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二講 何去何從·上

202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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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二講 何去何從·上 馬文輝照片。
(來自網站“致知”)

一、香港人在英治時代是“順民”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二講《何去何從·上》,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此前兩講中,我們講述了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在1971—1982年間實行的諸多改革措施。作爲最受民衆歡迎的港督之一,麥理浩與民衆此起彼伏的抗爭進行了良性互動,進而推行了一系列改變香港社會面貌的改革。經過麥理浩改革,1980年代初的香港形成了高收入的、服務業發達的社會結構,並擁有了比此前清廉、親民得多的政府機構。那麼,此時的香港社會中究竟瀰漫着怎樣的思潮,香港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園、如何定義自身、如何思考香港的歷史與未來的呢?在這一講中,我們將會把時間向回撥去,從二戰結束時開始講起。

不過,在講述歷史之前,我們還是先從最近發生的一件事說起吧。

2019年9月8日,在香港人民的反送中抗爭正在壯闊地進行之際,中國媒體《北京晚報》發佈了一篇題爲《爲何香港會養出一批“黃皮白心”的洋奴?道理已講明出路就在眼前》的文章,對香港人民橫加污衊。這篇文章說:“爲什麼迴歸後的香港會養出一批‘黃皮白心’的洋奴呢?從卑躬屈膝當英國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到挺直腰板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老一輩香港人的家國情感來自切實的人生際遇。相比之下,香港青年成長在迴歸祖國後的香港,對港英政府統治時期的境遇沒有了解。”(原文載於《北京晚報》官方賬號“北晚新視覺網”,2019年9月8日)

這篇文章延續了中國當局一貫混淆是非的口徑,總體而言可謂不值一駁。值得注意的,是該文章將英勇反抗共產極權的香港人民稱爲“‘黃皮白心’的洋奴”,說擁有抗爭精神的香港人民在英治時期是所謂“卑躬屈膝”的“二等公民”,反而將殘民以逞的中共和港共政權統治下飽經殘害的香港人民說成是“挺直腰板”的。更不用說,這篇文章完全無視年長的香港人中也有大量像“王婆婆”這樣的抗爭者,編造了將老一輩香港人與親共派劃等號的虛假宣傳。

這種顛倒黑白的話術,只需要看一看香港歷史就能夠不攻自破。事實上,在英治時代,香港民衆曾一次又一次走上街頭,爲了捍衛自身的權利、對抗不公不義之事奮起抗命,也由此促進了英治香港政府不斷推進改革,使香港社會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今日的香港抗爭者,無疑就是英治時代那些抗命公民的政治繼承人。

值得追問的是,成體系的香港公民政治思想,究竟是從何時起源的呢?追根溯源,我們便會發現一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活躍的人物——馬文輝。

二、建設自治城邦:馬文輝與他的思想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作於1964年。(來自維基百科)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作於1964年。(來自維基百科)

對於許多聽衆來說,馬文輝的名字或許有些陌生。不過,若提及馬文輝的家族產業的名字,許多人想必就會很熟悉了。馬文輝的父親,正是20世紀初一位有名的大商人:祖籍廣東、居住在澳大利亞的馬應彪。而馬應彪在1900年開設於香港中環的百貨公司,正是當時香港規模最大的百貨:先施百貨。在此後的半世紀中,先施百貨曾在上海、廣州開設分店,其中上海的先施百貨大樓更是20世紀上半葉上海的地標建築之一。

作爲馬應彪的兒子,馬文輝於1905年在香港出生,是先施百貨的“少東家”,可以說是一位“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富二代”。在人生的青壯年時期,馬文輝曾因公司業務在英國居住,並有過在法國、澳大利亞的生活經歷,認識不少英國政要。在西方民主國家的長期生活經驗,使得馬文輝擁有了廣闊的國際視野,對於自由民主理念也有很深的認識。隨着二戰結束,定居香港的馬文輝開始了他長期的從政生涯。

如此前所述,在二戰剛結束後不久的1946年,第二十一任港督楊慕琦曾推出過一項名爲“楊慕琦計劃”的改革方案,試圖在香港實行民主政治和種族平等。受到這一消息的鼓舞,馬文輝從此開始了對香港民主問題的關注,並加入了當時香港的兩大民主派政治團體“香港革新會”和“香港公民協會”。此後,由於“楊慕琦計劃”被其繼任者葛量洪擱置,深感不滿的馬文輝便於1953年開創了政治團體“聯合國香港協會”。

“聯合國香港協會”的創立,響應了生效於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一條表示,聯合國的宗旨包括“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第十一章“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則表示,“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承擔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福利爲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分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爲神聖之信託。”而馬文輝建立的“聯合國香港協會”組織,就旨在推動上述兩項條款在香港的實行,進而敦促香港政府盡力實行改革,給予香港民衆平等的權利與自決的機會。

196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之宣言》,宣佈“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且附屬國人民擁有“實現完全獨立的權利”。受這一決議啓發,馬文輝的“聯合國香港協會”在第二年向香港政府發出了一份改革計劃書,提出應不分種族、國籍地將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給予所有香港長期居民,並實現立法局的市民直選,從而實現香港自治。

