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五講 光怪陸離·上

2021-04-14
Share
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五講 光怪陸離·上 香港“反對蓄婢會”值理合影。
(來自網站“社運無國界”)

一、代理人與“白手套”:從紫荊黨說起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五講《光怪陸離·上》,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之前的四講中,我們從香港古代漫長的自由傳統開始說起,一直講述到了20世紀初的香港歷史。我們瞭解了香港英式自由政體建立的經過,知曉了這座城市多族雜居面貌的形成過程,也明白了這座城市在中國民族主義衝擊下受到的影響。今天,我們將帶您回顧香港歷史上一段光怪陸離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各種各樣的思潮持續衝擊着香港,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也紛紛在香港尋找自己的代理人,使這座城市在二戰前呈現出一種極爲複雜的面貌。

我們還是從近期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吧。

今年1月,一個名叫紫荊黨的香港建制派政黨向媒體表示,他們已招收了13名黨員,並將計劃招收25萬名黨員。(《香港紫荊黨主席:不難達到25萬黨員目標》,《聯合早報》2021年1月23日)。這一消息傳出,引發了香港民衆的廣泛擔憂。在中國當局已經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的自由已被摧毀殆盡的時候,有中國官方背景色彩的紫荊黨卻能夠在香港任意活動,這無疑暗示着中國當局正在試圖通過組建“白手套”組織的方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紫荊黨主席李山是中國政協委員。他雖然已在香港生活了20年,卻不會講粵語。在該黨的政綱中,則不乏例如“打擊分裂國家的行爲”、“透過基本法檢察官起訴涉及‘國安法’的案件”這樣的內容。李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紫荊黨的顏色就是‘愛國’,與其他親北京政黨目標一致,是同路軍”。

事實上,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中國政治勢力,在香港利用代理人乃至“白手套”以滿足自身目的,是一個持續了上百年的傳統。早在20世紀前期,這一情況便已存在了。那麼,就讓我們將目光轉向20世紀前期的香港,看一看那時的香港發生了什麼吧。

二、辛亥革命引發的香港動盪

1925年拍攝的香港婢女照片。(來自網站“書史小齋”)
1925年拍攝的香港婢女照片。(來自網站“書史小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迎來了它的末日。1912年1月,中華民國建立。同年2月,清帝宣佈退位,大清帝國正式終結。隨着辛亥革命的發生,早已在香港建立了組織的中國革命派也在香港行動起來。隨着大清帝國統治的瓦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潮鼓動着部分持親革命派觀點的香港居民。他們紛紛走上街頭,開始襲擊清國開辦的中國銀行及保皇派在香港的喉舌《商報》報社,取下了這兩處懸掛的大清帝國黃龍旗,宣示着自己的反滿主張。在反滿活動之外,激進的親革命派民衆也開始認爲,既然滿洲人的統治已經終結,那麼下一個要攻擊的對象就是西方人。

《南華早報》和《士蔑西報》的華人員工因此發起了反對西方人的罷工,街頭的民衆中則有人喊出了“香港迴歸中國”的口號。

這場由辛亥革命引發的中國民族主義狂潮,在香港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1912年7月,甚至連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也遭遇了華人刺客的未遂刺殺。到同年11月,由於與香港相鄰的廣東大量發行粵幣並流入香港市場,導致香港幣值不穩,梅含理下令往返於港島、九龍之間的天星小輪不得接收粵幣,引發大量使用粵幣的華人勞工階層不滿。此後幾個月裏,部分華人勞工發起了罷搭電車運動,並對仍然搭乘電車的乘客及警察展開襲擊。在如此局面下,香港各商號決定向員工發放通勤月票,從而使這次社會運動在1913年2月和平平息。

在這一時期,中國革命派之所以能在香港掀起如此規模的社會運動,是與他們在香港多年的經營分不開的。如上一講所述,在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之後,革命派便開始在香港勞工階層中擴大影響、建立工會組織。另一方面,在1909年,親近革命派的廣東四邑族羣商人又在香港建立了四邑商工總會,與革命派關係緊密。爲避免中國革命派在香港的勢力進一步坐大,香港政府在辛亥革命後不久便將四邑商工總會定爲非法組織,並邀請政治立場較爲保守的華商組建了華商總會。到1913年,由於香港親中國革命派人士的激進排外活動已持續了一年有餘,大部分香港市民對他們感到了厭倦。這次辛亥革命引發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便在香港消退了下去。

此時廣東政局的動盪,又與香港的和平繁榮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1913年,中國革命派發動二次革命,被袁世凱擊敗,原本由革命派把持的廣東轉由忠於袁世凱的部隊控制。其後,袁世凱在1915年宣佈恢復帝制,引發了雲南滇系、廣西桂系勢力的討伐。由滇軍和桂軍組成的“護國軍”在1916年控制了廣東,致使廣東再次更換了統治勢力。1920年,陳炯明的粵軍發起驅逐滇、桂軍的作戰,將滇、桂勢力逐出了廣東,實行“粵人治粵”的廣東自治。廣東的連年戰亂,致使一大批戰爭難民湧入香港,進一步增加了香港的人口。到1920年時,香港的人口已經達到60萬。

另一方面,隨着大英帝國在1914—1918年間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香港英裔居民中有四分之一的男子走上了戰場。而隨着西方國家忙於戰事,這些國家在香港的貿易額也有所萎縮,致使香港歐亞混血兒和華人的商業實力有所增強,他們的資本開始進入曾經由西方人壟斷的銀行業和航運業。這一經濟變化,促成了更多非歐裔富商在香港的出現。

三、香港公民社會運動走向初步成熟

啓德機場航拍舊照。(來自臉書主頁“歷史時空”)
啓德機場航拍舊照。(來自臉書主頁“歷史時空”)

