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講 社會改革·上

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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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講 社會改革·上 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最受香港民衆歡迎的港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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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展鵬案:聽命於中共的香港警隊“自己查自己”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講《社會改革·上》,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述了香港開埠以來面臨的空前危機“六七暴動”的背景與始末,介紹了中共和港共勢力推動這次武裝顛覆活動的經過。今天,我們將走入又一段歷史,開始講述1970年代香港的公民運動與社會改革。

我們還是先從最近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吧。

今年5月12日,在反送中運動中殘酷鎮壓香港人民的中共鷹犬、香港國安處處長蔡展鵬的一項劣跡被多家傳媒曝光。在事件曝光前的一個月,蔡展鵬曾光顧一家無牌色情場所,並在警方打擊色情場所的行動中被同事發現。而香港警隊高層在得知此事後,便濫用權力將此事隱瞞了一個月之久。在事件被曝光之後,也有媒體人受到上級壓力,曾一度刪除相關報道。更令人憤怒的是,忠於中共的香港警隊對此事的處理方式可謂“黑箱操作”——蔡展鵬的行爲不但被警隊隱瞞了約一個月之久,警隊對這一行爲的調查也是由他們自己進行的。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鎮壓反送中運動時對香港人民欠下大量血債的香港警務處長鄧炳強,還在5月13日拒絕向記者披露案情,並恬不知恥地告訴記者在警方調查下,會對此案進行“公平公正處理”。對此,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警隊這樣的行爲實屬“自己查自己”。(《O記查蔡展鵬 鄧炳強拒披露案情 稱公正處理 大狀指“自己查自己”難釋疑》,明報新聞網,2021年5月13日)

對香港警隊這種“自己查自己”的操作,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版新聞在今年5月21日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一些意見也認爲,事件應該交給警務處之外的機構調查,例如廉政公署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簡稱“監警會”),它們都是香港警察的主要監察機構。其中廉政公署過去調查過多名高級警官,指控包括洗黑錢和貪腐等。”(《香港國安處處長陷按摩店醜聞 再引誰監管警察討論》,BBC News中文,2021年5月21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送中抗爭期間,香港人民提出的“五大訴求”當中,包含着和這類意見類似的一條,也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從以上事實看來,用警隊之外的機構和組織調查警察的濫權、違紀行爲,在香港人民心目中實在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聽命於中共的香港黑警,早就已經把這種香港人民心目中的常識視爲無物了。

那麼,這種認爲掌握着公權力、擁有武力的警察的行爲,應當受到警隊之外的機構、組織監督的觀點,究竟是什麼時候在香港形成的呢?事實上,這種觀點的形成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它的背後有過壯闊的公民抗爭史與昂揚的社會改革史。我們這一講所要講述的,就是這段充滿着熱血與希望的歷史。

二、“反貪污、捉葛柏”:公民運動與政府的迴應

1973年8月26日,香港民衆的“反貪污、捉葛柏”集會。(維基百科)
1973年8月26日,香港民衆的“反貪污、捉葛柏”集會。(維基百科)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經歷了“六七暴動”的香港政府和民衆面臨着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香港究竟要走一條怎樣的道路?1967年“六七暴動”中,中共和港共恐怖分子殘害民衆的暴虐舉動,已經向香港人民昭示瞭如果香港被中共接管,將會面臨怎樣的後果。而在1968年6月—9月間,一批死狀可怖的浮屍沿着西江、珠江口從廣東、廣西漂到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更令香港人民對中國共產極權勢力的殘酷冷血感到厭惡和恐懼——這些浮屍,都是在文革運動中被中共迫害、折磨致死的死難者。雖然香港人民不可能對中共的暴虐統治產生認同,但當時的香港仍存在着不少社會問題,以及民衆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情緒。“六七暴動”之所以出現,一大原因正是因爲中共和港共利用了民衆中存在的這種不滿情緒。除此之外,在1960年代,香港也出現瞭如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公民抗命運動,導致政府和民衆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係。因此,如何修復政府和民衆的關係,解決現實存在的社會問題,就成了香港政府與人民必須面對的事情。

