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四講 十字路口·上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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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四講 十字路口·上 1979年3月,麥理浩訪問北京,與鄧小平交談。
(Public Domain)

一、香港民衆爲什麼厭惡7月1日?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四講《十字路口·上》,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此前兩講中,我們講到,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香港社會中出現了多種定義香港人身份和思考香港命運的思潮。在衆多思潮中,有將香港視爲一座城邦、將香港人稱爲“四百萬同胞”的早期本土主義思想,有政治光譜較爲保守、強調傳統文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也有投身於社區工作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派”思潮和視共產中國爲“祖國”的毛派思潮。另一方面,一種勤勞拼搏、迎難而上、被稱爲“獅子山精神”的精神氣質,在這一時期成爲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標誌。而電視的普及,則帶來了粵語影視作品和流行歌曲的大規模傳播,使香港在語言文化層面上變得更加統一。在這樣的背景下,隨着20世紀80年代的到來,香港來到了決定未來命運的十字路口。

在講述歷史之前,我們還是從近日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吧。

今年6月底,爲了慶祝7月1日這一中共建黨百年及所謂“香港迴歸”二十四週年之日,港共政府在尖沙咀懸掛了數百面中共國旗和香港特區旗。然而,這一向北京獻媚的表演卻根本不可能得到香港人民的任何認同。根據中國媒體“中新網”公佈的視頻,在旗下進行慶祝的人只有寥寥無幾的親共人士。(《香港尖沙咀現國旗區旗“旗海” 香港市民爭相到場“打卡”》,中新網,2021年6月29日)對於即將到來的7月1日,大部分正直的香港民衆並沒有任何喜悅之情,有的只是濃濃的厭惡。就在去年7月1日,數十萬香港人民在中國當局已通過香港“國安法”的情況下,發動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並與早已淪爲中共、港共鷹犬的香港警察英勇搏鬥。而在前年的7月1日,香港民衆則佔領了立法會,將壯闊的反送中抗爭推向了新的階段。今年,雖然港共政權在中國當局的指使下屢興大獄,頻繁而瘋狂地進行政治迫害,但反抗的火種在香港仍未熄滅。只要這一反抗的火種與不屈的精神沒有熄滅,香港民衆就絕不會對這個7月1日有什麼認同感。

值得追問的是,1997年7月1日的所謂“香港迴歸”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英國、中國與香港民衆在所謂的“香港迴歸”之前,進行過怎樣的博弈?今天,我們就將開始講述這一段歷史。

二、中共謀奪香港主權與英中談判

撒切爾夫人訪華時與鄧小平交談。(Public Domain)
撒切爾夫人訪華時與鄧小平交談。(Public Domain)

1971年11月,中共獲準加入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爲了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政權。隨着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利用聯合國奪取香港主權就成爲了中共開始着手進行的工作。對中共來說,要想奪取香港的主權,有兩個難點。首先,根據聯合國大會在1960年通過的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之宣言》,作爲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事實上擁有獨立自決的權利。其次,根據此前英國與清帝國簽訂的各項條約,香港的新界地區是自1898年起被英國租借99年的區域,港島和九龍在理論上則是英國的永久控制區。只要這兩個難點存在,中共就無法奪得香港的主權。

針對第一個難點,中共採取的對策是否認香港的“殖民地”屬性。1972年3月8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表示:“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因此,不應列入殖民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內”。黃華還在信中說,中國政府將“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3月10日,黃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單方面聲明表達了同樣的立場。

同一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分爲五冊、長達1198頁的年度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香港、澳門問題僅僅只在第一冊第64頁的一段中略有提及,引述了黃華的信件,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相關建議。根據聯合國的工作慣例,各委員會推出定期報告的目的在於“紀錄及彙報工作”,這種定期報告一般不會被聯合國大會否決。而在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大會正好表決通過了第2908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執行》,並將通過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年度報告這一慣例行爲直接納入了這項決議,沒有對年度報告中僅佔極小篇幅的香港、澳門問題進行認真審查和討論。就是這樣的疏忽,使得香港和澳門被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移除。聯合國大會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之宣言》就此不再適用於香港,中共的計謀得逞了。而十分諷刺的是,在第2908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執行》中,還有“確認殖民地人民及外國統治下人民爲行使其自決和獨立權而運用一切必要手段進行鬥爭的合法性”這樣明確的表述。(本段論述,參考了黃之鋒、敖卓軒:《港澳不算殖民地?1972年聯合國決議的真相》,《端傳媒》,2016年11月2日)

在中共奪取香港主權的第二個難點上,英國基於現實考慮主動進行了妥協。由於新界的土地佔香港的92%,因此在1997年新界租期滿99年的情況下,英國只能保留香港8%的土地。這樣狹小的土地,將直接導致香港難以運作下去。因此,英國決定將港島、九龍、新界作爲一個整體,與中方進行談判。1979年3月,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與中方首腦鄧小平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互相試探。在會面中,麥理浩提出英方希望在北京同意的前提下於1997年之後續租新界,被鄧小平拒絕。這樣一來,留給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時間就變得很緊迫了。

