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五講 十字路口·中

202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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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五講 十字路口·中 2019年6月4日,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
美聯社圖片

一、六四對香港意味着什麼?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五講《十字路口·中》,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述了中共竊奪香港主權的歷史,及《中英聯合聲明》的形成過程。1972年,新加入聯合國的中共政權利用聯合國大會的疏忽,將香港和澳門從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移除。在這之後,在鄧小平的“戰狼外交”和英國的妥協退讓下,香港代表被禁止出席決定香港前途的談判活動,英、中兩個大國則在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表示英國會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給中國。就這樣,在香港代表全程缺席的情況下,香港的命運被人決定了。

面臨着即將被中國極權主義政府統治的前景,香港人只得爲了自身命運而奮起反抗,並由此引發了1989年香港市民在街頭的大規模抗爭。這次抗爭與同一年北京發生的抗爭息息相關,並導致六四屠殺也成爲了許多香港人記憶的一部分。那麼,爲什麼香港人在1989年的抗爭,會與當時北京發生的民主運動息息相關呢?六四對於許多香港人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呢?要明白這些問題,我們就要先從一件近期剛剛發生的事開始說起了。

今年5月27日,香港警方向歷年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的主辦機構、香港泛民派組織支聯會表示,拒絕向六四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6月3日夜晚,香港警方如臨大敵、嚴密佈防,並對自發點燃蠟燭悼念六四的香港民衆進行了大鎮壓,逮捕了多位市民。在鎮壓行動中,香港警方還曾舉起了紫旗——這面旗幟,是香港警方專門用於在街頭恐嚇民衆的,上面寫有民衆的行爲“有可能構成《港區國安法》的罪行,你們可能會被拘捕及刑事檢控”的字樣。事實上,在此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六四前夕,香港警方曾就維園六四集會對支聯會發出反對通知書——自1989年以來,這是香港警方首次這樣做。這清晰地表明,自2014年的雨傘革命以來,特別是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香港警方已經完全暴露了他們作爲中共及港共鷹犬的實質。

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年以來,香港民衆便有着長年在港島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悼念六四屠殺的傳統。爲什麼對於這樣一場中國民主運動中的慘劇,香港民衆會不斷地進行悼念活動呢?事實上,1989年和六四對於香港的歷史來說,也是重要的一頁。那時的香港民衆,曾試圖通過聲援中國民主運動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我們今天這一講,便將對這一段歷史進行講述。

二、左右互搏的中共統戰術:“民主迴歸論”與親共工商界人士

1989年5月21日,100萬香港民衆走上街頭,聲援八九民運。(Public Domain)
1989年5月21日,100萬香港民衆走上街頭,聲援八九民運。(Public Domain)

如上一講所述,隨着《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的簽署和1985年的生效,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給中國已成爲無法挽回的事實。儘管中方把英國將香港交給中國的行爲稱爲“香港迴歸”,然而,此時的香港主流民意事實上並不支持這個所謂的“迴歸”。根據1982年3月在香港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僅有4%的受訪者接受香港“由中國直接統治”、卻有70%的受訪者“希望香港繼續由英國管治”。面對這樣的事實,香港人當中出現了不同的應對方式。

香港本來就是一座自由之城,它的大部分居民都來源於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爲躲避中國專制政府暴政而逃難的人羣。一部分香港民衆認爲,隨着《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香港淪陷於中國極權主義政府之手已經無法避免,他們所能做的只有流亡。因此,在1980年代,香港出現了一波向外流出的移民潮。在1982—1989年間,總計有15萬港人移居海外。其中,1987年和1988年的外流移民數分別達到了3萬人和4.5萬人,其中包括程序員、系統分析師、會計師、審計師、律師、法官、醫護人員、工程師等大批專業人士。

還有一批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人士,則在此時突然拋出了一個名爲“民主迴歸論”的理論。這批社運、學運人士大多崛起於1970年代香港的“反貪污,捉葛柏”及歷次民衆維權活動,對於香港政府遲緩的民主改革本就有諸多不滿。他們中的許多人因不滿英國人的統治,抱有“反對殖民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從而對中共抱有強烈的幻想,認爲所謂的“香港迴歸”能使香港歸於“社會主義中國”,從而促進香港的民主化改革和社會福利事業。因此,他們提出了於香港主權被移交給中國後在香港實行民主自治的理論,也就是“民主迴歸論”。成立於1983年1月的政治團體“匯點”,便是首個公開主張“民主迴歸論”的組織。