除了敦促政府進行政治改革外,“聯合國香港協會”也投身於社會運動之中,於每週日和週三的下午五時在港島中環的香港大會堂八樓舉辦“海德公園講座”和“民意講座”,模仿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的自由辯論活動,爲市民提供一個討論政治、社會及文化問題的平臺。通過這一平臺,馬文輝得以向民衆普及政治常識、併爲民衆創造一個表達民意的空間。

1963年,馬文輝將他的政治組織進一步升級,與包括多位英裔香港居民在內的香港自治支持者建立政黨“香港民主自治黨”(以下簡稱“民治黨”),制定了“促進香港自治政府之實現;使香港能增進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民主化,俾保證全民獲得社會的正義;提高香港在英聯邦內成爲一自治城邦”的政綱,並提出英國只應在香港保留國防權和外交權,香港總督則應是一個虛位職務,政府應該由在大選中獲勝的多數政黨組成。在這一政治藍圖中,虛位總督和民選政府的關係,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馬文輝的思想中,還帶有相當強烈的香港本土主義色彩,可以被看作今日香港本土派的思想先驅。馬文輝雖對英國不民主的治港模式感到不滿,但他也認爲中共的統治是一種恐怖主義政治。因此,馬文輝雖然對英治香港政府總體持反對態度,但他並沒有像當時的港共勢力那樣去認同共產中國。不過,馬文輝也沒有像當時不少香港反共人士那樣寄希望於國民黨。在馬文輝的觀念中,香港人事實上不同於國共兩黨所定義的“中國人”概念,是一羣沒有國家身份的人,“剩下的只有香港這個唯一的故鄉”。所以,“香港人還有一個更好的效忠對象,就是‘香港’和‘香港人’自己。”(《馬文輝的思想》,立場新聞,2016年5月10日)

三、作爲思想先驅的馬文輝

1963年的香港大會堂,此處也是馬文輝“海德公園講座”舉辦的地方。(來自網站“致知”)
1963年的香港大會堂,此處也是馬文輝“海德公園講座”舉辦的地方。(來自網站“致知”)

在民治黨成立後數個月,當時在任的第二十三任港督柏立基(Robert Black)曾稱馬文輝是“臭名遠播的愛出風頭者”,並向英國殖民地大臣報告稱民治黨的主張“不切實際”,也無法影響任何“負責任的意見”,因此無需被政府認真對待。(《港人舉英治其就係奴才?60年代英屬香港自治城邦主張》,輔仁文社,2015年2月22日)由這一現象可見,馬文輝和他的民治黨引起了當時香港政府的警惕。1966年,聯合國香港協會副主席、香港英裔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Elsie Tu)出訪英國,促請英國在香港進行民主化改革、給予香港自治,得到了馬文輝的大力募款支持。在這一年4月,香港民衆發起了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的大規模公民抗命活動,並遭遇政府的粗暴鎮壓。馬文輝和杜葉錫恩積極參與了這場社會運動,爲抗爭運動中的死難者舉行公祭。此外,馬文輝還曾爲被捕抗爭者提供過法律援助。在反天星小輪加價抗爭失敗後,馬文輝決定此後不再乘坐天星小輪上層,以示抗議。一時之間,以馬文輝爲代表的香港自治運動聲勢相當浩大。

不過,到了1970年代,由於內部成員政見不合,馬文輝參與創建的民治黨又分裂出了推崇民主社會主義的工黨和民主社會黨。至於馬文輝本人,也因爲對政府長期持激烈批評態度而被溫和派從民治黨的領導層中排擠了出去。這樣的大分裂,給香港自治運動造成了沉重打擊。在此之後,民治黨、工黨和民社黨的成員都不滿千人,難以運作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馬文輝仍然沒有放棄爭取香港自治的抗爭。在20世紀70年代,他繼續以“海德公園講座”爲平臺發聲,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他的這些行爲也沒有遭到英治香港政府的打壓。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其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改革,將香港變爲了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城市,從而贏得了馬文輝的好感。1994年,馬文輝以年近90的高齡去世,結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參看貝爾加:《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思想香港》第三期《自治·運動·本土》,2014年2月)

總體而言,馬文輝的許多思想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超前性。他將香港建設爲自治城邦的政治主張,以及由此提出的多項政治改革措施,是到了英治時代末期纔在香港基本實現的。至於他將香港定義爲一個“城邦”,認爲香港人“非英非中”,並將“香港人”作爲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和政治共同體的觀點,則具有更爲超前的色彩——在他之後,直到2010年代前期本土主義思潮在香港興起,與他的這些觀點類似的思想纔再次在香港流行開來,並促成了此後不斷展開的香港抗爭運動。

作爲時代的先驅,馬文輝無疑是二戰後香港政治思想界中一顆耀眼的明星。不過,除他之外,當時的香港還存在着多種與馬文輝的思想迥異的思潮。這些思潮以及相應的社會運動,也在塑造着當時香港人對自身的定位與認同,以及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思考。在下一講中,我們就會講一講這些思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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