1982年9月22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與中方就香港主權問題展開了談判。當時,由於中國正執行着1972年以來的聯合西方國家對抗蘇聯的外交路線,而蘇聯又是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最大對手,因此英國從一開始就有意對華妥協。在談判中,鄧小平的態度極其強硬。在與撒切爾夫人談話時,鄧小平表示中國在香港主權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香港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官方喉舌新華社也發佈了強硬的聲明,要求英方必須首先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並大肆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稱試圖保持“不平等條約”的人“只會驚醒中國、英國及全世界的人憶起大英帝國侵略中國的罪惡”。中國方面提出的基本立場,可以概括爲所謂的“十六字解決”,即“收回主權,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維持安定”。當然了,從1997年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來看,所謂的“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維持安定”當然都是空話,僅僅是中共用來欺騙英方和香港人民的伎倆。

撒切爾夫人結束訪華後,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Richard Evans)與中國外交部從1982年10月開始,展開了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首輪談判。由於雙方在香港主權問題上僵持不下,談判一度陷入僵局。1983年6月,撒切爾夫人在香港主權問題上妥協。雙方隨後各自組建代表團,在同年7月開始了第二輪談判。在談判中,中方極力反對香港方面派出代表參加談判,並蠻橫地表示“談判完全是中英兩國之間的事,香港人的聲音則由中國代表”。中國當局的這種無恥做法,事實上完全無視了香港的主流民意。因爲根據1982年3月在香港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僅有4%的受訪者接受香港“由中國直接統治”、15%的受訪者接受“在英國託管下接受中國統治”,卻有70%的受訪者“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這樣的民調結果當然完全不令人意外,因爲香港人這一羣體本來就是由一羣渴望自由的人們形成的。

三、港人無法決定自身命運:《中英聯合聲明》的形成

1984年12月19日,撒切爾夫人與趙紫陽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握手。(Public Domain)
1984年12月19日,撒切爾夫人與趙紫陽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握手。(Public Domain)

然而,由於中方的蠻橫要求和英方的妥協,香港人完全失去了在決定香港命運的談判中列席的資格,只能聽憑兩個大國決定香港人的命運。在英、中兩國的第二輪談判中,鄧小平充分展現了共產極權主義分子兇殘蠻橫的嘴臉,威脅稱如果在1984年10月1日前談不出結果,中國就會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方案。對於英方代表提出的將香港治權、主權分開,英國在1997年後保留對香港的管治權、僅將主權移交中國的方案,鄧小平則發出了類似今日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對臺灣發出的“人滾地留”的叫囂,表示即使“意味着收回一座荒島”也要“完全收回香港”。在鄧小平的流氓外交下,英國代表團不得不繼續讓步,同意在1997年將香港的治權和主權全部移交中國。

在這樣的危難關頭,完全被排除在英中談判之外的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議員出於對香港的責任感,於1984年6月派出鍾士元、利國偉、鄧蓮如三位代表前往北京,試圖進行最後一搏。然而,他們遭到了鄧小平粗暴的訓斥。6月22、23兩日,鄧小平對這些香港議員表示,他們沒有資格代表香港作爲第三方加入談判,並說談判“只有兩腳凳”,“沒有三腳凳”。在談話中,鄧小平也信口開河地說:“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個制度’”——從此後香港的歷史發展來看,所謂的“五十年不變”也好、“一國兩制”也罷,顯然全都是中共的謊言。此外,鄧小平還曾賊喊捉賊地表示,香港議員的行爲是挾持“香港民意”。他的這種說法,可謂是無恥至極。

最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於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表示,英國將會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給中國,而中國則將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1985年5月28日,隨着英、中兩國互換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生效。香港的未來,就這樣在香港人完全缺席的情況下,由英、中兩國決定了。

對於香港人在決定自身命運的談判中缺席這一殘酷事實,有不少熱愛家園的香港人表達了憤怒與失望。1983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期刊《學苑》發表了一篇社論,講出了香港民衆的憤慨:“五百萬人的命運,竟然決定於兩個巨人的角力之下,這是一宗荒唐的買賣,我們只是一部機器,一件貨品,有誰理睬我們的一聲異議?我們的命運,不過是巨人手中的泥團!……波蘭人民告訴我們什麼是爭取,除了自己,沒有人會爲道義而考慮我們的意願。”

就這樣,香港人即將面臨中國共產極權政權的統治,迎接一個令人擔憂的未來。但是,香港人民不會放棄對自由與尊嚴的渴望。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着中國民主運動的聲勢日益浩大,香港民衆也團結了起來,開始爲自己的命運發出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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