對於這些人士,中共進行了大力的統戰。1983年,一批“民主迴歸派”人士到訪北京,受到了中共的欺騙與蠱惑。在回到香港後,他們便開始非常積極地宣揚起“民主迴歸論”,試圖影響香港社會的輿論。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儘管香港社會中瀰漫着強烈的不滿情緒,但香港民衆始終未能進行大規模的反抗,不得不說與這些“民主迴歸派”的輿論工作有關。1984年1月,香港大學學生會致函中國總理趙紫陽,表示在所謂的“香港迴歸”後希望“堅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趙紫陽於同年5月22日回信,稱“我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香港大學發現趙紫陽許諾民主治港信函》,BBC中文,2014年1月9日)中共高層的這樣一種承諾,使得“民主迴歸派”的士氣更加旺盛。

在1980年代,中共對香港的統戰工作事實上是無孔不入的。除了統戰“民主迴歸派”外,中共也在這一時期與香港社會的工商業企業主展開了合作。一方面,此時剛剛開始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共急需吸引外資,而近在咫尺的港資就是中共重點吸引的對象。此時的香港經濟,正處於產業不斷升級的時期。一批港商受到中共種種優惠政策的吸引,將製造業從勞動力成本更高的香港轉移到了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廣東珠三角地區,從而成爲中國“改革開放”後吸引的第一筆外資。另一方面,中資企業也在這一時期加大了對香港的投資力度。許多中資企業在香港進行融資後,甚至搖身一變成爲了所謂的“香港企業”,再以這一身份利用中國的種種優惠政策北上投資,成爲了中國境內的“外資”。在此過程中,這些中資企業也和香港的金融、服務行業進行了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中共與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便擁有了龐大的共同既得利益,甚至不少中資企業與港資企業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了。而在這些與中共產生了利益綁定的香港工商界人士中,不少人自然便淪爲了親共人士。

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在被中共以經濟利益統戰的香港工商界人士中,相當數量的人士成爲了此後香港本地政治中的“建制派”;在被中共以意識形態統戰的“民主迴歸派”中,相當數量的人士此後成爲了香港本地政治中的“泛民派”。從表面上看,建制、泛民兩派的政治觀點是對立的。但是,中共無孔不入的滲透與統戰,卻在20世紀80年代同時從這兩方面入手,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左右互搏”的局面。

三、“民主迴歸”泡影的破滅:六四與香港

1989年6月4日,20萬香港民衆在跑馬地進行黑衣素服集會。(Public Domain)
1989年6月4日,20萬香港民衆在跑馬地進行黑衣素服集會。(Public Domain)

1989年4月,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以北京爲中心,在中國各大城市爆發了。不少香港“民主迴歸派”人士看到了通過響應這一運動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而反過來促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的可能。大批香港民衆則意識到,如果不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那麼當已經無法避免的“香港迴歸”到來時,香港的主權將落入恐怖的極權主義中國手中。因此,爲了香港人的未來,上百萬香港民衆走上街頭,投入了聲援八九民運的抗爭中。

5月20日,面對北京洶湧的抗議人潮,中共宣佈了戒嚴令。消息傳到香港,5萬香港民衆於同一天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並在風雨中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示威,抗議中共的戒嚴令。次日,上百萬民衆走上了街頭,以民主派人士司徒華爲主席的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也在同一天成立。5月24日,支聯會在維園進行了要求李鵬下臺的10萬人集會。到了5月28日,上街遊行聲援八九民運的香港民衆人數達到了驚人的150萬,而當時香港的人口一共是約560萬——這樣規模的遊行,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爭中才重新出現於香港街頭。

然而,北京的情形卻急轉直下。1989年6月3日晚,在鄧小平的命令下,中共軍隊衝入北京城,用坦克和子彈對抗議的市民和學生進行了持續到次日的大規模屠殺,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六四屠城,將規模浩大的八九民運血腥地鎮壓了下去。憤怒的香港民衆,於6月4日在港島的跑馬地進行了20多萬人的黑衣素服集會。然而,這樣的集會,無法改寫已然發生的事實。中共在全世界媒體的攝像機面前公然出動坦克屠殺北京市民和學生,清晰地向香港人民傳遞着這樣的一個事實: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掌權,無論是實行毛式社會主義路線還是“改革開放”路線,中共的本質都沒有任何改變,這個組織一直是一個殘殺民衆、血腥鎮壓人民的極權主義犯罪團體。從這一天起,許多香港人覺醒了——所謂的“民主迴歸論”,不過是一個夢幻泡影。中共作爲一個共產極權主義團體,是不會進行民主改革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在本質上和毛澤東掌權的中共沒有任何區別。

這樣一來,一個極其可怕的前景就被擺在了香港人民面前:所謂的“香港迴歸”已經進入了倒計時。香港人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面對這個必然到來的黑暗結局?促進香港本身的民主化改革,建立堅實的香港民主政治體系,是一個有效的對策。然而,香港政府在民主化改革方面的滯後,卻使實行這一對策的時間窗口變得異常狹窄。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來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那麼,究竟爲什麼香港的民主化改革會如此滯後呢?它背後的原因,又是否僅僅是因爲英國人不願意給予香港人民主的權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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