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六講 十字路口·下

20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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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六講 十字路口·下 1985年的香港立法局。
(來自HK01)

一、英國人真的不想給予香港民主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六講《十字路口·下》,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述了1980年代中共對香港無孔不入的滲透,以及因這種滲透而產生的“民主迴歸論”思潮和香港親共工商界羣體。隨着《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的簽署和在1985年的生效,香港將在1997年淪入中共之手已成爲無法避免的悲慘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民衆通過聲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式,試圖避免自己在1997年落入共產極權政府的統治。1989年,上百萬香港民衆走上街頭,對中國的八九民運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然而,六四大屠殺的槍聲卻使這次聲援無果而終。這次屠殺清楚地告訴了香港人民一個事實:無論是否實行“改革開放”政治路線,中共的本質都沒有任何變化,都是一個極度嗜血殘暴的極權主義犯罪集團。

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民主化改革建立堅實的香港民主政治體系,就成爲了一個抗擊中共的對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香港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依然是嚴重滯後的。在英治時代,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爲什麼會進行得這麼緩慢呢?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先從近年來發生的一件事開始說起。

去年12月15日,中國外交部舉行了例行記者會。在這次記者會上,有記者就此前一日英國外交大臣拉布稱香港“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一事進行了提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回答這個提問時,厚顏無恥、信口開河地說了如下的一段話:

“在英國對香港長達150多年的殖民統治當中,歷任港督都是由英國委任的,香港沒有民主,港人也從未享有真正的自由……英方現在打着所謂民主、自由的幌子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法治,這是殖民者操弄雙重標準爲他國添亂、添堵的慣用伎倆。香港‘迴歸’後,香港居民才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廣泛自由。”

汪文斌發表這段言論時,中共和港共正在通過“國安法”在香港實行紅色恐怖。他所說的“香港迴歸後,香港居民才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廣泛自由”,可以說比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言論還要可笑。不過,汪文斌這段言論中的一個論點,還是值得探討一下的:在英治時代,英國人真的不想給予香港民主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在歷史中尋找答案了。

二、通往立法局議員選舉的漫長道路

香港政府關於1985年立法局選舉的海報。(來自《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
香港政府關於1985年立法局選舉的海報。(來自《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要首先將時間前移到20世紀40年代。

如本系列的第八講所述,在二戰結束後,第二十一任港督楊慕琦曾計劃進行民主改革和種族政治平權。儘管英國政府在1947年7月從原則上批准了這項計劃,但該計劃卻被政治立場相對保守的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否決了。儘管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的英中交涉中,雙方仍然談到了在香港進行民主化改革的問題。

根據英國在近年來解密的檔案記載,1958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會見英方訪華人員時,曾經說出過這樣一段話:“任何將香港編成自治領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爲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曾向英方提議,應當在香港的新界建立一個自治政府,而這一提議碰觸到了中方敏感的神經。1960年10月29日,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會見香港親共工會代表時,說出瞭如下一段話:“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但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新界。”(《爲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輔仁文社,2014年1月11日)

在中國當局如此氣焰囂張的威脅之下,英方不得不在香港民主化的問題上作出謹慎的考慮。中方心知肚明的一點是,如果英國在香港進行民主化改革,那麼香港作爲英國的殖民地,將會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最終則很可能走上獨立自決的道路,正如20世紀60年代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那樣。如果這樣的話,中共就將很難再吞下香港了。因此,中共一方面通過周恩來和廖承志赤裸裸的口頭威脅阻止英方在香港進行民主化改革,一方面又在20世紀70年代在聯合國上下其手、阻止香港人民獲得自決權。在英方看來,香港是一處軍事上不易防守的海濱區域,難以進行長期堅守。因此,在香港民主化的問題上,英方長期採取了儘量避免得罪中共的方針。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間,英國高層一致認爲,“若英國讓香港人普選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中國必定強烈不滿”,並導致中方提前佔領香港。

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的政治體制依然是由港督和行政高官裁斷大事的“行政主導”,理論上代表民意的立法局中沒有由民衆投票選舉出的代表。唯一擁有部分民選議員的機構,則是每個月召開會議,負責服務相關法律的修訂及財政事務的市政局。在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市政局僅有兩名民選議員,此後民選議員數量不斷增多。到1973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改組市政局,將市政局議員人數定爲24名,其中12名爲委任議員、12名爲由不超過香港總人口12%的選民選出的民選議員。客觀地說,這樣的政治體制,無疑是相當缺乏民主因素的。