儘管香港的人口在1910年代持續增長,經濟也維持着繁榮的勢頭,但在此時,香港社會中還存在着不少問題。其中,最受人關注的便是香港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使用童工問題、勞工權益問題和畜養婢女問題。一戰後,英國盛行着進步主義的思潮。對於香港的這些社會問題,英國人便在一戰後着手進行改革。

1918年12月,在香港工作的英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匹茲(Miss. Pitts)首先公開提出以傭工註冊制度及普及義務教育限制童工的主張。1920年4月,英裔香港居民奧佈雷醫生(Dr. Aubrey)在港島舊山頂道遇見了兩名抬着泥土和石灰上山的童工,年齡分別只有13歲和11歲,其中一人更因爲過於勞累而邊走邊哭。奧佈雷隨後報警,並使此事得到了以《士蔑西報》爲代表的香港英文媒體的關注。隨後,英國本土的國會議員就此事質詢殖民地部大臣,使得香港政府面臨着來自英國本土的改革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不顧部分華人僱主的反對,在1922年9月推出了《兒童工業僱傭條例》,禁止僱傭10歲以下的童工,並不允許12歲及15歲以下兒童搬運重物和從事危險工作。1924年,香港政府派出的工廠檢查團記錄到了數百名童工受僱於工廠的案例,但這些案例沒有一個發生在西方資本的工廠中。而隨着《兒童工業僱傭條例》的推行,華人僱主使用童工的現象也在迅速減少。到1930年代,隨着香港勞工的法定年齡被提升到16歲,香港的童工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

在1920—1930年代之間,隨着香港的童工問題逐漸得到解決,香港政府也通過了一系列法案用以確保香港勞工的權益。在1927年通過的《工廠條例》中,香港政府規定廠商必須在諸多機械設備上加設保護罩,並在工廠設置確保安全的出口。而煙火、玻璃及鍋爐芯片製造則被該條例定爲危險行業,禁止兒童、女性、青年從事。在1929年通過的《女性、青年及兒童工業僱傭修訂條例》中,香港政府則在重申禁止女工及15—18歲的青年工人從事危險工作的同時,禁止他們進行夜間工作。在1932年通過的《工廠及工場條例》裏,香港政府又禁止女性從事地下礦場工作,並對工業建築結構作出了諸多規定,以確保工人安全。

在童工問題逐漸解決和勞工權益得到改善的同時,香港的工業也得到長足的發展,使香港成爲一座工業城市。到1931年,香港人口達到了85萬,九龍一帶也已開發出了成片的城區與工業區。隨着1925年啓德機場在九龍建成並投入使用,香港的現代航空業也發展了起來。然而,在這一充滿社會進步的時期,針對蓄婢問題展開的社會變革卻進行得很是艱難。

在20世紀前期,畜養婢女的社會現象普遍存在於香港被統稱爲“華人”的各族羣家庭當中。許多家境較好的家庭都從相對貧窮的廣東購買窮人家庭的女童,收養在家中作爲一種被粵語稱爲“妹仔”的家內奴隸。儘管有的“妹仔”在成年後會變爲男主人的妻子,得到主人家庭內的財產權,但絕大部分“妹仔”的地位都很低。至於主人家庭男性成員性侵“妹仔”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1919年,英裔香港居民希士路活夫人(Clara Haslewood)就此撰文,猛烈抨擊香港政府縱容華裔居民的畜婢習俗。儘管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因此將希士路活夫婦調回英國,但希士路活夫婦在回到英國本土後卻將行動升級,一面組織羣衆集會及向報刊投稿,一面向英國國會施壓,進行了聲勢更大的反對香港蓄婢運動。在香港本地,華裔居民亦由此分成兩派,一派由基督徒和勞工組織成員構成,在1921年成立了“反對蓄婢會”;另一派則由蓄婢傳統較強的紳商構成,成立了“防範虐婢會”,試圖以後退一步的方式保住蓄婢制度。兩派針鋒相對,進行了一系列論戰及社會調查。這時,希士路活夫婦在英國國內的社會運動得到了政府的迴應,殖民地部大臣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1922年向國會承諾將廢除香港的蓄婢制度。這樣,香港立法局就在1923年1月通過了《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條例》,禁止買賣10歲以下的婢女。此後,在1929年和1936年,立法局又分別通過了條例修正案和新條例,規定婢女需在政府註冊、獲得薪水,及對虐待婢女的家主實施監禁。但迫於社會傳統壓力,香港政府一直沒有完全廢除蓄婢制度。這一社會現象,一直到1970年代纔在香港消亡。

在1920—1930年代間,在英國進步主義思潮及基督教倫理的刺激下,香港社會基本解決了童工問題、改善了勞工和婢女的權益。而這些社會變革,則有賴於香港的社會活動家和民衆廣泛調查、動員輿論、組織集會和團體,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訴求,進而引發政府的積極迴應,從而形成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解決問題、促進社會的改善。可以說,香港的公民社會運動在這一時期變得越來越成熟了。然而,在這一時期,共產極權勢力的身影也出現在了香港。在共產國際的操縱下,一股極權主義勢力在香港興起,成爲了共產極權陣營的“白手套”。此後一直到今天,他們不斷在香港興風作浪,併成爲香港人民自由在近百年來最爲兇殘的宿敵。1920年代,他們在香港首次登場,就將香港人民和香港的自由帶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中。那麼,面對這樣一場危機,香港人做出了怎樣的選擇呢?香港人,又是如何度過這次危機的呢?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添加評論

您可以通過填寫以下表單發表評論,使用純文本格式。 評論將被審覈。

完整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