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二十五讲 黑云压城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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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二十五讲 黑云压城 立法院长游锡堃(左)、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右)到场向林荣基致意。
(记者 黄春梅摄)

一、香港政治局势的迅速恶化:林荣基为什么会流亡台湾?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讲述第二十五讲《黑云压城》。

在上一讲中,我们回顾了2016年2月农历新年之际的鱼蛋革命,以及鱼蛋革命之后青年世代在香港政坛的崛起。在鱼蛋革命后,本土派、自决派和激进民主派的民间声望日渐崛起,许多新生的青年政团如同雨后春笋般生长了出来。在铜锣湾书店事件曝光之后,香港民众对于中国的疏离感也变得越发强烈。因此,在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激进民主派、自决派和本土派一举拿下8个席位。面对香港政坛当中出现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中国当局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一场大规模政治清算和镇压随之展开,并导向了“送中条例”的推出。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回顾这场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过程。

在讲述大历史之前,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吧。

2019年4月底,在反送中运动的大规模抗争爆发前夕,一个消息震惊了香港社会: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人公之一、这间书店的负责人林荣基宣布流亡台湾。5月13日,林荣基在台北举行了名为《开个书店有那么可怕吗?》的讲座,并在讲座中呼吁台湾政府延长他的居留期限。(《台湾移民署同意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台停留期限延长两个月》,法广,2019年5月14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6月时,林荣基还曾在香港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他被中共绑架和胁迫的经历。但仅仅三年之后,他已经不得不逃离香港了。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得林荣基如此担忧呢?香港的政治局势,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呢?要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了。

二、大规模DQ议员:大镇压的第一步

2016年10月,梁颂恒与游惠祯在立法会内展示“香港不是中国”横幅。(来自维基百科)
2016年10月,梁颂恒与游惠祯在立法会内展示“香港不是中国”横幅。(来自维基百科)

如前所述,在2016年9月4日进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激进民主派、自决派和本土派拿下了8个席位。此外,在传统民主派中,也至少有4名当选议员拥有倾向自决派和本土派的立场。这样一来,立法会中就有超过六分之一的席位,成为了传统建制、民主两派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囊中之物。

第三势力在大量当选后,很快就与当局展开了一场斗争。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立法会议员在就职时,必须朗读“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这样一段话。2004年,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立法会议员在进行就职宣誓时,需宣读完整誓词。而对于锐意进取的第三势力议员来说,公开宣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是不能接受的。

2016年10月12日,在进行宣誓时,一场冲突开始了。激进民主派议员梁国雄在宣誓前后,呼喊了要求中国人大常委会撤回引发雨伞革命的2014年“八三一决定”的口号;自决派议员刘小丽以极慢的速度进行了宣誓;自决派政党香港众志议员罗冠聪在宣誓前激昂地表示:“我是绝对不会效忠于残杀人民的政权,我定会坚持原则,用良知守护香港”;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议员梁颂恒和游惠祯则用英文进行宣誓,将英文的“China”一词读成与“支那”相近的发音,并展示了写有英文“香港不是中国”(Hong Kong is not China)字样的标语;此外,民主派议员姚松炎则在宣誓时加入了“定当拥护香港制度,争取真普选,为香港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字句。事后,这六名议员的宣誓都被立法会主席和秘书长裁定为无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大常委会在11月7日又一次进行了“释法”,表示“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并规定被确定为所谓“无效宣誓”的誓词“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也就是说,这六名议员丧失了议员资格。按照香港政界使用的术语,他们遭到了“DQ”,也就是英文“褫夺资格”(disqualification)的缩写。

三、黑云压城:香港当局清算雨伞革命及鱼蛋革命参与者

台湾独立书店门口放置撑香港连侬墙。(记者 黄春梅摄)
台湾独立书店门口放置撑香港连侬墙。(记者 黄春梅摄)

六名民主派、自决派和本土派议员遭到DQ,只是这场大镇压的第一步。随着特首的更换,更大规模的镇压随之展开。2017年3月26日,香港进行了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这次选举依然由建制派占据优势的选举委员会把持,共有1194名选举委员会成员进行了投票。最终,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在这次选举中,林郑月娥的最大对手是被人视为温和建制派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尽管曾俊华在社会中拥有不小的声望,却仍然只获得了365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早在201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曾在深圳与香港建制派头面人物会面,传达了“中央已决定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的人选”的旨意。(《【特首跑马仔】张德江南下深圳传话 消息人士:张称林郑是中央唯一支持的特首人选》,明报新闻网,2017年2月6日)因此,林郑月娥当选的原因,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果然,林郑月娥在上任的第二天,就对参加过雨伞革命和鱼蛋革命的香港人展开了镇压。2017年3月27日,警方起诉了“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以及一大批民主派政界人士和学运领袖。他们被起诉的原因,都与参加雨伞革命有关。在这之后,对在雨伞革命中被捕的人们,香港当局也进行了广泛的检控,将上百人定罪。对于鱼蛋革命的参与者,镇压更加严酷,当局使用了最高刑期可达10年的“暴动罪”,将23人判处长期徒刑。2018年5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鱼蛋革命的领袖之一梁天琦“暴动罪”和“袭警罪”罪名成立。与梁天琦在同一天被判处“暴动罪”的卢建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青年,曾积极参加鱼蛋革命。在法庭上,他向人们流泪呼吁“帮我照看住香港,好吗?”(按:原话为粤语“帮我睇住香港,好冇?”)感动了成千上万的香港人。6月11日,梁天琦和卢建民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7年。