在當時的香港,警隊的貪污腐敗既是一個相當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是民衆對政府不滿的主要原因。民主改革的滯後,導致民衆對警隊和政府缺乏監督能力,從而致使依靠公權力掌握了武力的警隊中出現嚴重的集團式貪腐現象。另一方面,由於香港警隊在平息“六七暴動”的過程中有效地打擊中共和港共恐怖分子,並由此保護了市民的生活,1960年代末期的香港警隊在市民中的聲譽一度有所提升,致使不少市民在一段時間內對警隊貪腐行爲的容忍度有所提高。這樣,到1970年代初,香港警隊中的集團式腐敗現象已如野火一樣變得難以遏制。

在那個時代的香港警隊中,各族裔的警察中都有相當數量的貪腐分子。其中,被後世稱爲“四大探長”的探長呂樂、藍剛、韓森、顏雄的故事更是具有某種“傳奇性”。其中,呂樂成爲了《五億探長雷洛》《追龍》等著名香港電影中男主角的原型,並以他與黑幫錯綜複雜的關係和他的五億港元資產成爲直到今天依然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警隊中,當時擁有黑社會背景的警員比例更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35%。

在警黑勾結的背景下,香港的社會風氣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不少吸毒場所、賭場和色情場所都在警黑勾結的包庇下堂而皇之地開設在城市中。而警方不少打擊黑社會的行動,也都淪爲了俗稱“大龍鳳”的作秀行爲。另一方面,由於警隊紀律敗壞,警察敲詐市民之事也經常發生。根據記載,當時“市民大衆在與政府各部門的日常接觸中,受到無盡無休的敲詐勒索,已經怒火中燒”,但香港政府官員面對市民的投訴,卻表示“這些投訴居心不良或誇大其詞”。到1973年,隨着一名警隊高官的貪污行爲被曝光,民衆的怒火被徹底點燃,一場聲勢浩大的公民抗命運動由此展開了。

1975年2月25日,葛柏被定罪時的照片。(維基百科)
1975年2月25日,葛柏被定罪時的照片。(維基百科)

香港警隊的英裔警官葛柏(Peter Godber)曾在平息“六七暴動”的過程中表現出色,因而一度擁有不低的社會聲望。1969年,葛柏出任總警司,並在此後的幾年間一直向外界展現儉樸、親民的形象。在1970年代初期,他投入過很大的精力對香港的交通情況進行改善。然而,在1973年4月,警務處長薛輔畿(Charles Sutcliffe)通過密報,得知即將在這年7月退休的葛柏正在將大筆資金轉出香港。經過調查,到6月上旬,警方發現葛柏移出香港的資金超過了100萬港元,而葛柏所擁有的資產共計437.7萬港元,是他在香港警隊服務的二十年中所獲薪水總額的六倍。至於這些資產的來源,則包括經營毒品、賭博、色情業的收入和來自黑社會的賄款。因此,葛柏被警方要求在6月11日交代他的財產來源。爲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葛柏在6月8日乘飛機潛逃離港,經新加坡轉機抵達英國本土,從而在香港社會中引起軒然大波。

隨着媒體的廣泛報道,香港市民們瞭解到了葛柏貪污潛逃的事實。一批社運人士由此發起了名爲“反貪污、捉葛柏”的抗爭運動,並提出了成立獨立反貪污機構的訴求。在這場運動中,有5萬多名市民參加了聯署。1973年8月26日,市民們舉行了兩場政治集會,其中一場屬於未向警方申請的自發集會,並導致警方逮捕了21名示威者。9月2日和9月16日,憤怒的市民們又舉行了兩次集會抗議,結果又遭警方連續打壓,在兩次集會中分別有12人和26人被捕。在9月16日的集會中,數百名抗爭者聚集在港督府外,呼喊着“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口號,展示了此次公民抗命運動中最爲震撼人心的一幕。