由於政治改革進程緩慢,直到1982年,香港政府才進行了民主化改革的下一步動作。這一年,香港政府開放了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在香港18個行政區的490個區議員議席中,開放了132個民選議席。而在這之前,區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的。接着,在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Edward Youde)任上的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發佈了《代議政制綠皮書》,提出在1985年以間接選舉的方式選出立法局裏57個議員中的24個,其中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各自選出12人。選舉團的人員構成,包括所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按:區域市政局於1985年設置)和區議會議員。所謂功能組別又被稱爲“功能團體”,由指定的部分商會和行業構成。此外,《綠皮書》也提到將在1991年實現行政局的部分議員由立法局推選。然而,由於在同年10月的行政局會議上,部分立場較爲保守的商界人士反對推行立法局議員直選。因此,香港政府於1984年11月21日發佈的《代議政制白皮書》中,又提出將會到1988年纔會考慮實行立法局議員直選。

三、姍姍來遲的立法局議員直選

1991年,民主派李柱銘、何俊仁呼籲民衆投票。(來自“香港舊照片”網站)
1991年,民主派李柱銘、何俊仁呼籲民衆投票。(來自“香港舊照片”網站)

1985年9月26日,香港進行了歷史上的首次立法局選舉。在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中,有7名是民主派人士,包括法律界的李柱銘與教育界的司徒華。不過,在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中,商界人士則有着明顯的非民主派立場——這一現象,與中共對香港工商界人士的統戰是相關的。

1986年12月,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因突發心臟病不幸逝世。尤德的繼任者,爲來自英國外交部的“中國通”、第二十七任港督衛弈信(David Wilson)。在香港歷史上,衛弈信也許是最不受歡迎的一任港督——因爲在對中共的交涉中,他的態度實在過於妥協了。而在中共即將於1997年控制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改革迫在眉睫的時候,衛弈信的改革步伐又邁得實在是太小了。

1987年4月9日,衛弈信就任港督。在就職典禮上,衛弈信表示政治制度改革應該“審慎從事,珍惜安定,循序漸進”,從而“有利吸收投資”。同年5月27日,香港政府發佈了《代議政制發展綠皮書》,向香港社會諮詢是否應當在1988年進一步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以及是否應該在那時在立法局中引入議員直選制度——這一制度改革,被稱爲“八八直選”。民主派人士爲此進行了四次具有公信力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45%—55%的受訪者支持“八八直選”,反對者則僅有8%—12%。此外,上萬名民衆也於1987年9月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爭取八八直選集會”。11月,香港政府設置了民意彙集處,用於蒐集民衆對“八八直選”的意見。香港的親共勢力和中資公司隨即聞風而動,印製了樣板信件,裏面全都是一模一樣的反對“八八直選”的內容。結果,在香港政府蒐集到的意見書中,有67%表示反對“八八直選”。令人噴飯的是,在所有94270份反對意見中,足足有73767份是預先印好、完全相同的樣板信件。更令人噴飯的是,衛弈信政府竟然將這73767份一模一樣的樣板信件,算作了73767個“反對意見”。這樣一來,衛弈信政府便在1988年2月11日發佈了《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表示不會進行“八八直選”,而是將在1991年纔會在立法局中設置部分直選議席。

經此一役,民主派士氣大跌,親共派則進行了全面出擊,並得到了中資公司的資助。在1988年9月22日的新一屆立法局選舉中,民主派大敗。不過,在接踵而來的1989年,上百萬香港民衆走上了街頭聲援八九民運,中共發動的六四大屠殺則驚醒了香港民衆。因此,在1991年9月12日—15日舉行的立法局選舉中,民主派大獲全勝,在18個直選議席中拿下了16席。爲了形成對民主派的議會多數,衛弈信竟然委任了18名商界反民主派人士進入立法局。這些商界人士,代表了香港政壇中親中共的建制派力量。從這時開始,香港議會政治中建制派和民主派二元對立的格局就形成了。這一格局,直到2020年11月香港立法會民主派總辭的發生才宣告徹底終結。

第二十七任港督衛弈信。(來自維基百科)
第二十七任港督衛弈信。(來自維基百科)

由於衛弈信對中共不斷妥協退讓,倫敦方面對他失去了信心,決心不再讓他繼續擔任港督。1992年7月3日,衛弈信離開了香港。六天以後,新一任港督、也是最後一任港督到任,他便是英國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到這時,距離中共奪取香港已經只剩下五年,處在十字路口的香港陷入了空前巨大的危機中。這個略微發胖、和藹可親,被香港人稱爲“肥彭”的末代港督,究竟能否力挽狂瀾,在1997年那黑暗的一刻降臨之前,在香港儘量留下民主與自由的種子呢?事實上,作爲歷史上最受民衆歡迎的港督之一,彭定康非常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在香港英治時代的最後五年,香港迎來了到目前爲止最後一個輝煌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就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彭定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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