同年6月4日,因为在被DQ之后曾试图进入立法会议事厅,曾当选立法会议员的梁颂恒、游惠祯被以“非法集结罪”判刑四周。事后,梁颂恒进行上诉,游惠祯则入狱服刑。到2019年,更多人被香港当局判处了徒刑。2019年4月,一批发起“占领中环运动”的人士被判刑,“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都获得了16个月的刑期。5月16日,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判入狱服刑两个月。一时之间,香港进入了风声鹤唳、黑云压城的状态。

在大批本土派、自决派和民主派议员被DQ,雨伞革命和鱼蛋革命的参加者纷纷被捕入狱、许多人被判处重刑的情况下,中国和香港当局面前似乎已经没有对手了。现在,他们好像可以不受阻碍地在香港为所欲为了。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暂时沉默的大多数——数以百万计的香港人,正处在短暂的蛰伏期。很快,他们就将行动起来,以山呼海啸之势挺身反抗,捍卫自身的自由与尊严。而一根导火索,就在这时被点燃,这就是引发反送中运动的“送中条例”。

四、通往反送中之路:“送中条例”的推出与香港人的初步反抗

2019年6月6日,香港法律界率先发起静默“黑衣游行”。(美联社)
2019年6月6日,香港法律界率先发起静默“黑衣游行”。(美联社)

“送中条例”的正式名称,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它的起因,与一起发生在台湾的凶杀案有关。2018年2月,一个名叫陈同佳的香港男子在台湾旅游时,杀害了他的女友潘晓颖。事后,陈同佳潜逃回港,并被香港警方拘捕。然而,由于香港当局实行的《逃犯条例》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情况——由于香港当局紧随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香港的《逃犯条例》也就不适用于台湾。换言之,在台湾犯下杀人罪行的陈同佳,无法被香港当局送往台湾受审。

这样一来,本来是港台之间司法纠纷的陈同佳案,就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事实上,此前台湾曾多次试图与香港建立逃犯引渡机制,但都被香港当局拒绝了。然而,在陈同佳被捕后,香港当局却开始大做文章。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早在2017年的前
后,中共的中纪委就已经在推动修订香港《逃犯条例》了。(“Special Report: How murder, kidnappings and miscalculation set off Hong Kong's revolt”, Reuters, December 20,2019)对于香港当局来说,陈同佳案无疑是他们借机修订《逃犯条例》,建立起中港之间移交逃犯机制的好机会。2019年2月12日,一批建制派人士与潘晓颖的家属共同召集了记者会。建制派人士在记者会上表示,现有的《逃犯条例》“漏洞”需要被“堵塞”。2月13日,香港当局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的草案,并且只给出了短短20天的公众咨询期。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是一个政治迫害不断的极权主义国家。

如果在中港之间建立起移交逃犯的机制,那么被中国当局用政治名义定罪的香港居民,将会面临被公开送往中国公安手中的巨大危险。因此,香港社会各界开始自发地动员了起来,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很快,在商界人士的抗议下,当局将几种经济罪从可引渡罪行名单中剔除,但这样的修订仅仅只是照顾了商界人士,根本无法平息人们的愤怒。3月15日,香港众志的一批成员来到政府总部外,抗议《逃犯条例》修订,并遭到了镇压,有9人被捕。当局的镇压,只会激发更多人走上街头。在3月31日和4月28日,曾发起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先后发起了两次游行。根据民阵公布的数据,3月31日的游行有上万人参与,4月28日的游行则有超过13万人参与。对于《逃犯条例》修订案,香港民众形象地将它称为“送中条例”。而抗议“送中条例”的活动,就被称为“反送中”。

在民众不断示威抗议的情况下,香港当局却继续推动着“送中条例”。2019年4月3日,《逃犯条例》修订案在立法会完成了首读。5月11日,在立法会内,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围绕“送中条例”爆发了激烈的打斗。在混乱中,民主派议员范国威因被建制派议员推撞倒地受伤。在5月,香港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也广泛地自发动员了起来,超过200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发起了反对“送中条例”的大型联署活动。6月6日,3000名法律界人士身着黑衣,进行了抗议“送中条例”的游行。这样,香港民众的自发动员已经充分展开。大规模的反抗,已经一触即发。

终于,在2019年6月9日,103万人走上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送中游行。一场革命,像火山一样以前所未有的烈度爆发了。

波澜壮阔的反送中运动,就在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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