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三讲 何去何从·下

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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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三讲 何去何从·下 自九龙城望向狮子山。
(来自维基百科)

一、《狮子山下》为何会引起香港人的长久共鸣?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十三讲《何去何从·下》,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在二战结束后,香港人开始了对自身身份、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在这一期间,香港出现了本土主义思想先驱马文辉。在冷战时代的香港,马文辉积极投身香港民主运动中,在向英治香港政府争取民主权利的同时,也秉持着坚定的反共立场,提出了建立香港自治城邦、促进香港民众自决的理念,并认为香港人的身份实际上不同于国共两党所定义的“中国人”,而是处在一种“非英非中”的状态。

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之间,除了以马文辉为代表的本土主义及城邦自治理论外,香港社会中还出现过多种定义香港人身份及思考香港命运的思潮。今天的这一讲,我们便要讲述在这一期间出现的其它社会思潮,以及这些思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我们还是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说起吧。

去年12月22日,一场名为“荣光香港国际同行”的音乐会在网上举行。这场音乐会由现居加拿大的香港音乐人郑敬基主持。在音乐会上,郑敬基演唱了由他改编的香港名曲《狮子山下》,将原歌最后一句“不朽香江名句”改为“不朽香港光荣万岁”。作为一首诞生于1970年代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直到今天仍然能令不少香港人感动,并能被改编为一首带有浓烈抗争色彩的歌曲,正说明了这一歌曲对于凝聚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意义所在。

那么,《狮子山下》这首歌为什么会在经历如此长时间的传唱后,仍然能够激起香港人如此强烈的感情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思想背景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回到二战后的香港社会和思想界,看一看这首歌曲背后的思想内涵。

二、狮子山精神:独具香港特色的精神气质

TVB标志。(Public Domain)
TVB标志。(Public Domain)

《狮子山下》这首歌曲的出现,与20世纪70年代港产粤语流行音乐和粤语电影的崛起是分不开的。

港产粤语文艺、娱乐产品的出现,与电视播送技术的进步有关。在1967年以前,香港还没有采用无线电视技术。由于当时的电视信号需要通过铜线传播,不低的安装费和月费就成为了普通民众难以负担的费用。1967年,随着被通称为“无线电视”和TVB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成立,香港的电视信号改由无线技术传播。此后,香港民众只需置办电视机及天线就可以收取电视信号,从而使收看电视的成本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此前一直发送广播的香港电台也在1970年成立了公共事务电视部,使得无线电视节目的传播更为广泛。根据统计,到1972年12月,已有79.6%的香港家庭安装了电视机。

与电视机普及相伴随的,是香港政府在语言政策方面的调整。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以前,香港的国语电影为数众多,国语歌曲也颇为流行。为了加强香港自身的文化认同,并在语言层面与共产中国进行区隔,香港政府在六七暴动之后取消了学校中的国语教学,并将粤语广州话设定为电视、广播节目中使用的语言。

随着粤语电视、广播节目的大规模传播,以及电视机的普及,数量庞大的粤语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开始在千家万户的电视机和收音机中播放。而学校教育用语的改变,也使各族群出身的香港年轻一代的通用语统一成了粤语,从而促使香港人逐渐在语言文化上一致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少粤语影视作品的主题曲也成为了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自1970年起,香港电台开始推出一款名为《狮子山下》的系列实况电视剧。1979年,《狮子山下》这一同名歌曲,成为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狮子山下》由香港知名音乐人黄霑作词、顾家煇作曲、罗文演唱,被收录于罗文1979年推出的专辑中。歌名中提及的狮子山位于九龙和新界之间,海拔495米,状如威武的卧狮,是香港一处重要的地标和风景名胜。这首歌的歌词开头,先是说“人生中有欢喜,亦难免常有泪”,将香港人的经历称为“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并表示香港人“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在歌词的最后,则说“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这样的歌词,正是唤醒了香港人的许多共同记忆:自1841年香港开埠以来,大部分香港居民就是为了追寻自由和幸福、逃避战乱与多届中国政府的暴政移民而来的。移民们在香港安家的过程中,人们的经历有喜有悲。但无论如何,人们既然已到达了一片自由的乐土,毕竟是“欢笑多于唏嘘”的。而在艰辛却能看得见未来的创业过程中,一代代香港人以香港为家、同舟共济,同在一处位于英、中两个大国夹缝之间的“海角天边”,一同面对困难,“携手踏平崎岖”,一同勤劳地建设出了一座繁荣璀璨的城市。这首歌曲描绘出的一种勤劳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被称为“狮子山精神”,成为了香港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

