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NGO與公民社會(三)人權啓蒙NGO的踐行者


2014.11.12
ngo.jpg 東珍人權教育中心《看見歧視》項目。(網絡截圖)

中國政府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而一個社會和諧與否,在一定程度上與代表着公民社會的NGO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即便他們的發聲長期以來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尤其在近期,中國政府不斷打壓和令其禁言,讓NGO的生存環境備受關注。下面請聽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爲您製作的“中國的NGO與公民社會”專題系列。本期以“北京東珍人權教育中心”和它的創辦人李丹的NGO之路爲例,介紹NGO不爲人知的故事。

VOICE:雖然經過多年不懈地努力和堅持,中國的NGO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真正而獨立的民間組織也不斷獲取雖然有限、但相對較大的生存空間,但這些機構仍然面臨着艱難的環境和精神上的衝擊。NGO之路漫長而艱辛,但同樣也令人充滿期待。

(如何走上公益組織之路?)

北京東珍人權教育中心是一個致力於通過多種文化與服務形式提升公民權利意識以及維護弱勢羣體權益的民間機構。自2003年成立以來,該機構主持過多個項目和活動,包括艾滋法律項目、人權教育項目、性工作者項目、東珍書院等等,爲國內弱勢者的權益提供幫助。其負責人李丹還在2006年獲得銳步人權獎,該機構於2009年獲得中國全球基金艾滋病優秀社區項目獎。

在採訪中,李丹向記者講述了他走上公益之路是從關注艾滋感染者開始的,期間,在他還在大學讀研究生時,曾去了趟河南商丘,瞭解到當地農民賣血換錢的實情。整個過程中的所見完全顛覆了他以往對中國社會的認知。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依然感慨萬千:

“就跟以前講的舊社會一樣,當地的官員就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當初明明就是這些縣裏、市裏的官員鼓勵當地的農民去獻血,現在是講賣血,當時是叫有償獻血,這些農民當時也覺得是可以得到50到80塊的補助,政府也說是這是愛國,是爲社會做貢獻,因爲很多人人做手術而沒有血。無論爲了經濟利益也好、或者說爲了社會奉獻也好,農民們就去獻血了,結果得艾滋了。然後還有一些人是在醫院裏,更無辜的人吧,也沒什麼利益驅動,單純就是輸了血而感染了。當這些農民找到地方的政府、找到縣長和負責衛生的官員時,他們卻說‘你們就是感冒了’或者只是生了別的病,或者是血毒、血熱;這些事情他們 ‘管不了’,甚至說‘沒辦法,等你們都死光了,事情也就解決了。’就是一方面有人找他們解決而他們不解決,另一方面則是完全瞞着。”

李丹說,他見到的一切與以往認知世界裏的社會完全不一樣。這件事對他的觸動很大,他覺得應該儘自己的責任爲社會做些貢獻,所以,他開始一邊讀研一邊繼續到河南周邊做調查、拍視頻,並曝光給海內外的媒體,希望能夠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從此,李丹在他的NGO公益之路越行越遠。隨着關注度的增加,他不願給學校和老師帶來麻煩而毅然退學,到河南辦起了艾滋孤兒學校。他說:

“就在商丘那邊,通過艾滋孤兒學校爲基地,我們可以在當地比較方便地深入到艾滋病村,得到當地一線的艾滋病的故事和疫情的情況,國內國際的記者可以通過我們的學校再去做採訪。”

這就是李丹辦校的初衷。不料,艾滋孤兒學校一年就被封了兩回,而學校的志願者們也紛紛遭受到暴力對待。

“我們所有下去的志願者都被至少打過一次,而且也經常發生我們帶的善款和募捐的錢,在路上就被那些地方的官員化妝成的村民把錢搶了、把人打了,或者是他們給當地的感染者或艾滋感染者家屬四五百塊錢,慫恿他們打我們、把錢搶走。後來在商丘實在是沒辦法了,然後我們就轉戰開封,在開封就平穩下來,一方面是做鄉村的活動中心,這是給孩子們的;再有就是籌款給艾滋孤兒,資助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之後我們也開設了艾滋防疫法律項目,指導輸血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如何向醫院進行索賠。”

但是想把事情做好,僅憑一腔熱忱和埋頭苦幹的精神是遠遠不夠的。一次驚險的遭遇,讓李丹意識到了這一點,他不但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且開始做出改變。

2007年,對李丹來說是人生中的轉折點,也讓他的NGO開始轉型。北京2008年奧運會前夕,李丹爲了引起政府對艾滋病患者更多的關注,在廣州舉行了一場“輸血感染艾滋賠償機制”討論會。讓李丹沒想到的是,這一舉動被當局視爲敏感事件,結果他走在北京街頭時,被人蒙面拉到了郊外。當問及李丹對此事的感觸時,他說:

“那件事之後,就覺得西方NGO的方式可能在中國必須要有一定的變通,這不是說你因爲害怕而不去做的問題,而是效果的問題。你在歐美可能有成千上萬個NGO能團結在一起,跟政府去做談判溝通,可以坐下來面對面地談。但在中國,整個做艾滋界的NGO,現在全國也只有1000個,還是草根NGO,而這些NGO很多也就只有一兩個人而已。所以,當你沒有實力的時候,你怎麼樣要政府去聽你的聲音。而且,當所有的老百姓都對艾滋完全完全不瞭解的時候,你希望政府能夠在整個民衆都忽略的情況下去接受你的議題,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我們講一些議題的時候,比如說不要歧視感染者,要尊重別人的人權,而整個人羣對基本的人權概念還不瞭解,對身邊的一般人都還有歧視,比如說對婦女有歧視、對河南人有歧視、對少數民族有歧視,那他怎麼會單單對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視呢?!這個從邏輯上也說不通。”