在持續不斷的公民抗命運動下,香港政府作出了有效迴應。1973年10月11日,負責調查葛柏案的法官百里渠(Alastair Blair-Kerr)發表了一份長達88頁的報告書,在其中描述了市民們提出的成立獨立反貪機構的訴求,並將這一訴求的提出者稱爲“有識之士”。百里渠的提議,很快就得到了當時在任的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的迴應。

三、設立廉政公署:麥理浩改革的著名成就

廉政公署的標誌。(維基百科)
廉政公署的標誌。(維基百科)

在香港歷史上,麥理浩與堅決反共的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可以說是兩位最受市民歡迎的港督。從1971年11月到1982年5月,麥理浩擔任港督達十年半之久。麥理浩的政府通過與公民運動良性互動,進而施行良好的政策,徹底改變了香港社會的面貌,將香港建設成了一座真正意義上法制健全的現代城市,從而爲英治香港末期的民主化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前的二十四任港督不同的是,麥理浩在就任港督前缺乏在英國海外領地工作的經驗。他的工作經驗主要在外交領域,曾在1960年代擔任英國兩任工黨外交大臣的首席祕書。作爲一名外交領域的專業官員,麥理浩擁有非常出色的時局分析能力。這一點,成爲了他就任港督後出色施政的前提。

百里渠在1973年10月11日發佈的報告,得到了麥理浩的重視。在此之前,儘管香港警隊在1952年就已經成立了反貪局。但這種缺乏監督、“自己查自己”的所謂“反貪”一般只能淪爲欺騙公衆的作秀行爲,就如同今天的香港黑警在蔡展鵬案中所表現的那樣。因此,麥理浩決定斷然施行改革,在同年的10月17日向立法局宣讀了施政報告,提出將成立一個向港督本人直接負責、且獨立於政府的機構。1974年2月15日,這一機構正式成立,它就是大名鼎鼎,曾令香港貪腐、違紀官員聞風喪膽的廉政公署(ICAC)。

廉政公署剛一成立,就投入了對葛柏案的偵辦活動中。1974年4月13日,一位因貪污入獄的警官向廉政公署交代了葛柏通過妻子收受賄賂,並幫助行賄者升職的情形。有了這一證據之後,便能根據英國本土的法律將葛柏的受賄行爲定罪,從而將葛柏從英國本土引渡回香港受審。這樣一來,葛柏儘管逃到了英國本土,卻再也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了。1974年4月29日,葛柏在英國本土被捕。1975年1月7日,他被押解回香港接受審判,並在同年2月25日被判入獄四年,他的受賄款項也被全部沒收充公。在這場延宕了一年多的事件中,香港政府和公民通過良性互動,有效地改善了香港的政治環境。

經過葛柏事件,廉政公署大放異彩,在香港市民中確立了威信。在廉政公署成立的最初十個月內,這個機構就收到了多達5958宗關於官員、警隊貪污的投訴。廉政公署也對這些投訴進行了有效地迴應,沉重打擊了不少犯下貪腐罪行的警察。在此過程中,甚至出現了貪污者畏罪自殺的現象。爲了最大限度地與民衆接觸,廉政公署在商業區和住宅區中設立了不少辦事處。這些辦事處成爲了社會基層民衆與廉政公署溝通的橋樑,也爲大量投訴警察勒索民衆行爲的人們提供了有效的幫助。另一方面,民衆們通過與廉政公署的廣泛溝通和良性互動,形成了越來越強的公民意識。越來越多的民衆從此將監督政府濫權貪腐當作自己的社會責任,並在此過程中瞭解到了怎樣才能使香港社會變得更加公義。可以說,儘管此時香港的民主改革還十分滯後,但廉政公署的設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民衆的政治參與度。

值得注意的是,設立廉政公署僅僅是麥理浩龐大改革計劃的一環。在擔任港督期間,麥理浩還曾在民政、公共服務、住房和地產方面對香港社會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並建立起了民衆與政府交換意見和反饋的良性互動機制。這些措施,正是香港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所在。在下一講中,我們將繼續講述麥理浩改革的經過,看一看除了設立廉政公署之外,麥理浩政府還施行了怎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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