沒有沖垮。你想象80年代之前的卡夫卡的羣衆人意識,使大家又變成了統治者最順手的工具。 特別是89年之後,集體麻木意識重返社會, 個人思想者變成羣衆的敵人。可以說,文革隨時重演,80年代,真是白活了一場。

唐琪薇:馬建先生的這番話,讓我想到他曾經寫過一篇名爲“走回南小街”的文章。北京南小街變化之大,讓馬建發現他在自己家門口成了陌生人。中國這幾十年來的變化不可謂不大但是,馬建這樣寫道:“在表面的變化之內,中國人被專制控制着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並沒有真的變化。而這纔是中國人的悲劇。”

聽衆朋友,您剛纔收聽的是作家馬建訪談錄的第二期。在下期節目中呢,馬建先生將和我們聊聊他對中國未來時局的觀察,以及他對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思,歡迎您到時候收聽。另外,這期節目所有的文字稿,您都可以在我們自由亞洲電臺的網站上找到。我是主持人唐琪薇,謝謝您的收聽,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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