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五讲 光怪陆离·上

2021.04.14
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五讲 光怪陆离·上 香港“反对蓄婢会”值理合影。
(来自网站“社运无国界”)

一、代理人与“白手套”:从紫荆党说起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五讲《光怪陆离·上》,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之前的四讲中,我们从香港古代漫长的自由传统开始说起,一直讲述到了20世纪初的香港历史。我们了解了香港英式自由政体建立的经过,知晓了这座城市多族杂居面貌的形成过程,也明白了这座城市在中国民族主义冲击下受到的影响。今天,我们将带您回顾香港历史上一段光怪陆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潮持续冲击着香港,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也纷纷在香港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使这座城市在二战前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面貌。

我们还是从近期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今年1月,一个名叫紫荆党的香港建制派政党向媒体表示,他们已招收了13名党员,并将计划招收25万名党员。(《香港紫荆党主席:不难达到25万党员目标》,《联合早报》2021年1月23日)。这一消息传出,引发了香港民众的广泛担忧。在中国当局已经通过香港“国安法”、香港的自由已被摧毁殆尽的时候,有中国官方背景色彩的紫荆党却能够在香港任意活动,这无疑暗示着中国当局正在试图通过组建“白手套”组织的方式,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紫荆党主席李山是中国政协委员。他虽然已在香港生活了20年,却不会讲粤语。在该党的政纲中,则不乏例如“打击分裂国家的行为”、“透过基本法检察官起诉涉及‘国安法’的案件”这样的内容。李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紫荆党的颜色就是‘爱国’,与其他亲北京政党目标一致,是同路军”。

事实上,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中国政治势力,在香港利用代理人乃至“白手套”以满足自身目的,是一个持续了上百年的传统。早在20世纪前期,这一情况便已存在了。那么,就让我们将目光转向20世纪前期的香港,看一看那时的香港发生了什么吧。

二、辛亥革命引发的香港动荡

1925年拍摄的香港婢女照片。(来自网站“书史小斋”)
1925年拍摄的香港婢女照片。(来自网站“书史小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迎来了它的末日。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同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大清帝国正式终结。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早已在香港建立了组织的中国革命派也在香港行动起来。随着大清帝国统治的瓦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潮鼓动着部分持亲革命派观点的香港居民。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开始袭击清国开办的中国银行及保皇派在香港的喉舌《商报》报社,取下了这两处悬挂的大清帝国黄龙旗,宣示着自己的反满主张。在反满活动之外,激进的亲革命派民众也开始认为,既然满洲人的统治已经终结,那么下一个要攻击的对象就是西方人。

《南华早报》和《士蔑西报》的华人员工因此发起了反对西方人的罢工,街头的民众中则有人喊出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口号。

这场由辛亥革命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狂潮,在香港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912年7月,甚至连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也遭遇了华人刺客的未遂刺杀。到同年11月,由于与香港相邻的广东大量发行粤币并流入香港市场,导致香港币值不稳,梅含理下令往返于港岛、九龙之间的天星小轮不得接收粤币,引发大量使用粤币的华人劳工阶层不满。此后几个月里,部分华人劳工发起了罢搭电车运动,并对仍然搭乘电车的乘客及警察展开袭击。在如此局面下,香港各商号决定向员工发放通勤月票,从而使这次社会运动在1913年2月和平平息。

在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派之所以能在香港掀起如此规模的社会运动,是与他们在香港多年的经营分不开的。如上一讲所述,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后,革命派便开始在香港劳工阶层中扩大影响、建立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在1909年,亲近革命派的广东四邑族群商人又在香港建立了四邑商工总会,与革命派关系紧密。为避免中国革命派在香港的势力进一步坐大,香港政府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便将四邑商工总会定为非法组织,并邀请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华商组建了华商总会。到1913年,由于香港亲中国革命派人士的激进排外活动已持续了一年有余,大部分香港市民对他们感到了厌倦。这次辛亥革命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便在香港消退了下去。

此时广东政局的动荡,又与香港的和平繁荣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1913年,中国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击败,原本由革命派把持的广东转由忠于袁世凯的部队控制。其后,袁世凯在1915年宣布恢复帝制,引发了云南滇系、广西桂系势力的讨伐。由滇军和桂军组成的“护国军”在1916年控制了广东,致使广东再次更换了统治势力。1920年,陈炯明的粤军发起驱逐滇、桂军的作战,将滇、桂势力逐出了广东,实行“粤人治粤”的广东自治。广东的连年战乱,致使一大批战争难民涌入香港,进一步增加了香港的人口。到1920年时,香港的人口已经达到60万。

另一方面,随着大英帝国在1914—1918年间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香港英裔居民中有四分之一的男子走上了战场。而随着西方国家忙于战事,这些国家在香港的贸易额也有所萎缩,致使香港欧亚混血儿和华人的商业实力有所增强,他们的资本开始进入曾经由西方人垄断的银行业和航运业。这一经济变化,促成了更多非欧裔富商在香港的出现。

三、香港公民社会运动走向初步成熟

启德机场航拍旧照。(来自脸书主页“历史时空”)
启德机场航拍旧照。(来自脸书主页“历史时空”)

