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八講 紅魔陰影·上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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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八講 紅魔陰影·上 1953年12月25日石硤尾大火的場景。
(來自維基百科)

一、“大逃港”的真正精神是什麼?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八講《紅魔陰影·上》,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港督金文泰以東亞傳統文化反擊激進主義的文化動向,及此後十餘年間香港的高速發展,亦介紹了香港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經歷的苦難。1945年8月,隨着日本在二戰中戰敗,英國收回了香港。風雲激盪的香港戰後史,就此拉開了序幕。今天這一講,我們將講述香港戰後初期歷史,帶您回顧隨着中國國共戰爭及中共建政等歷史事件的發生,香港所面臨的劇烈衝擊與考驗。

我們還是從近年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吧。

2016年2月8日—9日,在香港九龍的旺角鬧市,因反對香港當局取締熟食小販攤位,許多香港民衆走上街頭與警方對峙,最終發展爲大規模衝突。這場被稱爲“魚蛋革命”的公民運動雖然被警方殘酷鎮壓,但其中出現的大量元素,如勇武派的登場、警方亂射催淚彈併發射實彈等,都幾乎原封不動地出現在三年多後的反送中抗爭中,成爲了反送中運動的一次預演。在香港警方血腥地鎮壓了魚蛋革命之後,一篇由中國“五毛”撰寫、名爲《內地青年致信香港青年:“改革一代”遇上“迴歸一代”》的文章出現在網上。在文中,“五毛”厚顏無恥地大談中國當局對香港的所謂“恩惠”,將魚蛋革命中的抗爭者污衊爲“暴徒”,用看似客觀的言論抨擊香港民衆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並認爲香港市民在“大逃港”時期對爲逃離中共暴政而流亡香港的廣東民衆的幫助,與中國當局對香港的所謂“援助”是同樣性質的事情,都代表着香港與中國屬於一體,進而從這一點提出香港民衆不應該追求自由民主、而是應該順從中國當局的殘暴統治。

這一論調,事實上是故意將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惡毒地混爲一談了。廣東民衆在1950—1980年代爲躲避中共製造的大饑荒和癲狂政治運動而逃往香港,明明是民衆抗拒共產極權勢力、追求自由的偉大壯舉。中國共產極權當局以遠高出市場價格的價錢向香港強賣生活用品,如以超過新加坡購買馬來西亞淡水價格二百多倍的高價向香港強賣淡水,卻被“五毛”描繪成是一種恩賜。(見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如此顛倒黑白的言論,大約也只有中國當局豢養的“五毛”才能說出了吧。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中國當局豢養的“五毛”,也只敢偷換“大逃港”這段歷史中所蘊含的自由精神,不敢完全宣稱這段歷史不存在。在這段歷史中,曾有數以十萬計的民衆從廣東進入香港,逃離了中共的暴虐統治。事實上,這段歷史由於持續時間太長、規模太大,已經成爲衆所周知的事實,亦是人們在講述香港歷史時無法迴避的過往。那麼,“大逃港”是如何發生的呢?要明白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先從1945年8月英國收回香港時開始說起了。

二、戰後重建與流產的政治改革

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視察徙置區的情形。(來自臉書賬號“昔日香港”)
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視察徙置區的情形。(來自臉書賬號“昔日香港”)

如上一講所述,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艦隊抵達香港,接受日軍投降,併成立了以夏愨(Cecil Harcourt)少將爲首長的香港軍政府處理戰後事宜。1946年5月1日,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關押在日軍戰俘營中三年多的楊慕琦(Mark Young)重新出任第二十一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臨時的軍政府時期。復職伊始,楊慕琦便開始推行一項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力圖在種族平等的基礎上重建戰後香港社會。