可以說,李丹的反思是深刻而有意義的,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大衆對人權啓蒙的缺失。他說:

“我們是必須要去做艾滋病方面的權益工作的,但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我們需要鋪墊好,就是我們要去做整個中國大衆的人權的啓蒙。也就是說,不管是對官員也好,對民衆也好,很多事情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意識的問題,當然裏面也有利益,就是到底政府要不要賠償等等問題需要考量,但是這種利益考量有的時候是會讓步於道德上的考量、也就是權益上的考量,這就在於整個民間能夠形成一種權益的氛圍,就是當官員在這種氛圍當中,他也能夠被耳濡目染,然後也能夠逐漸接受。所以我們在08年之後就開始轉型。”

自此,李丹的NGO在進行反對對艾滋、吸毒者歧視的同時,開始對大衆和其他NGO進行人權啓蒙。這對其他NGO也有借鑑意義。

“說到底,一個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如何讓公衆能夠參與進來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很多的NGO還是太專注於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內容,但是卻忽略瞭如何發動或者說啓蒙大衆,而這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現在很多人所忽視的。其實你要看到,很多國際上的NGO的教材讀本里也都有如何贏得社區民衆支持的內容,必須贏得民衆的響應,這樣你才能成功。但現在很多NGO比較忽視這方面,它跟社區的互動能力是比較弱的。”

面對NGO的註冊規定導致NGO難立其名等諸多困境,如何讓那些有思想的年輕人理想得以實現,並且與NGO的宗旨完美連接,成爲東珍的關注點之一。“東珍”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們在大學裏開啓“NGO進校園”項目,一是收集海內外與人權相關的題材,對學生們進行引導,讓大家思考與權利、維權有關的問題。此外,他們還請來專家做講解,培訓人們如何與記者和律師建立聯繫,進行訴訟等;同時還傳授與外界的溝通技巧、新媒體應用、短片製作等專業課程。

在互動中,李丹也非常講究策略。他認爲“接地氣”最能被大衆所接受。在一些案例的運用上,他會傾向選用與民衆日常生活最密切的真實故事,比如“拆遷”問題等,而不是直接上來就談“人權”這個龐大的話題。李丹認爲,如果直接講人權公約等,大家會覺得很枯燥。

一段時間下來,大學生們與東珍有了互動,雙方都頗有受益。李丹說:

“挺好的。現在NGO進校園項目上,已經有很多地方的學生自動地組織了起來,因爲我們只是個平臺,是由學生把這個平臺運作起來。所以,在一些城市已經是這樣的平臺,就是學生跟NGO之間有互動,也就是互相連成了一個網絡,長期地保持這樣的關係。再有就是,在有些地方學生和NGO有了這樣的合作關係之後,NGO成了他們實踐的一個基地,讓學生能夠設計一些課題,然後在NGO的服務人羣當中去做調研、去做服務,然後NGO也可以用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說他們的能力來加強服務。另外,有很多人在這裏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來,就是說,有些活動,當然不太方便具體說哪些哪些活動,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在一起之後,就磨合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後做出比較大的活動來。”

這些成績對東珍和李丹來說,還遠遠不夠。對於不少中國民衆,NGO這個詞還很陌生。有一部分人雖然也聽說過,但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的負面宣傳讓他們覺得NGO就是和政府作對的組織。所以李丹在對外說東珍時一般都用“公益組織”。而前兩年的“郭美美紅會”醜聞,讓另一部分民衆認爲NGO就是騙子,這種組織都是打着公益去騙錢的。所以在負面新聞漫天飛的當下,民衆要麼對NGO橫眉冷對,八卦調侃,要麼就是兩耳不聞,認爲跟自己沒有半點關係。對此,李丹說:

“接受的過程是很漫長的。它必須先有一個自己的權益意識,因爲現在不管是GONGO也好或是我們NGO也好,其實對普通的百姓來說,我們都是外人。GONGO自然是政府那邊它自己建的,跟老百姓沒關係。對於我們NGO來講,我們的服務對象是比如艾滋感染者、性工作者、吸毒者等,還有勞工、環保的等等,他們都跟主流的這些城市的人、白領、一般的居民沒有關係。其實我們是作爲外人要引起主流的注意,這就比較艱難;除非說,他們自己已經對這些弱勢羣體有了關注,然後他們纔會跟我們一道去做事情,但這種關注度現在還遠遠沒有建起來。所以我覺得整個社會的教育的氛圍、意識的氛圍還沒有從一個公益性向一個社會公民性轉變過來,這也是爲什麼我們要做人權教育,只有整個的社會意識都尊重人權了,從這裏產生出來的NGO也好、或者政府官員也好,他們才能夠水漲船高,整個社會的人權意識才能夠提升上去。”

在當今的中國普及“人權”可謂是項大工程,這對李丹來說任重而道遠。東珍還在不斷開拓和突破着一個個領域,外界冀希望於它的未來,也期待它所啓蒙和培養的年輕人可以踐行民間公益公義的宗旨,繼而改變一個時代,爲草根NGO們開拓出一片新天地。我們今天看到的東珍的故事只是個縮影,還有千千萬萬個真正而獨立的NGO在理想的道路上不懈堅持着。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寇天力的專題系列之一,以“北京東珍人權教育中心”和它的創辦人李丹的NGO之路爲例,介紹NGO不爲人知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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