尽管香港的人口在1910年代持续增长,经济也维持着繁荣的势头,但在此时,香港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香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使用童工问题、劳工权益问题和畜养婢女问题。一战后,英国盛行着进步主义的思潮。对于香港的这些社会问题,英国人便在一战后着手进行改革。

1918年12月,在香港工作的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匹兹(Miss. Pitts)首先公开提出以佣工注册制度及普及义务教育限制童工的主张。1920年4月,英裔香港居民奥布雷医生(Dr. Aubrey)在港岛旧山顶道遇见了两名抬着泥土和石灰上山的童工,年龄分别只有13岁和11岁,其中一人更因为过于劳累而边走边哭。奥布雷随后报警,并使此事得到了以《士蔑西报》为代表的香港英文媒体的关注。随后,英国本土的国会议员就此事质询殖民地部大臣,使得香港政府面临着来自英国本土的改革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政府不顾部分华人雇主的反对,在1922年9月推出了《儿童工业雇佣条例》,禁止雇佣10岁以下的童工,并不允许12岁及15岁以下儿童搬运重物和从事危险工作。1924年,香港政府派出的工厂检查团记录到了数百名童工受雇于工厂的案例,但这些案例没有一个发生在西方资本的工厂中。而随着《儿童工业雇佣条例》的推行,华人雇主使用童工的现象也在迅速减少。到1930年代,随着香港劳工的法定年龄被提升到16岁,香港的童工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在1920—1930年代之间,随着香港的童工问题逐渐得到解决,香港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法案用以确保香港劳工的权益。在1927年通过的《工厂条例》中,香港政府规定厂商必须在诸多机械设备上加设保护罩,并在工厂设置确保安全的出口。而烟火、玻璃及锅炉芯片制造则被该条例定为危险行业,禁止儿童、女性、青年从事。在1929年通过的《女性、青年及儿童工业雇佣修订条例》中,香港政府则在重申禁止女工及15—18岁的青年工人从事危险工作的同时,禁止他们进行夜间工作。在1932年通过的《工厂及工场条例》里,香港政府又禁止女性从事地下矿场工作,并对工业建筑结构作出了诸多规定,以确保工人安全。

在童工问题逐渐解决和劳工权益得到改善的同时,香港的工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使香港成为一座工业城市。到1931年,香港人口达到了85万,九龙一带也已开发出了成片的城区与工业区。随着1925年启德机场在九龙建成并投入使用,香港的现代航空业也发展了起来。然而,在这一充满社会进步的时期,针对蓄婢问题展开的社会变革却进行得很是艰难。

在20世纪前期,畜养婢女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香港被统称为“华人”的各族群家庭当中。许多家境较好的家庭都从相对贫穷的广东购买穷人家庭的女童,收养在家中作为一种被粤语称为“妹仔”的家内奴隶。尽管有的“妹仔”在成年后会变为男主人的妻子,得到主人家庭内的财产权,但绝大部分“妹仔”的地位都很低。至于主人家庭男性成员性侵“妹仔”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1919年,英裔香港居民希士路活夫人(Clara Haslewood)就此撰文,猛烈抨击香港政府纵容华裔居民的畜婢习俗。尽管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因此将希士路活夫妇调回英国,但希士路活夫妇在回到英国本土后却将行动升级,一面组织群众集会及向报刊投稿,一面向英国国会施压,进行了声势更大的反对香港蓄婢运动。在香港本地,华裔居民亦由此分成两派,一派由基督徒和劳工组织成员构成,在1921年成立了“反对蓄婢会”;另一派则由蓄婢传统较强的绅商构成,成立了“防范虐婢会”,试图以后退一步的方式保住蓄婢制度。两派针锋相对,进行了一系列论战及社会调查。这时,希士路活夫妇在英国国内的社会运动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殖民地部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22年向国会承诺将废除香港的蓄婢制度。这样,香港立法局就在1923年1月通过了《管制家庭服务形式条例》,禁止买卖10岁以下的婢女。此后,在1929年和1936年,立法局又分别通过了条例修正案和新条例,规定婢女需在政府注册、获得薪水,及对虐待婢女的家主实施监禁。但迫于社会传统压力,香港政府一直没有完全废除蓄婢制度。这一社会现象,一直到1970年代才在香港消亡。

在1920—1930年代间,在英国进步主义思潮及基督教伦理的刺激下,香港社会基本解决了童工问题、改善了劳工和婢女的权益。而这些社会变革,则有赖于香港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众广泛调查、动员舆论、组织集会和团体,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诉求,进而引发政府的积极回应,从而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的改善。可以说,香港的公民社会运动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共产极权势力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香港。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股极权主义势力在香港兴起,成为了共产极权阵营的“白手套”。此后一直到今天,他们不断在香港兴风作浪,并成为香港人民自由在近百年来最为凶残的宿敌。1920年代,他们在香港首次登场,就将香港人民和香港的自由带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中。那么,面对这样一场危机,香港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香港人,又是如何度过这次危机的呢?

添加评论

您可以通过填写以下表单发表评论,使用纯文本格式。 评论将被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