在復職演說上,楊慕琦表示,英國政府正在考慮對香港進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將原先由政府執行的部分內政功能,移交予一個有全面代表性的市議會”。1946年8月28日,楊慕琦推出了著名的“楊慕琦計劃”,提出將爲香港設置一個代表港島及九龍民意、擁有48個議席的市議會,且其中只有半數議員將是歐洲裔香港居民。此外,立法局的議席將由原有的18席減少到15席,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之比則會從原本的10:8變爲7:8,即由官守議員佔多數變爲非官守議員佔多數。此外,只要是每年超過交稅200港元、年滿25歲的華裔香港居民,都將享有選舉權。這樣一來,香港的大量華裔居民都將享有充足的政治權利,並能夠通過民選的方式選出代表自己的議員。

楊慕琦進行此項改革的目的乃是通過在香港進行民主改革和種族政治平權,提高香港華裔居民對英國的認同感,從而挽回大英帝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丟失的威信。儘管英國政府在1947年7月從原則上批准了“楊慕琦計劃”,但在此之前兩個月,楊慕琦便已從港督任上卸職,此時在香港執政的是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葛量洪看來,此時的香港華裔居民因中國成爲二戰戰勝國,正懷有高昂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如果貿然向華裔居民大規模開放政權,那麼香港的華裔選民將有可能通過選票將親中勢力選上臺,從而危害到香港的自治。另一方面,此時的英國外交部則有着相反的擔心,認爲一旦在香港實行民主制度,將會構成對中國政府的挑釁,使中方認爲英國試圖用民主收買人心、削減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兩方合力下,“楊慕琦計劃”悄無聲息地結束了。

在葛量洪擔任港督時期,香港的政治改革雖然處於停滯狀態,但香港經濟的戰後恢復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47年時,隨着大量在二戰期間被日軍驅趕回廣東的人口迴流,香港的人口已經超過戰前規模,達到170萬。1949年10月,隨着中共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奪下廣東,又有不少逃避共產極權勢力的難民從廣東流亡香港,使1950年時香港的人口增加到了236萬,其中三分之一爲難民。巨量的人口湧入一方面使香港能夠得到充足的勞動力,迅速完成了戰後經濟重建。另一方面,這種現象也給香港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壓力。因此,香港政府不得不在1950年5月宣佈封鎖邊境關口,限制難民流入。另一方面,隨着中共在建政之後在港、粵邊界地帶設置起了嚴密的防線,中共軍甚至槍擊逃往香港的民衆,並非法越境綁架部分難民。此時,自由世界與共產極權陣營之間的冷戰已經開始。這樣一來,在此之前基本處於人口自由流動狀態的香港北部邊界地帶就成爲了一道壁壘,共產極權的鐵幕籠罩住了邊界以北的區域。

在1950年代前期,如何安置大批難民成爲了令香港政府頗感棘手的難題。不少難民聚集在九龍,以木板和鐵皮搭建起了簡陋的寮屋。這些寮屋安全隱患很大,時常遭遇大規模火災。其中,最嚴重的火災於1953年12月25日發生於石硤尾寮屋區,造成了54人死傷、5萬人無家可歸的慘況。爲了解決這一問題,香港政府於1954年11月決定爲民衆建造公營房屋,將寮屋中的民衆遷入被稱爲“徙置大廈”的公屋建築內,從而開啓了延續至今、聞名世界的香港公共屋邨制度。

在湧入香港的難民中,有不少仍舊忠於國民黨及中華民國的人士。在這其中,一部分人在懷着反共理念的同時,也擁護激進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對西方人相當不滿。1956年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第三十五個“雙十節”。這一天,由於這些人士居住的九龍李鄭屋徙置區懸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兩名政府職員移除,大批居民進行示威。隨着示威者持續增多,這場示威最終演化爲暴動,開始同時襲擊西方裔香港居民和極左派親共人士,並縱火焚燒西方人駕駛的車輛及極左派機構。爲此,香港政府不得不在10月12日宣佈在九龍半島實施戒嚴,並出動英軍與警方一同掃蕩九龍,在10月14日平息了這次被稱爲“雙十暴動”的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共有59人死亡、443人受傷、6000人被捕,死者包括被暴民殺害的瑞士駐港副領事恩斯特(Frits Ernst)及其夫人。

