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三講 何去何從·下

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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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三講 何去何從·下 自九龍城望向獅子山。
(來自維基百科)

一、《獅子山下》爲何會引起香港人的長久共鳴?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三講《何去何從·下》,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到,在二戰結束後,香港人開始了對自身身份、過去與未來的思考。在這一期間,香港出現了本土主義思想先驅馬文輝。在冷戰時代的香港,馬文輝積極投身香港民主運動中,在向英治香港政府爭取民主權利的同時,也秉持着堅定的反共立場,提出了建立香港自治城邦、促進香港民衆自決的理念,並認爲香港人的身份實際上不同於國共兩黨所定義的“中國人”,而是處在一種“非英非中”的狀態。

在20世紀50年代—80年代之間,除了以馬文輝爲代表的本土主義及城邦自治理論外,香港社會中還出現過多種定義香港人身份及思考香港命運的思潮。今天的這一講,我們便要講述在這一期間出現的其它社會思潮,以及這些思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
我們還是從近年來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吧。

去年12月22日,一場名爲“榮光香港國際同行”的音樂會在網上舉行。這場音樂會由現居加拿大的香港音樂人鄭敬基主持。在音樂會上,鄭敬基演唱了由他改編的香港名曲《獅子山下》,將原歌最後一句“不朽香江名句”改爲“不朽香港光榮萬歲”。作爲一首誕生於1970年代的歌曲,這首歌的旋律直到今天仍然能令不少香港人感動,並能被改編爲一首帶有濃烈抗爭色彩的歌曲,正說明了這一歌曲對於凝聚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意義所在。

那麼,《獅子山下》這首歌爲什麼會在經歷如此長時間的傳唱後,仍然能夠激起香港人如此強烈的感情呢?這首歌曲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思想背景呢?要明白這些問題,我們就要回到二戰後的香港社會和思想界,看一看這首歌曲背後的思想內涵。

二、獅子山精神:獨具香港特色的精神氣質

TVB標誌。(Public Domain)
TVB標誌。(Public Domain)

《獅子山下》這首歌曲的出現,與20世紀70年代港產粵語流行音樂和粵語電影的崛起是分不開的。

港產粵語文藝、娛樂產品的出現,與電視播送技術的進步有關。在1967年以前,香港還沒有采用無線電視技術。由於當時的電視信號需要通過銅線傳播,不低的安裝費和月費就成爲了普通民衆難以負擔的費用。1967年,隨着被通稱爲“無線電視”和TVB的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成立,香港的電視信號改由無線技術傳播。此後,香港民衆只需置辦電視機及天線就可以收取電視信號,從而使收看電視的成本大幅降低。在此情況下,此前一直髮送廣播的香港電臺也在1970年成立了公共事務電視部,使得無線電視節目的傳播更爲廣泛。根據統計,到1972年12月,已有79.6%的香港家庭安裝了電視機。

與電視機普及相伴隨的,是香港政府在語言政策方面的調整。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以前,香港的國語電影爲數衆多,國語歌曲也頗爲流行。爲了加強香港自身的文化認同,並在語言層面與共產中國進行區隔,香港政府在六七暴動之後取消了學校中的國語教學,並將粵語廣州話設定爲電視、廣播節目中使用的語言。

隨着粵語電視、廣播節目的大規模傳播,以及電視機的普及,數量龐大的粵語電視劇、電影、流行歌曲開始在千家萬戶的電視機和收音機中播放。而學校教育用語的改變,也使各族羣出身的香港年輕一代的通用語統一成了粵語,從而促使香港人逐漸在語言文化上一致起來。在這一過程中,不少粵語影視作品的主題曲也成爲了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自1970年起,香港電臺開始推出一款名爲《獅子山下》的系列實況電視劇。1979年,《獅子山下》這一同名歌曲,成爲了這部電視劇的主題曲。

《獅子山下》由香港知名音樂人黃霑作詞、顧家煇作曲、羅文演唱,被收錄於羅文1979年推出的專輯中。歌名中提及的獅子山位於九龍和新界之間,海拔495米,狀如威武的臥獅,是香港一處重要的地標和風景名勝。這首歌的歌詞開頭,先是說“人生中有歡喜,亦難免常有淚”,將香港人的經歷稱爲“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並表示香港人“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在歌詞的最後,則說“我們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這樣的歌詞,正是喚醒了香港人的許多共同記憶:自1841年香港開埠以來,大部分香港居民就是爲了追尋自由和幸福、逃避戰亂與多屆中國政府的暴政移民而來的。移民們在香港安家的過程中,人們的經歷有喜有悲。但無論如何,人們既然已到達了一片自由的樂土,畢竟是“歡笑多於唏噓”的。而在艱辛卻能看得見未來的創業過程中,一代代香港人以香港爲家、同舟共濟,同在一處位於英、中兩個大國夾縫之間的“海角天邊”,一同面對困難,“攜手踏平崎嶇”,一同勤勞地建設出了一座繁榮璀璨的城市。這首歌曲描繪出的一種勤勞拼搏、迎難而上的精神,被稱爲“獅子山精神”,成爲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標誌。

