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年祭:當我們談劉曉波時,我們談些什麼(二)
2018.07.12
你好,聽衆朋友,本週五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逝世一週年紀念日。自由亞洲電臺將繼續爲您播出記者唐琪薇製作的特別節目 “週年祭:當我們談劉曉波時,我們談些什麼”的第二部分——劉曉波,從“文化激進派”到“政治溫和派”。
(畫外音,劉曉波生前錄音)
一切回到三十年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很多朋友對劉曉波的評價都是狂妄自大、恃 才自傲。劉曉波的生前好友,流亡德國的詩人廖亦武至今記得他1985年在北京第一次見到劉曉波的情景:
“劉曉波非常桀驁不馴,我那個時候普通話也說不好,他就問我爲什麼不說普通話,我就說我爲啥要說普通話?總之第一印象很不好。曉波那個時候也算是一個富於挑戰性的大才子。稍後不久,《深圳青年報》發表了他在中國社科院的發言: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那個之後,全國各地只要搞文學、文化的人都知道他。 ”
在《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之後,劉曉波1987年又發表首部著作《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迅速在中國文化界掀起一股“劉曉波現象”大討論。
1989年,劉曉波受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在紐約,這匹中國的“文壇黑馬”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弱小” 。他這樣感嘆道:“我甚至沒勇氣面對自己;我也沒能力和世界級的知識分子真正對話。”
在紐約的《北京之春》雜誌社主編胡平回憶說:
“89年3月第一次(和曉波)見面,他也談到自己對自己在國內的名聲,持一種很清醒的分析的態度。認爲是在國內特殊環境之下,才使得他得到那麼大的名聲。其實他說他的知識他的學問都很差,另外他寫文章也一再表示對民運人士表示極大尊重。”
旅居紐約、“89”之後被中共當局列入限制入境者“黑名單"的陳軍,至今還記得劉曉波在紐約受到的文化衝擊:
“他去了大都會、去了現代美術館,看了西方文明陳列出來成果時,他覺得他以自我期許來看,他可能窮盡一生,都不能達到那種高度。之所以不能達到這種高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他的精神資源太匱乏了。所以纔有他經過香港碰到(《開放》雜誌主編)金鐘時,講到‘中國需要300年殖民地’。”
(畫外音 89民運現場)
正當劉曉波被這種“無力感”困擾時,中國國內的局勢卻因爲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而風雲突變。原本準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的劉曉波,立刻決定回國。因爲在他看來,中國民主運動的舞臺更加大、更加直接。
美國民間維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始人楊建利博士說,雖然劉曉波最早以“青年思想家”的形象出現在大衆面前,但他對政治實踐卻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衝動。
“426社論以後,整個政治氣氛非常肅殺,很多人都覺得這個時候很危險。他是頂着426社論的殺氣騰騰回去的,有一種非常大的冒險精神。”
(畫外音 劉曉波生前接受採訪錄音)
1989年4月26日,劉曉波從紐約飛回北京。這一決定,徹底改變了文藝學博士劉曉波的人生。
不久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師“筒子樓”裏見到劉曉波的楊建利博士回憶道:
“他回去很快就介入到學生運動中去,而且幾乎是唯一一個能夠深入介入學生運動、能夠影響學生的唯一一個知識分子。”
(畫外音 89民運現場)
1989年6月2號,劉曉波和侯德健、周舵、高新發表“四君子”62絕食宣言。
從4月26號在紐約登機回國到6月6號劉曉波被捕,只有42天時間,但卻長過他此前34年的人生。之後,劉曉波寫下悔過書,並以證人的身份說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
多年之後,劉曉波在《末日倖存者獨白》中對“六四”做過這樣懺悔道:
“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爲何物的我。”
(畫外音 89民運現場)
旅居大華府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說, “六四”事件徹底改變了劉曉波。
“劉曉波在‘六四’事件前後是判若兩人啊。 他在‘六四’前是一個放蕩不羈、 攻擊所有人的‘黑馬 ’。極端的反傳統、 反權威的黑馬的‘狂妄之徒’。 可是他‘六四’之後變得比所有人都謙卑。 他在‘八九’以後這麼一個黑暗的時代主動背上負罪感, 懺悔自己。 他又沒有對天安門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說他有罪, 他覺得這些孩子們的死, 他有責任, 其實他有什麼責任啊。”
(畫外音 89民運現場)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 /奉着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
這是劉曉波寫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的長詩——《給十七歲》中的片段。
1991年1月26日,在羈押劉曉波一年之後,法庭宣佈劉曉波“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罪名成立,但對其免於刑事處分。