三、兩次逃港潮:爲自由與尊嚴而戰的人們

逃港潮中成羣結隊逃往香港的民衆。(來自“多維新聞”)
逃港潮中成羣結隊逃往香港的民衆。(來自“多維新聞”)

在激進中國民族主義者發動的“雙十暴動”結束時,香港也正面臨着新一波難民潮。1956年,葛量洪認爲中國的局勢已有所穩定,估計若開放邊界關口已不再會導致難民湧入,遂在這一年2月開放了關口。然而,僅僅在七個月的時間內,就有至少6萬人爲擺脫共產暴政從廣東逃入了香港。見到這種情況,香港政府於同年9月再次對關口進行了嚴格的控制。然而,規模更爲浩大的第二次逃港潮很快就到來了。

1958年,中共發動了喪心病狂的“大躍進”運動,並製造了從1958年持續到1962年的恐怖大饑荒,造成3600多萬人的慘死。在廣東,死於這次饑荒的民衆達到65萬以上。爲了保住生命和人之所以爲人的最後尊嚴,成千上萬的民衆在1961—1962年間從廣東湧向了香港。飢餓的人們爲了自由與尊嚴,想盡一切辦法越過那道鐵幕,每一個逃港者的故事都可拍成一部血淚、辛酸與精彩並存的電影。逃港之路是充滿危險的,許多人慘遭中共軍警逮捕、殺害,或在海中溺水而亡,甚至被鯊魚咬死,但他們仍前仆後繼地向香港前行。許多人手持棍棒,與把守關口的中共軍警拼死搏鬥,得以衝出鐵幕。1961年7月20日,因逃港人數過多,而廣東經濟已經崩潰,中共廣東當局不得不稍稍放寬限制,開設了幾個非正式關口。到1962年5月中旬,逃港潮已不可遏制,每天都有上千人進入香港,連廣州市區都出現了大規模的逃亡潮。最終,在中共軍警的殘酷鎮壓和強力戒備下,這次“逃港潮”在1962年6月中旬漸漸停止了。這一次逃港潮中,共有超過11萬人湧進了香港。

在香港上水附近一座名爲華山的小山上,發生了本次逃港潮中最感人的一幕。1962年5月,華山上聚集着3萬名逃港者,他們與大約30萬名香港人有着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的關係,而當時的香港人口不過是300萬。根據香港政府的規定,如果他們在抵達香港市區前被警察捕獲,便要遭到遣返。在此緊急關頭,10萬名香港民衆自發組織起來,帶着食物和水趕到華山,用生命保護這些逃港者。當逃港者被捉入汽車時,上萬名香港市民臥倒在高溫的馬路上,用血肉之軀阻擋汽車,向逃港者呼喊着逃跑路徑。在場的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抓捕,同逃港者相擁而泣——這一歷史鏡頭中的香港警察,無疑與今日甘爲中共鷹犬、喪盡天良的香港黑警形成了鮮明對比。最終,在香港市民的掩護下,有超過1.5萬人成功逃入市區。

在香港,逃港者的生活是艱難的,但也是充滿希望的。他們已經失去了幾乎一切財產,但獲得了自由與尊嚴。他們有的在香港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住所。香港報刊後來常見“天台木屋”一詞,最早即形容逃港者的居所。而逃港者抵達香港後,常常在家庭式作坊內從事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工作,勤懇地維持生計。

在1960年代,隨着“逃港潮”的出現,香港人民進一步認清了中共極權統治的邪惡本質。而就在規模浩大的“第二次逃港潮”結束後的五年,共產紅魔便在香港赤膊上陣,發起了一場狂暴的社會運動。自“省港大罷工”以來,香港又一次遭遇了共產極權勢力發起的暴力顛覆活動。這次狂暴的運動,就是香港史上知名的“六七暴動”。一時之間,共產紅魔張開了它的血盆大口,將香港籠罩在恐怖的陰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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