與“獅子山精神”的出現相伴隨的,事實上是二戰結束後三十年間香港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劇烈變革。在這三十年中,香港從一座工業城市轉型爲一座高收入的、服務業發達的城市。在這一時間段內,1971年—1982年間的麥理浩時期引發了尤爲劇烈的社會變革:公共交通網絡在這一時期的普及使香港各地連爲一體,新市鎮計劃使香港各地演變爲更爲相似的高度城市化區域,粵語影視作品和音樂的流行以及粵語教育的普及使香港內部產生了更爲統一的語言文化,經歷了種種體制改革的香港政府也變得更爲廉潔、高效,政府也不斷與公民的街頭政治運動良性互動,滿足民衆的合理訴求,並建立起了與民意溝通的“諮詢式民主”體制。這時,雖然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還比較滯後,但香港政府的種種政策卻賦予了這個社會相當程度的自由和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只要肯於努力工作,就能使自己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好。而“獅子山精神”所代表的一種香港精神氣質,就是由這樣的時代塑造出來的。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在擁有勤勞拼搏、迎難而上的“獅子山精神”的香港居民中,這一時期還出現過怎樣的思想和身份認同呢?

三、本土與中國,激進與保守

新亞書院。(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官網)
新亞書院。(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官網)

1969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期刊《學苑》刊出了一篇署名爲“耕耘”的文章,引發了不小的社會爭議。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他自己作爲生長於香港的讀書人,對於社會中瀰漫的愛中國思潮感到“不平等、不合理”。在文章裏,他將400萬香港居民稱爲“同胞”,認爲空談愛中國的香港居民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並認爲“中國是幻影,香港才實在”,對他而言“香港比中國更真實”。

這篇帶有強烈本土主義色彩的文章,遭到了不少視中國爲“祖國”的香港居民的攻擊。當時,共產中國的毛主義思想曾俘獲了一部分香港知識青年。而要講清楚爲何此時的香港會有毛派青年,則需要再回溯一段時間。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以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爲代表的一批中國學者流亡香港。這些學者大多受過傳統的儒家學術教育,其中唐君毅、牟宗三更是20世紀“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50年,錢穆、牟宗三、張丕介等學者在九龍開設了新亞書院,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爲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此後,新亞書院又在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成爲了該校的一部分。新亞書院張掛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堅持反共理念的同時以中華民國爲“正統”政權,傳播一種在政治光譜中較爲保守的中國民族主義理念。

然而,隨着激進的毛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傳入香港,一部分激進青年學生不滿於這種較爲保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認爲這種思潮缺乏現實關懷,因此轉而成爲了毛派。這些毛派知識分子將共產中國視爲“祖國”,並對中共製造的文化大革命讚譽有加。在六七暴動之後,仍有不少毛派青年以“反帝愛國,統一中國”爲政治口號,極力稱頌中共體制的所謂“優越性”,被人稱爲“國粹派”。而在同一時期的香港左翼青年學生中,也有一批並不信奉毛主義、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人士,更多地從事香港本土的勞工權益事業,被稱爲“社會派”。自1970年代末起,“社會派”有許多人紮根基層社區,爲普通民衆的權益服務,從而成爲了香港左翼中傾向本土的一部分。與缺乏社會根基的“國粹派”相比,“社會派”無疑與香港社會的連結更爲緊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在此後持續從事推動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事業,並將發展爲香港本土力量中較爲左翼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當中,香港社會中出現的各種思潮可謂是五花八門。對於如何定義“香港人”、怎樣建設理想的香港社會、香港的未來應該何去何從,不同的政治派別提出了種種相異的理論。在這當中,有思想先驅馬文輝的耀眼身影和將香港人稱爲“四百萬香港同胞”的本土論述,有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政治光譜較爲保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有紮根社區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派”思潮和視共產中國爲“祖國”的毛派思潮。此外,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持續不斷的良性變革,使得“獅子山精神”在這一時期成爲香港人特有的精神氣質;電視的普及和粵語影視作品、歌曲的大規模流行,則使得香港在語言文化層面成爲了一個內部更爲一致的共同體。隨着時間進入20世紀80年代,香港的歸屬和命運即將被英、中兩個大國決定。而上述這些思潮所代表的種種政治勢力,也將在這個命運的十字路口選擇自己的道路,勾勒出香港社會的演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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