出獄後的劉曉波,從一個口出狂言“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的“文化激進派”,蛻變成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溫和派”。他積極爲“六四“翻案呼籲,並持續爲中國前途寫作。2008年,劉曉波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及其聯署活動。
蘇曉康說:“《零八憲章》就是說你們共產黨不願意修憲,我們來替你修。 共產黨原來自己的憲法,這個憲法實際上有很多國際通用的條款 ,都是普世的, 它也修在裏面 。 中國憲法裏面有言論自由的呀 ,有出版自由的呀 ,但是他們不實行 。劉曉波就說, 我們幫你們把你們的憲法修得更好,也就是說民間主動要求修憲。 ”
《北京站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劉曉波雖然不是《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但《零八憲章》獲得今天的巨大影響與曉 波密切相關。胡平說:
“你就光看一個《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三百人,有七八十人是他聯繫籤的名。爲什麼叫他去聯繫呢,就是他人脈廣,各種各樣的人都買他的賬。”
(畫外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 )
在最早簽署該憲章的303位支持者中,至少70人遭到了中國警方的傳喚和審問,而劉曉波作爲主要參與人,被中國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並被判刑11年。2010年5月26號,劉曉波開始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這是劉曉波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從此他再也沒有呼吸到高牆外的自由空氣。
(畫外音 劉曉波生前錄音/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頒獎現場)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在獄中的劉曉波,肯定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
然而,這麼多年來圍繞着劉曉波的爭議,並沒有因爲他獲得諾貝和和平獎而平息。曾參與聯署抗議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芝加哥作家劉曉東表示:
“2009年他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稱述。他被抓了以後,全世界都爲劉曉波呼籲,抗議中共因言治罪的情況下,劉曉波卻大講監獄如何人性化、柔性化,表揚中共人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旅居華府的中國資深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也表示,劉曉波是與北京合作的“溫和派”。魏京生說:
“你怎麼能說沒有敵人呢?你搞民主運動,你的敵人就是專制啊。他得諾貝和和平獎我爲什麼強烈批評呢?你不能給中國的年輕人、中國的反對派樹立這麼一個軟骨頭的形象。”
對這種批評聲浪,《劉曉波傳》的作者、旅居華府的作家余杰認爲,劉曉波在他的最後陳述中提出的“我沒有敵人”的實質,不是“我沒有敵人”而是“我們如何去對待敵人”。余杰說:
“我覺得他是反對派知識份子中很少有的有真切的自我批判、 自我反省懺悔意識的人。 很早他就看到一個很可怕的現象,就是很多反對專制反對共產黨的人, 結果他們自己跟這個專制跟這個共產黨精神同構 。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 用謊言來反對謊言 。如果是以暴易暴,用壞的手段建立起來的一個政權, 我相信他又會成爲一個共產黨的變形。”
劉曉波的生前好友、首批簽署《零八憲章》的北京政治學者劉軍寧說,很多反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中國人大都在美國。他建議這些人回國:
“很簡單,讓那些主張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他們回國吧。你在美國主張什麼意思啊,是不是? 回國吧。”
楊建利博士說,如果說“和平、理性、非暴力"到目前還沒有達成更大的功效,你用暴力的方式推動中國變革根本連機會都沒有。
“很多人往往舉楊佳這種例子,但楊佳的例子是不可以靠一個政治運動去複製的, 也不能號召大家去學習的。”
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祕書鮑彤表示,劉曉波‘和平、理性、非暴力’主張,就是在追求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他說:
“不管是贊成或者反對,這兩種人都是希望實行憲政的。 不希望實行憲政的人實際上不會對“和、理、非”這個問題發生爭論。劉曉波認爲‘六四’之所以會產生,就是因爲沒有憲政,因此防止中國再次出現象‘六四’這樣的悲劇, 主要的、根本的出路就是要讓中國變成一個憲政國家。”
回報: 聽衆朋友,您剛纔收聽的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唐琪薇爲您製作的特別節目——“週年祭:當我們談劉曉波時,我們談些什麼”的第二部分。在明天播出的最後一集節目裏,我們將和您探討“殉道者”劉曉波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曉的殘酷現實,以及劉曉波的精神遺產將如何影響中國未來的民主進程。歡迎您到時收聽。
網編: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