与“狮子山精神”的出现相伴随的,事实上是二战结束后三十年间香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剧烈变革。在这三十年中,香港从一座工业城市转型为一座高收入的、服务业发达的城市。在这一时间段内,1971年—1982年间的麦理浩时期引发了尤为剧烈的社会变革:公共交通网络在这一时期的普及使香港各地连为一体,新市镇计划使香港各地演变为更为相似的高度城市化区域,粤语影视作品和音乐的流行以及粤语教育的普及使香港内部产生了更为统一的语言文化,经历了种种体制改革的香港政府也变得更为廉洁、高效,政府也不断与公民的街头政治运动良性互动,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并建立起了与民意沟通的“咨询式民主”体制。这时,虽然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还比较滞后,但香港政府的种种政策却赋予了这个社会相当程度的自由和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只要肯于努力工作,就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而“狮子山精神”所代表的一种香港精神气质,就是由这样的时代塑造出来的。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拥有勤劳拼搏、迎难而上的“狮子山精神”的香港居民中,这一时期还出现过怎样的思想和身份认同呢?

三、本土与中国,激进与保守

新亚书院。(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官网)
新亚书院。(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官网)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的期刊《学苑》刊出了一篇署名为“耕耘”的文章,引发了不小的社会争议。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他自己作为生长于香港的读书人,对于社会中弥漫的爱中国思潮感到“不平等、不合理”。在文章里,他将400万香港居民称为“同胞”,认为空谈爱中国的香港居民对“香港四百万同胞”漠不关心,并认为“中国是幻影,香港才实在”,对他而言“香港比中国更真实”。

这篇带有强烈本土主义色彩的文章,遭到了不少视中国为“祖国”的香港居民的攻击。当时,共产中国的毛主义思想曾俘获了一部分香港知识青年。而要讲清楚为何此时的香港会有毛派青年,则需要再回溯一段时间。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流亡香港。这些学者大多受过传统的儒家学术教育,其中唐君毅、牟宗三更是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0年,钱穆、牟宗三、张丕介等学者在九龙开设了新亚书院,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此后,新亚书院又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成为了该校的一部分。新亚书院张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坚持反共理念的同时以中华民国为“正统”政权,传播一种在政治光谱中较为保守的中国民族主义理念。

然而,随着激进的毛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传入香港,一部分激进青年学生不满于这种较为保守的中国民族主义,认为这种思潮缺乏现实关怀,因此转而成为了毛派。这些毛派知识分子将共产中国视为“祖国”,并对中共制造的文化大革命赞誉有加。在六七暴动之后,仍有不少毛派青年以“反帝爱国,统一中国”为政治口号,极力称颂中共体制的所谓“优越性”,被人称为“国粹派”。而在同一时期的香港左翼青年学生中,也有一批并不信奉毛主义、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士,更多地从事香港本土的劳工权益事业,被称为“社会派”。自1970年代末起,“社会派”有许多人扎根基层社区,为普通民众的权益服务,从而成为了香港左翼中倾向本土的一部分。与缺乏社会根基的“国粹派”相比,“社会派”无疑与香港社会的连结更为紧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此后持续从事推动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事业,并将发展为香港本土力量中较为左翼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当中,香港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思潮可谓是五花八门。对于如何定义“香港人”、怎样建设理想的香港社会、香港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不同的政治派别提出了种种相异的理论。在这当中,有思想先驱马文辉的耀眼身影和将香港人称为“四百万香港同胞”的本土论述,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政治光谱较为保守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有扎根社区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派”思潮和视共产中国为“祖国”的毛派思潮。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不断的良性变革,使得“狮子山精神”在这一时期成为香港人特有的精神气质;电视的普及和粤语影视作品、歌曲的大规模流行,则使得香港在语言文化层面成为了一个内部更为一致的共同体。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归属和命运即将被英、中两个大国决定。而上述这些思潮所代表的种种政治势力,也将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选择自己的道路,勾勒出香港社会的演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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